在浩若烟海的朝鲜战争史料中，有一个细节也许并不那么引人注意：当年，彭德怀坐着一辆小汽车孤军深入，成为志愿军真正意义的“先锋部队”;而这辆小汽车的司机刘祥、陪同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便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深秋入朝

　　1950年10月19日黄昏时分，中朝边境的小城安东(今丹东)乌云密布，飘着微微细雨。鸭绿江大桥边，有一个简单的送行仪式：“到了江口上，邓华、洪学智、解方、韩先楚、杜平等几个送行的13兵团首长，有几个人在江边和彭总握了一下手，我们马上上车就走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一间办公室里，86岁的杨凤安老人至今仍能清晰地向本刊记者回忆起60年前的那一幕。杨凤安是河北人，解放战争后期到彭德怀身边任军事秘书。

　　杨凤安说，用“行色匆匆”来形容10月19日这一天的彭德怀，再恰当不过：拂晓时分，彭德怀离开北京饭店直奔西郊机场;9点左右，专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彭德怀和高岗立即驱车去东北军区司令部，研究确定部队入朝开进的部署;当天下午，在4架米格-15战斗机的护航下，他和高岗又乘里2-型飞机，抵达安东机场。

　　“下了飞机，我就看到一帮人围着一个首长，然后他就坐到我车上了，表情一直挺严肃的。我一看，心说这么凶，这么威风，心里就有点慌。说实在的，那时候我连个团长都很少见到，我只知道这肯定是个大官，但到底有多大，我也没概念。”刘祥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是驻苏家屯的13兵团某汽车班的班长，前一天夜里接到通知，让他到团里去一趟。“通知我的人让我把东西带着，到连部去打包，谁也不要惊动。”到了沈阳，才告诉他，要开小轿车到机场接一位首长。

　　时隔60年后回忆，刘祥笑着承认，当初听到任务，他是“强烈地抵触”。1931年出生的他，从“辽沈战役”时期开始开车，“都是大卡车给前线送炮弹”，后来“从东北一直开到了海南岛”。

　　于是，杨凤安与两个警卫员，与彭德怀一道，就坐上了刘祥开的“嘎斯69”，穿越鸭绿江大桥。通讯处长崔伦带着一部电台、两个译电员和三个报务员，坐一辆大卡车紧随其后。杨凤安说，当时车旁是齐刷刷的部队，车上的彭德怀，还没来得及换上人民军将军服，仍身着从西安出来时穿的旧呢子黄军装。而刘祥只记得那位陌生的“首长”一路上都紧锁眉头。

　　车子很快穿过了鸭绿江大桥，到达新义州。“新义州那时候黑糊糊一片，到处被炸得乱七八糟的。”杨凤安回忆，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汽车停在一个十字路口，这时才发觉在安东匆忙上车时，没有把翻译带上。“人生地不熟，这语言也不通，我们正在着急的时候，几个朝鲜人民军来了，一问，是他们的外务相朴宪永派来接我们的。”

　　“他们肩上都扛着大牌子，可能是将军，后边跟着好几个人。将军就到彭老总跟前敬个礼，让彭老总下车，坐他的车。彭总摆手不坐，说‘走吧’。”刘祥说。来的人是新义州委员长，在他的办公室，彭德怀与朴宪永见了面。几天前，朴宪永曾专程到沈阳向彭德怀介绍了朝鲜的战局，他介绍，金日成正在熙川附近一个隧道的客车厢里指挥。

　　“彭总当时非常着急要和金日成首相见面了解情况，否则几十万大军过去怎么打仗?结果我们到了新义州之后，他们说和金日成也联系不上了，这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杨凤安回忆。因为美军还在头上不断地轰炸，“我们就没有再往前走，决定沿着鸭绿江，先到水丰发电站，那个地方和前方有通信联系”。

　　当天晚上，这一行人住在朝方准备的小房子里。刘祥还记得，小房子的地铺烧得挺热乎的，“我跟警卫郭洪光商量，把老总的被子给铺在炕头上，可是老总进来一摸说：‘不行，让小刘过来，小刘你年岁小，睡在炕头上!’所以我睡热炕头，那一头是郭洪光，我们俩夹他一个人。我还想，这首长看着挺凶，实际怎么这么和蔼啊!”

　　第二天早上，刘祥说他早早地就起了床，发现门外还有一圈的岗。“此时有几个朝鲜人民军的人要见首长。杨凤安引着几个人去见首长了，我就和等候在外面会说汉语的副官聊天。聊着聊着，这个副官说，‘彭副司令的身体还挺好的’。我惊了一下，这才知道原来和我挤一个炕头睡了一晚上的首长是彭德怀!”

