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总统之位

　　共和与立宪

　　独裁的路向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由国外赶回中国，唐德刚在《袁氏当国》里记述：中山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闹穷，当时谣传他带回华侨所捐巨款，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中山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胡汉民自传》则记录了另一则事实：当孙中山大总统宣誓就职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20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

　　袁世凯也未必好多少。交战期间，袁给清廷的一道奏折上说：“库空如洗，军饷无着，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随后袁又奏清廷，要求皇宫上下、亲贵大臣们，将所有存款取回，以接济军中。结果，隆裕太后下令发库银8万两充作军费，而亲贵们只有奕劻拿出10万两，还有少数人3万、2万两而已。袁也求款到驻京公使团，在公使团聚会上，莫理循记录日本人伊集院的发言：“我岳父(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献给事业。他被暗杀时所有的财产还不到50元。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但他们什么也没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钱是真的没有了。无论袁世凯之兵，还是革命军，仗是不太容易打下去了。

　　孙中山就职当天，即根据代表会议做出的决定和黄兴的要求，明确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仗是打不下去了，为什么孙中山先生如此郑重承诺，只需袁顺应民意推倒清王朝，即将总统之位让出?孙中山先生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当然是重要原因。

　　不过，政治人物的选择，如果失去对其选择时的约束性条件，特别是资源条件的观察与分析，其结论，无论阴谋论还是神圣化指向，皆有失当。只有“革命精神”，无法打仗，亦无法立国。解此困境，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谋求举借外债，拟将汉冶萍公司为抵押，向日本借款。但是，孙中山这一贷款要求，遭致临时参议院和独立、光复各省，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一致反对，实业部长张謇以辞职抗议。针对于此，骆宝善记录：“孙中山于一周之内两次致临时参议院咨文，并写信给章太炎等，说明情况，及有损主权，不顾声誉的不得已之苦衷。最终仍然未获成功。”

　　南京临时政府向列强的借款尝试，就此结束?没有。仍是骆宝善的精细梳理：汉冶萍公司抵押贷款未成之后，孙中山又转而谋求向日本贷款，表示应允租借满洲，只是未能谈判成功罢了。南京临时政府财政之困窘于此可见。

　　在既有的也是屈辱的政治结构之下，政治人物之选择，也确实有限。在此背景下再来看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的“非袁莫属”，如果仅仅解释为袁世凯的权谋，失之简单。

　　武昌起义事发，清政府最初的选择并非袁世凯，而是议定由陆军大臣荫昌督师，率领陆军两镇前往湖北剿办。当时任军咨府第二厅厅长的冯耿光记录：荫昌走进来了，他身穿袍褂，脚下却蹬着一双长筒的军用皮靴。他不仅打扮很奇特，而且走上来时，十足地摆出一副三花脸的姿态……当时在座的人们向他“恭喜”说：“有旨意命您督师到湖北去。”荫昌就有声有色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去踢呀?”

　　荫昌当然没有一个人马，北洋新军是袁世凯练出来的。主持《袁世凯全集》编纂与整理的研究员骆宝善统计：在袁“退休”的2年8个月时间，前来拜访会晤的各色人等，有名姓可考者，至少有一百二三十人之多。骆宝善分析说：“罢官固然是仕途一大坎坷，但恰恰是他的这次闲居，坐养了民望。一旦武昌起义爆发，举国上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势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如果不被放逐朝堂，而成为皇族内阁的汉臣权相，武昌起义发生后，至少不会被革命党人视作合作取代清室的理想对象。”

　　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在武昌起义第二天即宣称：“如果清朝获得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物襄助，叛乱自能平息。”随后，各国驻京公使团一致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要清政府起用袁世凯的建议，由他会见摄政王载沣，转告这一意见。

　　3年前为报兄仇而将袁世凯扫地出门的摄政王载沣，此刻如何接受这一选择?清政府内阁协理大臣那桐解释不得不选择袁世凯：“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两周后，再发上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路军队，均归袁节制调遣，陆军部不为遥制……清政府与袁世凯的角色关系，由此逆转。

　　而袁世凯的军队在攻克汉口与汉阳之后，停兵不再进攻武昌，提议议和。这个时候，革命军亦渐起“非袁莫属”之念。当时孙中山旗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汪精卫即宣称：“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凯)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黎元洪也致信袁世凯称：如果袁同意共和，当推他为“第一任中华共和总统”。南京被江浙联军攻克光复后，南方各省代表选举革命军大元帅，而不选总统——唐德刚解释：“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袁世凯旦夕之附议，出掌民国之大政。”

　　看起来，无论宿敌比如载沣以及清廷，还是交战对手革命军，都将希望寄托于袁世凯。那么，袁世凯自己的主张或者说底线是什么呢?