　　突然受命

　　1950年10月1日，彭德怀参加了西安的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他检阅了第19兵团7000多名指战员和22万群众，这次庆祝大会上最响亮的口号就是：“保卫新生的祖国，反对美国侵略朝鲜。”但对此时驻守在西北的彭德怀来说，朝鲜似乎还显得有些遥远。

　　“我们那时驻守大西北，西北的土匪还有好多，剿匪还没剿完呢，压根儿没想到后来会去朝鲜战场。”杨凤安坦言，当时彭德怀住在西安城区鼓楼北面，办公室也是他的宿舍。他和浦安修住在会议厅东侧的小房子里，杨凤安就住在正厅西边的小屋里。

　　杨凤安回忆，朝鲜战争打响后，彭德怀曾要杨凤安给他找一幅朝鲜地图。杨凤安跑了西安的很多书店，才买到一幅朝鲜概貌图，挂在彭德怀卧室兼办公室的墙上，并每天报告朝鲜战局的情况。但他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怎么恢复西北的生产发展上。

　　1950年10月4日，彭德怀召开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这时中办来了一个人，说有急事找彭总。当时会还在开着，彭老总正在讲话呢，我说：‘北京来人了，到北京去有事’。”

　　杨凤安回忆，彭德怀当时“啊”了一声，显然有些意外。接他的人也不多说，就说中央有个会议，毛主席让立即把你接到北京，要马上听一听你的意见。“此时已接近中午12点，彭总马上散会，简单吃点饭就准备起程。”

　　时隔多年回忆，杨凤安说，当时彭老总根本没意识到会调他到朝鲜战场，临行前，他还特地问了句：“西北剿匪的文件资料要不要带上?”彭德怀考虑了一下，认为中央是让他过去汇报西北的经济建设问题，所以要求负责经济的秘书张养吾带好资料随他一起去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才发现会议主题是讨论出兵援朝问题，而会议中总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回到北京饭店，彭德怀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杨凤安说，后来因“反党”罪名被关押的彭德怀在“交代材料”中曾写道：“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了一晚上，他倾向于同意出兵。

　　10月5日上午，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车去中南海。“毛主席等于就在彭老总面前点了他的将了，彭总想了一下说，他服从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决定。”下午开会的时候，两种意见仍然相持不下。彭德怀表态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做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为10月15日。

　　“彭老总到了北京，才发现情况不是他原来预想的，所以他赶紧往西安打电话，让我过去跟他会合。”杨凤安回忆。

　　杨凤安说他赶到北京，并没有与彭德怀接上头——心急如焚的彭德怀已经飞赴沈阳。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办公室里，一位工作人员交给杨凤安一个金属四方盒子，里边放着一个公章，杨凤安仔细一看，上面赫然刻着几个大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这才意识到，彭老总又要挂帅出征了。”

　　拿上“帅印”，杨凤安也赶飞沈阳，可还是没见到彭德怀。原来，10月11日晚上，彭德怀突然接到毛泽东要求他回北京的电报，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方面表示空军没准备好，不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于是，彭德怀和高岗又赶回了北京。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再次就出兵问题展开讨论，最终仍决定出兵。

　　“等彭老总再从北京回沈阳时，我才见到他。”在沈阳和平街1号交际处，杨凤安说他还见到了一位身份特别的年轻人，他就是毛岸英。“我那时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觉得这个年轻人和蔼、稳重，也很有风度，挺平易近人的。”1950年10月7日晚上，毛泽东特地设家宴为彭德怀送行。在这次家宴上，毛泽东把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的长子毛岸英交给彭德怀，毛岸英于是成为第一个报名的志愿军战士。

　　坑道中总是充满着琴声和笑声。坑道中总是充满着琴声和笑声。

　　“光杆司令”

　　时隔60年再回忆，杨凤安最大的感受就是，“到了朝鲜那边一看，情况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迎面而来的第一关是与金日成的联系都成了问题。“我们走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到了水丰发电站，还是联系不上金日成。一直到了20日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才联系上。”杨凤安说，此时金日成已经转移到了平安北道的北镇附近，因为在白天飞机轰炸得很厉害，所以一直等到黄昏，一行人才又开始动身。

　　于是，朴宪永的车在前面带路，一小一大两辆车紧随其后，沿着鸭绿江往东驶去，细雨此时已变成了小雪。

　　沿路那些惊慌逃难的朝鲜老百姓给杨凤安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有的头顶着东西，有的背着孩子赶着牛车，我们往里面走，他们向咱们鸭绿江这边跑，路都被挤满了，所以车走得很慢。突然路旁的朝鲜老百姓高喊一声，提醒敌机来了，几秒钟后，果然听到敌机的隆隆声，接着炸弹爆炸声、敌机上的机枪扫射声连成一片。”“路上也有不少撤退的朝鲜人民军战士，全是丢盔卸甲的，看着挺惨，再看咱们的部队跨过鸭绿江，那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当时才19岁、正年轻气盛的刘祥回忆。

　　前面带路的朴宪永坐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华沙牌轿车。“朝鲜司机对路比较熟悉，所以把车开得很快，我们对地形不太熟，另外也考虑到彭总的安全，所以开得稍慢一些，前面的小轿车走一段就停下来等一段。彭老总着急和金日成会面，我们就和朴宪永商量，后来彭老总就上了他的车。”

　　10月21日早上6点多钟，两辆小车来到东仓和北镇之间的小村庄大洞附近。进入山区小道，道路非常崎岖，不远处有木栏杆拦住通道，金日成已站在这里等候。彭德怀下了车，急步走上前，金日成也快步迎上，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放下。之后在简陋的临时办公室里，彭德怀与金日成迅速切入主题。彭德怀问：人民军现在的兵力还有多少?金日成坦率地说：“这我对别人不说，但不瞒你彭总司令(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我现在已仅仅有3个多师在手上。”

　　杨凤安回忆，麦克阿瑟策划的仁川登陆以后，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被切断在“三八线”以南，而就在彭德怀与金日成会面的前一天，美军空降兵第187团1000多人在平壤以北的肃川、顺川地区实施空降，麦克阿瑟称此举目的是要包围从平壤向北撤退的北朝鲜士兵和官员，“所以那个敌人就肆无忌惮的，如入无人之地，甚至以整连的兵力分头沿着公路向鸭绿江边前进”。

　　更让他们不安的是，跟随他们的电台也一时失去联系。原来，当刘祥驾驶的嘎斯车与朴宪永乘坐的华沙车会合后，两辆小车加快速度，后面的装有电台的卡车渐渐被甩在后面。而金日成也没有带电台，杨凤安突然意识到，眼下，彭德怀的安全都成了问题，“这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此时的彭德怀上不通中央，下不联部队，急得在屋里踱来踱去。下午，他索性跑到房后小山头上去瞭望，希望能发现志愿军的先头部队，可是看见的仍是背着各式包裹、沿着山路向北逃难的人群，“他回到屋里，气呼呼地坐在土炕上说：我现在真正成了个光杆司令了!”

　　此时时刻，身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手下只有4个兵：司机刘祥、参谋杨凤安和警卫郭洪光、黄有焕。“彭总根本没带武器，我们连个手榴弹都没有，只有两个警卫员，两支破驳壳枪，让敌人发现了毫无办法。”杨凤安至今想起来还是一阵后怕。事实上，南朝鲜第6师主力已经占领熙川，正向温井冒进，其中一个团已经绕到他们的后方。所以，曾经有人评论，彭德怀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排头兵，实不为过。所幸朝鲜多是狭窄的山地山路，公路没几条，美军机械化部队主要沿着公路深入，一时也很难发现隐蔽在山谷里的对手。

　　黄昏时分，载有电台的卡车终于出现了。杨凤安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跟丢后走到南边去了。“到了龟城，他们发现(北朝鲜)老百姓哗啦啦地往这边跑，敌人已经往这边来了，见势不对，扭头又往北来。”通讯处长崔伦安好电台后，彭德怀异常高兴，立即向毛泽东、高岗和邓华发了第一封电报。

　　电报发走后，还是等待。“我那时候也很着急，我没事就跑到沟口那儿，朝我们部队来的方向看。”杨凤安向本刊记者回忆，这几乎是他平生最难熬的几十个小时。10月23日，炮声由远及近，成群的美机低空掠过。大洞的志愿军指挥所仍然只有寥寥数人，另有朝鲜代表朴一禹带来的人民军，一个十几人的警卫班。

　　“23日黄昏，路口出现了咱们志愿军的服装。我看到后，赶快告诉他们：彭老总就在沟里边。”来的是40军118师的师长邓岳和政委张玉华，他们带着1.3万多人已到达沟口。因为当时规定军、师电台不准开机，“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既无上级指示，又无友军通报”，所以他们也陷入一团迷雾中。邓岳和张玉华是乘吉普车朝山沟内几间茅草屋开进，不想意外地找到了彭德怀。