　　袁世凯派出与革命军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唐绍仪，对方则为伍廷芳。唐绍仪所持谈判底线明确：君主立宪。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载：一天，在散朝路上，那位袁罢官时曾去慰抚的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问袁：“大哥，你对这个打算怎么办?”袁肃然答道：“放心，我还是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

　　但是，这不是为革命军所同意的选择。唐绍仪在第五轮谈判结束后，密电北京：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

　　情势之变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至此，君主立宪已无任何实行的可行性，袁世凯不得不接受，也必须接受这一现实。之后他的目标变得单纯，说服清帝逊位。

　　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发三道诏旨，第一诏即为清帝退位诏。第二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举袁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打响起义第一枪，之后名为“辛亥革命”，中国历史在此转折——清亡，君主专制制度亦由此而亡。

　　19世纪末，面临列强压迫的清政府，举借外债以求运转，亦希望由内部更张而奋发上进……似乎都在合乎逻辑的结构之下。但是，两次战争所需赔付银两，举外债之外，便是竭泽而渔。十几年时间，国家财政收支竟剧增4倍左右。这当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已使人民无可忍受。与清政府的苛榨对应，大变局时代，中国国民的整体性结构，尤其是先进分子，在现代化的潮流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未果，随即在当年10月——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计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自此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相见之后，孙中山先生曾评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将孙中山评价的“现状”与“将来”，换成“旧”与“新”来定位两个政治人物，亦无不恰。

　　清既亡，旧的约束性条件与政治结构并未因革命而更张。这个时候，运转国家，急需资金。出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只能重走旧途，向四国银行商借白银8500万两。且在签约之前，要求先垫付3500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四国银行团已经答应垫款，但俄国抗议，坚持分润，于是不得已改向六国银行商借。可是新增加的日本与俄国却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可让四国银行介入。而四国银行，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即使借款，也要求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经过复杂异常的运作，这笔善后大借款终于达成协议：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相当于2亿银元)。以盐税、海关税以及直隶等四省的中央税为担保。

　　借款的谈判最初是秘密进行的，只向国会报告了一个谈判大纲。结果谈定之后，国会和全国舆论一致形成反对借款风潮——国会两次质问袁世凯政府，国会议长亲自出面阻止签字;而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发通电，号召国民党全党“力行设法反对”，并在上海、香港等地多方活动，阻止借款签字。黄兴还联合国民党势力的湘、粤、皖、赣四省都督，向议会通电抗争。

　　这是政治“名实”结构错位。向列强借款，意味着丧权辱国，在政治上殊不可取，亦不正确，这是“名”。而“实”呢?即使孙中山为着临时政府的运作，在袁世凯政府之前，亦谋求更大幅度主权让渡的借款，只是未成功。若成功，还是否与袁世凯议和也是疑问。当时反对政府举债的独立、光复省份，自己的运作同样循借外债之道，手段也是以路权矿权为抵押。比如江西省就打算以南浔铁路为抵押举借外债，而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则以划拨使用若干份额给中央为条件，批准了他们的举借外债。这项借款亦未获成功。

　　在南京临时政府难以自存，必须向袁世凯交权之际，为约束袁未来的权力膨胀，迅速制定了一部《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是总统制，大总统有绝对的权力;《临时约法》则规定，中央政府为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向议会负责，大总统的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这种因人而异制定的法律，能够约束袁世凯吗?

　　袁世凯选择的政府总理，是在朝鲜时即与他订交的唐绍仪。但是，不出3个月，唐挂印而去。为什么?当时直隶都督空出位置，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王芝祥，唐绍仪签请袁世凯委任，袁也同意。但后来袁改了主意，未经国务总理副署，便径直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兵，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如此执意而为，责任内阁制约总统袁世凯，岂有可能?再以袁世凯向四国银行求款而论，当时的财政总长熊希龄，几乎事事请示袁世凯，责任内阁根本没有话语权……“旧”袁世凯选择的内阁部长，几乎都是他的属下，如此安排下，用一套责任内阁制度来制约，也是想当然。即使如唐绍仪那样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总理，制度给予他的权力与实际他能够拥有的权力，相差何止千里。

　　西方制度的本土化，尚且需要时日，何况这套本是基于不信任且因人而设的制度。制度崇拜的失败，此为一例。

　　无论曾经的臣属袁世凯，还是“反对党”孙中山，当权所面临的问题与过去做臣属或“反对党”断然有别。若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角度观察，在中国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况下进入现代化轨道，当国者如何集中权力以筹措并积累资源，是远比政制来得更急迫的挑战。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商谈国是之后，民国元年八月，双方达成“八点共识”，即《协定内政大纲八条》。针对中央政府的资源筹措，其中第六条即称：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中央集权，这算得上双方共识之一。

　　只是，共识过于脆弱短暂。本来，中央集权与个人独裁之间就界线模糊，至少从结果上看，袁根本没有在乎所谓界线问题——1914年12月29日参政院修正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不但享有终身职务，而且死后传妻传子，悉听尊便。这时距武昌起义，刚过3年。共和，早被袁弃。

　　之前，由于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决定“二次革命”，起义讨袁。此次战端但开，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说：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以全盘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