　　“彭老总见到他们，也是非常高兴，还亲自给他们倒水喝。邓岳告诉彭老总，这里很危险，彭德怀爽朗地说：你们来了，我还危险什么!”细心的杨凤安注意到，这是彭总过江来第一次这样轻松。

　　较量

　　“在新安洲到元山以北有一道大山，毛主席在国内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那个地方组织防御，敌人来了先打一些小的歼灭战;等我们军队改善装备、有了经验后，再夺取平壤。”杨凤安回忆。可是彭德怀与金日成会面后才知道，敌人实际上早已越过这道防线了。

　　所以彭德怀马上改变了作战方针。“他部署部队到温井隐蔽起来，敌人过去不管它，敌人后边来了以后你把它截住，所以第一次战役，实际上敌人稀里糊涂地就被我们打败了。”所以第一次战役实际上是打了一次伏击性的遭遇战。在此之前，彭德怀规定各部队要控制电台，封锁消息，严密伪装，部队的番号、指挥官姓名、部队部署等一切高度保密。“部队夜间行军，白天停下，所以敌人根本没发现我们的20万大军。结果一开打，他们就被打得晕头转向。他们说是兵从天降，赶快收缩，我们就边追边歼。”

　　“第一次战役，我们打垮了韩军第3师、第6师，歼敌1.5万余人。更重要的是，把美国所谓的起家的骑兵1师，王牌部队，歼灭了将近一个团。”杨凤安回忆起来，还是忍不住的自豪之情。

　　正在志愿军势如破竹、乘胜追击时，彭总在作战室中突然命令：“各部队停止追击!作战室的人都愣住了，我也很纳闷。”杨凤安回忆。

　　“彭老总跟大家说，他感到我们主力再继续打的话，可能就暴露了，下次战役就不太好办了。另外，麦克阿瑟错误地估计了我们的出国兵力，认为我们过江的部队人数不多，只不过是一支象征性的部队，这个人狂妄得很，又求胜心切，肯定会卷土重来。我们就故意撤退，表示我们胜了，不想继续打了，实际上是引诱敌人进入我们的预定战场，再合围歼灭之。”

　　彭德怀的想法得到了邓华和洪学智的赞同。“第二次战役，我们用少数部队在前边，间接抗击敌人，敌人小股部队来了我们就歼灭他，敌人大部队来了后，我们打一打就往后退，退的时候还故意丢掉一些行李啊，小锹小镐啊，让对方以为这边没什么主力部队，果然一打就撤。”

　　“所以第二次战役我们是布置好了口袋让敌人往里钻，钻进来以后我们就打。”麦克阿瑟果然上了钩。在第二次战役中，“主要歼灭的是南朝鲜的近两个师，特别是第二师基本上失掉了战斗力，美7师也受到了重大打击，土耳其旅消灭了一半，其他的24师等也受了很多损失。这次可把它打疼了，可是这时候他(麦克阿瑟)还没有发现，中国部队的指挥员究竟是谁。”说到这时，杨凤安老人的脸上不由得浮起笑容。

　　杨凤安说，第二次战役中还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这场战役最关键的是，要长途奔袭，抢占三所里，这个任务交给了38军的113师。于是113师冒着严寒，在崎岖山路上急速行军。可是当他们距离三所里还有30多里时，天已经亮了，几十架美军飞机沿大同江飞来，在行军纵队上空不停地盘旋和低空侦察。

　　情况非常危急：这么多部队在公路上行军，如果被敌机轰炸，将遭受重大损失;可是如果躲躲藏藏，则会延误时间。危急情况下，113师副师长刘海清想出了一个大胆之计，部队干脆去掉伪装，在公路上大摇大摆行军，敌机来了，他们也不躲。美机果然受骗，以为下面正疾步快走的是“友军”南朝鲜部队，一次也没有轰炸。战士们情绪大为高涨，不顾极度的疲劳和饥饿，向着目标疾速猛进。

　　“美军的无线电侦听和测向技术是很先进的。如果他们发现了电波，就知道什么地方有部队，那样就麻烦了。所以113师行军时也关闭了电台，这在军事上叫‘无线电静默’。”杨老解释说。

　　但是，另一方面，志愿军司令部也暂时没了这支先头部队的消息。这一段时间，也是彭德怀和几个副司令员最心焦的时候。“彭总和解方参谋长都蹲在电台那儿，跟电台台长一起听信号。结果113师插到三所里的时候，发了一个信号，也没说到了哪里，发来以后，通信处长一查坐标，结果已经到了三所里了。这个关键性的一招成功了，彭总才放了心。”

　　在焦灼不安中，11月28日早晨8点，一个令大家兴奋无比的消息传到司令部：113师无一人掉队，终于比撤退的敌人早5分钟插到三所里，关死了美军南逃的一道重要闸门。

　　“第二次战役打了以后，我们就已经把敌人打残了，他们已经退到‘三八线’以外，等于和我军一下脱离接触了。”杨凤安说，战役结束后，他陪同彭德怀，还专门到战场去看过。“1000多辆汽车，都在马路上，敌人的一些物资堆积得到处都是，那些都是缴获的战利品。”

　　将“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以南的战绩出乎很多人意料。此时，彭德怀希望暂停修整，但毛泽东从政治上考虑，要求彭德怀打过“三八线”。

　　“第三次战役实际上比较勉强，但是又不得不打，打了以后向西前进，能进多远进多远。”志愿军和人民军按原定计划，出其不意地向“三八线”发起进攻。“结果一打，敌人这个部署犯了错误：南朝鲜的部队被放在第一防线，美军在第二线。南朝鲜军队非常怕志愿军，我们突破‘三八线’的时候，他们一看穿着解放鞋、吹着小号，知道是中国军队来了，吓得把武器装备都丢了往回跑，李奇微上去以后拦也拦不住，把美军的阵形全冲乱了，所以汉城他守不住了。我们是听到广播以后，说他撤到汉城，彭老总马上下令：夺取汉城!汉城有个大桥，李奇微亲临汉江大桥桥头指挥，但老百姓和军队混在一起往南跑，他在桥上堵也堵不住。我们一下子追他到北纬37度线，打到水原一线。”

　　正在军队向南乘胜追击时，彭德怀又一次果断地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彭老总判断敌人是有计划地撤退，准备在大田大丘一带建个防线，如果我们进到那里，战线就拉开好几百公里了，后边部队还都在西南、山东没上来呢。另外，美国的主力没有受什么损失，又占有绝对的海空优势，如果再来个第二次仁川登陆，那我们比朝鲜人民军的失败还惨。”彭德怀的意见得到了志愿军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于是志愿军主力后撤到了汉城以北。

　　冲突

　　志愿军三战三捷、把“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和占领汉城的消息，让国内也欢欣鼓舞。那时候也渐渐出现一种论调：“美国佬没什么了不起的”;乘胜追击，“把美国人赶下海”的日子也不远了。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彭德怀的决定，最大的质疑来自苏联人拉佐瓦耶夫。拉佐瓦耶夫曾是“二战”后期苏军进入朝鲜向日本关东军进攻时的苏军集团军司令员。苏军撤回国后，他改任为苏联驻朝鲜大使，实际上是朝鲜人民军的总顾问。

　　“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朝鲜开了个会，拉佐瓦耶夫在那儿就说，中国志愿军八大罪状，朝鲜的内务相朴一禹是从延安去的，他就把情况向彭老总讲了一下。”1951年1月5日，中朝军队高级干部会议在君子里召开——1950年12月，经金日成与彭德怀商议，志愿军司令部迁至君子里，成立了中朝联军司令部。金日成与朴宪永、苏联驻朝鲜大使兼军事顾问拉佐瓦耶夫都前来参加这次会议。杨凤安曾多次陪同彭德怀多次会晤金日成，在他印象中，“两人关系很好”，彼此尊重，但是拉佐瓦耶夫的态度不一样。

　　杨凤安说，这次会上，拉佐瓦耶夫和彭德怀激烈争吵。“会议之前金日成、朴宪永、拉佐瓦耶夫谈这三次战役的问题，拉佐瓦耶夫的基本观点是，朝鲜战争可以速胜，说古今中外没有在胜利面前停止追击的，这是右倾。彭老总耐心地给他解释，说志愿军这个时候没有吃的、没有弹药，有的连鞋子都没有，追敌人袜子都没有了……连续打了三次战役战斗力一直也没补上，有的连队100多人还剩50多个人，所以我们已经元气都要伤了，反复说明不能再继续追下去。这个拉佐瓦耶夫他就老摇头，就是听不进去这些理由。”

　　拉佐瓦耶夫一再坚持：“只要志愿军继续向南进攻，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甚至提出“最好半个月内，志愿军有3个军向南进攻。”彭德怀说：“既然你们认为只要我军向南攻，美军就一定会退，我建议由仁川至襄阳以北的全部海岸线警戒和后方维护交通线，归中国志愿军担任。人民军第一、二、三、四、五等军团共12万人已休整两个月，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可继续向南前进。”

　　拉佐瓦耶夫等人说：“人民军尚未恢复元气，不能单独南进。”

　　彭德怀则回答：“你们去试验试验，经验教训也是宝贵的嘛!”

　　拉佐瓦耶夫等立即表示：“这不是好玩的，一试验就要付出好多万人的代价。”

　　杨凤安说，这时他看到，彭德怀很生气地大声说：“战争不是儿戏，不能拿几十万战士的生命去赌博!就这样定了，不南进追击。错了我负责，杀我的头!”

　　会后，拉佐瓦耶夫立即给莫斯科发电报，向斯大林告状，指责彭总“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彭总也把会谈情况发电报给了毛泽东。

　　“这种政治性的并且涉及国际关系的电报，一般是由我交给彭总看完后烧毁;彭老总发给毛主席的绝密电报，也是少数领导人阅后发走。”杨凤安回忆。可是这一封发给毛泽东的加急绝密电报，彭德怀却指示交给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阅。杜平看到电文最后一段文字写着：“目前朝鲜战场形势，志愿军不能乘胜南进追击，错了我负责!”杜平把电报稿交给杨凤安说：“看来彭老总真火了，快点发出!”

　　“彭老总把这个原原本本的电报直译发给毛主席，实际是毛主席把电报转到斯大林那儿——电报里斯大林叫‘菲里波夫’，不是‘斯大林’，这些都是直译电报，只有我知道别人都不知道，直译之后我应该负责烧掉，但最后我没烧我保存着，回国以后我交到保密局了。现在中央档案馆问：‘这些事情你怎么都知道?’我说这些东西都经过我的手，我怎么不知道?”

　　“斯大林立即回电给拉佐瓦耶夫说：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东方战场今后一切听彭德怀的指挥，不准他再乱指手画脚。斯大林还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很快斯大林就把拉佐瓦耶夫调回国了。”

　　实际上，精明的李奇微在仔细回顾历次作战记录中发现，志愿军每次进攻都在7天到8天后自行停止，他判断出这是因为志愿军的粮食与弹药补给困难，他将志愿军的进攻称为“礼拜攻势”。他断定志愿军短期不可能发动进攻。“其实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彭老总的判断：我们25日停止追击，27日美军就反攻，如果敌人要是被打得不行了，他能反攻么?”杨老说。

　　1950年2月20日，杨凤安随彭德怀专程回国，向毛泽东等人汇报朝鲜战况。当时毛泽东这样对彭德怀说：“在撤退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有意见，可以不必介意。关于朝鲜战局的发展问题，按照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的原则办。”杨凤安回忆，当时主席表了这个态，彭总十分高兴。他兴奋地说：“我回国要的就是主席这句话!”

　　遇险

　　自1950年入朝，一直到谈判结束后回国，杨凤安在彭德怀身边经过了抗美援朝的全过程。回忆这段岁月，杨老的另一个感触是，自入朝第一天起，彭老总就始终处于各种危险之下，这也是他们之前没有预料到的，“解放战争后期基本上像这么高的指挥机关没什么危险”。

　　威胁最大的，是美国飞机的轰炸。杨凤安说，志愿军总部有几十部电台，每天都要发出各种信号，与北京、沈阳和各军、师联系，而美军的侦察技术非常先进，他们很快地能对电台进行测向、定位。所以这一带也是美军飞机频频光临处，由此志愿军的会议绝大多数都选在晚上开。

　　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是一个废弃的金矿。整个矿区空无一人，没有水，也没有电。彭德怀的办公室设在半山腰，是木板墙的房子，当初是矿山的调度室。每当敌机靠近的时候，办公室值班人员都劝彭德怀到山沟里隐蔽防空，但彭德怀仍在办公桌前坐着不动。“飞机几乎每天都来，每次来的时候，我都和老总说出去防空，可老总老说：没事，你们出去吧!他不动谁敢动啊，是不是?”杨凤安说。

　　第二次战役之前，敌机在大榆洞志愿军指挥部上空的侦察盘旋活动频繁。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白天、黑夜有时出现伪装成朝鲜老百姓的中年人，敌机来了则用发报机或信号弹指示目标。有一天，防空号又响了起来，接着传来敌机的轰鸣声，几架F-86战斗轰炸机一架跟着一架，从山那边飞过来。洪学智拉着彭德怀出了办公室。此时，第一架飞机开始俯冲扫射，彭德怀和洪学智刚走到山沟松树林边，第二架飞机又冲了过来，洪学智赶紧把彭德怀按在地上。飞机上打下一阵机关炮，打得前后左右都是烟尘，松枝也哗啦啦往下掉。

　　“敌人已经发现那个地方是一个大的指挥机关，但是并不确定是彭老总的指挥所。这一次袭击后，志愿军领导非常着急，以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专门讲了彭总的安全问题。”杨凤安回忆，当时中央军委当即回电：“志愿军总部要注意防空，进入隐蔽部，对彭德怀的安全问题，责成志愿军党委负责。”

　　11月24日夜，志愿军党委几个常委开了一个会，专门讨论彭德怀的安全和志愿军司令部的防空问题。会议决定，机关工作人员在25日拂晓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并注意防空。“参谋长解方就告诉我们统统要隐蔽，谁也不能出来。山下边有下水道，上边有很多洋灰盖，我们就钻那里头去，谁也不让到房子里待着。”刘祥回忆。

　　在这个会上，大家决定，彭德怀的安全由洪学智负责。所以第二天一早，洪学智就来到彭德怀办公室，要他到半山腰上一个山洞去办公。“但彭总很犟，坚决不走。”杨凤安回忆。“洪副司令见劝说无用，也不顾彭总在发脾气，就死乞白赖地把彭总拉出门，他还喊我和警卫员，让我们把彭总的铺盖卷、行军床，连同毛笔、墨盒、电报稿纸这些办公用品一起拿到洞里。”这个自然洞离作战室不到200米，只能容纳三四个人。邓华副司令早已等在那里，3个人就地在防空洞里研究起了战况。

　　“过了两个小时左右，已经9点多了，彭总着急啊，他想知道第二次战役前面情况怎么样了。我说我去看一看，我就朝办公室那个方向走。我走到还没有进办公室门，我就看见两架B-26轰炸机，朝着办公室上空由西南向东北稍偏办公室上空飞过。我以为它们是轰炸完新义州要回去了。”

　　杨凤安进了办公室，里面有4个人：成普、徐亩元、毛岸英和高瑞欣。

　　到了朝鲜战场后，毛岸英的正式身份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的秘书兼翻译。志愿军总部成立党小组时，毛岸英被推举为党小组长。杨凤安说，平时大家都非常关照毛岸英，“他没有作战任务，平时我们也不叫他值班”，只有苏联的拉佐瓦耶夫来的时候，他帮助做些俄文翻译。但是毛岸英非常积极，经常和参谋一起研究敌我情况，发表意见。毛岸英的级别不够，没有呢子大衣，杨凤安说他还把自己的军大衣给了毛岸英。毛岸英牺牲的时候，穿的就是杨凤安的这件大衣。

　　一件小事，则使毛岸英给刘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机关办公室在山上，伙房在山下，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品、饭菜都由警卫和司机从山下往山上送。“用水也是，我们从一里外的河沟里两人一桶往山上抬，走在坡陡石头多的小路上左摇右晃，满满的一桶水到了山上也基本上只剩下半桶了。”十几人抬一趟水，也只够大家洗脸刷牙勉强使用一早晨。“别人洗漱提桶就倒一大盆，洗完脸咣当一下子倒掉，他呢，每次用牙缸从水桶里舀出来，用一点倒毛巾上擦脸，再用剩下的水刷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就觉得，毛翻译这人不错，真体贴人。”

　　高瑞欣是西北人，19日才到的朝鲜战场。“刚来的时候没让他参加工作，先让他熟悉情况，25日那天他刚刚开始做准备工作。”杨凤安说，“山上有个大洞，是志愿军政治部的地方，我们和毛岸英本来是作战部门的，为了安全，也到那去睡觉。我们一般都是太阳出来之前吃早饭。他们昨天睡得晚了，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们还没过来，等到了9点多钟到办公室来，饭菜早凉了，所以他们俩就围着火炉热饭吃。”

　　杨凤安问正在作战室值班的成普和徐亩元，有什么情况，两人说没什么变化。“我问了问情况，说了句：‘你们注意防空啊!’然后准备回去再向彭总汇报。一开房门，我一看敌人飞机又飞回来了，好几架，我就大叫一声：‘不好，快跑!飞机来了!’”

　　此时，几十枚汽油弹已经离开机舱向下坠落。“解放战争时我从没看见过这东西，我心说这是什么呀?”初到朝鲜战场的杨凤安对这种武器还很陌生，而对19岁的刘祥来说，头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好奇多于恐惧，他非要出去看看飞机轰炸的情景。眼前的景象让他终身难忘：“地下天上全是火啊，没有不烧着的房子。连铁路的轨道全都是火。我说这是啥家伙呀?后来说是个凝固汽油弹。”

　　此时，彭德怀办公室及其周围已是一片火海。成普、徐亩元以及两个警卫员从火海里跑了出来，成普面部受了轻伤，可是离房门较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却没跑出来。

　　杨凤安急速跑到彭德怀身边说：“办公室的人员，除了岸英和高瑞欣同志没跑出外，其他同志都已安全脱离，看来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杨凤安回忆，彭德怀听后就站立不稳，久久一言不发，许久才喃喃地说：“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牺牲了……”说着，他走出防空洞，缓缓来到出事现场。两具遗体已完全被烧焦，无法辨认。最终凭着一个手表和一支手枪(毛岸英回国时由斯大林赠送的)才确认出毛岸英。

　　“中午饭大家都没有吃。他后来说：‘这事要报告毛主席他老人家。’他亲拟了一份电报，发回国内。”傍晚，他与工作人员来到毛岸英墓前哀悼。他缓缓地说：“毛岸英同志是向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是一个好苗子。”又说，“岸英同志牺牲了，我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大家都黯然落泪。

　　“这天晚上，所有工作人员都搬到山洞里去了。彭总也没吃晚饭，不说话，一宿都在山洞里面走来走去。”

　　1951年2月，彭德怀从朝鲜回京述职时，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对毛岸英的死做了检讨。毛泽东说：战场上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当彭德怀问及岸英的遗体是否运回国内，没等彭总说完，毛泽东摆手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那么多英雄儿女，不要因为岸英是我的儿子就特殊，岸英与在朝鲜战场牺牲的千百万英雄儿女一起埋在朝鲜的国土上。杨凤安说，毛岸英原来牺牲的时候，把他已烧得焦黑的遗体用木板钉起来，“大榆洞北边有个自然洞，就把他放在那儿了”。1954年，毛岸英安葬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中，他也永远地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

　　志愿军总部搬了几次家，先是在大榆洞，后来又到德川以南的北仓里，接着又转移到君子里，又从君子里前移到上甘岭。后来为了安全考虑，又从上甘岭往北撤到伊川以北的空司洞，包括最后的桧仓，杨凤安解释说，朝鲜的金矿洞非常多。因为这里好防空，所以志愿军总部进到朝鲜以后，都是住的金矿洞。

　　可是就在搬往空司洞的当天，彭德怀和志愿军司令部的人，又有了一次生死历险。“那一天黄昏，两架敌机发现了有人在山下往山上洞里来来回回地搬桌凳，它们就俯冲扫射，又投下两枚炸弹，盘旋了两圈后才离开。”

　　毫无疑问，志愿军领导机关目标已经暴露。总部首长判断敌机明天早上肯定还会来轰炸，于是趁天亮之前把办公室的人员都叫了起来，但是没惊动凌晨2点才休息的彭德怀，想让他再多睡一会。

　　不一会儿，就听到敌机的隆隆声向这个方向飞来。杨凤安大叫一声：“警卫员，赶快叫彭总起床!”这时第一架敌机已经俯冲扫射，杨凤安说他跑进屋，伸手把彭德怀拉了起来。彭德怀刚离开，他睡的行军床就被打了几个洞——这个行军床后来被送到国内，还在军事博物馆展览过。彭德怀刚一出门，第二架敌机又俯冲过来。杨凤安说他用半边身子把彭德怀掩在底下，所幸两人毫发未伤。可是彭德怀住的地方已几处起火。

　　杨凤安说，当天原本安排邓华靠近彭德怀办公室住，因为邓华在下半夜才到，怕惊动彭老总，就搬了张行军床，和洪学智挤在一个朝鲜老百姓的屋里住下。当敌机飞来的时候，洪学智被惊醒了，他朝邓华大吼一声：“飞机朝这边来了!”可是邓华还在熟睡中。洪学智一下子把他的行军床掀翻了，拉着邓华就往外跑。洪学智的腿被撞肿了，邓华和警卫员搀扶着他，跑到屋旁的一条小山沟里。刚进山沟，敌机的火箭弹就发射了，之后又超低空飞来，扫射一阵扬长而去。

　　敌机走后，大家看到彭德怀房子已被打坏，而他躲进去的防空洞门口的草袋子上面，竟然有70多个子弹眼!再看洪学智和邓华的房子，邓华的行军床也有好几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