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3日傍晚，缅甸反对党领袖、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结束长期软禁，重获自由。在燕子湖畔的昂山住所前，武装警察移走堵在门口的路障，随即，身着传统纱笼的素季翩然出现在欢呼的众人面前，唇边绽放着温暖的笑容，目光深邃，十多年的囚禁非但没有使她黯然失色，反而为她增添了一种超越痛苦的悲情魅力。

　　二十多年来，仅仅因为这位女性的存在，缅甸受到前所未有的国际关注，而过去几个世纪，很少有人认真去了解这个东南亚国家。今天，65岁的昂山素季和这个国家的苦难与希望交织共生，是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如同甘地之于印度，曼德拉之于南非。

　　获释后她表示，尽管被软禁多年，然而缅甸军政府并未虐待她，因此她不会仇恨这个政府，她希望能够同军政府领导人丹瑞将军面对面交流，用和平方式实现缅甸的民主改革，并且督促西方解除对缅甸的制裁。不论经历什么苦难，昂山素季始终不卑不亢，通情达理，仿佛受难就是她责无旁贷的使命，她坦然接受，没有任何抱怨。然而，这种受难之后的平静与从容，却令世人不能平静。

　　平凡岁月：从印度到英国

　　独立后的缅甸国名，梵文为“坚强、勇敢”的意思。1945年6月19日，当昂山素季的父母诞下这个女儿时，不会想到她未来的生命居然如此贴切地诠释了国名寓意，也不会想到她被缅甸人民视为带领国家走出深渊的民族救星——就像当年她父亲一样。

　　1945年5月，她的父亲昂山将军成功领导民众驱走日本侵略军，使缅甸看到了自由的曙光，昂山将军也被缅甸人尊称为“国父”，今天，他飒爽的戎装照片被印在缅甸纸币上，形象深入人心。 1947年7月19日，昂山将军与临时政府的六位部长在办公室惨遭暴徒杀害，其时昂山素季才刚刚两岁。15岁那年，素季的母亲作为驻印度大使被派往新德里，于是她随母旅居印度，在一所女子学院安静地读书。在印度期间，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抗争的思想注入她的思想，成为她重要的精神支柱。

　　1964年，昂山素季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据她的同窗安·施特拉回忆说，少女时代的昂山素季天真、干净、果敢、好奇，“无知得令人发噱，像烈火般纯洁”，在那群邋里邋遢、态度随便的英国伙伴中显得格格不入。她讲究仪容，特意收集了不少丝巾来搭配衣服，高高扎起的马尾巴头发每天都用鲜花装饰。她为自己的东方色彩感到自豪，她的形象始终是异国风味十足，这也许与她傲人的家世有关。

　　在牛津期间，昂山素季利用课余时间搜集有关父亲的大量事迹，撰写父亲传记，昂山将军的精神与信念融入了她的心灵。从牛津获得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后，素季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1969年，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缅甸人吴丹的提携下她来到纽约，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那段时期的缅甸正处于奈温军政府统治下，昂山素季知道人民生活在怎样的高压政策之下，她也知道父亲巨大的威望决定了自己难以摆脱国内政治的牵连，国内那些军人对她疑虑重重，生怕她做出令他们狼狈的事情，所以，在她认为没有准备好之前，最好还是保持沉默。1972年元旦，昂山素季嫁给了牛津大学教授迈克·阿里斯。缅甸禁止公民拥有双重国籍，素季毅然选择做一个缅甸人，而不是随丈夫加入英国籍。

　　迈克·阿里斯从事藏语和喜玛拉雅语研究，一度担任不丹王室的家庭教师，对东方文化情有独钟。就在结婚前8个月的时间里，昂山素季给阿里斯写了187封信，字里行间不无忧虑地谈到她担心因为婚姻而被人误解为背弃了祖国与人民。不过她内心明白，一旦人民需要，她必会毫不犹豫地献身，哪怕是赴汤蹈火。

　　昂山素季婚后育有两个男孩，这对才子佳人在牛津的小书斋里做学问抚养孩子，过着淡泊而充实的生活。等幼子长大，素季才投入到自己喜爱的学术研究中，并在伦敦大学注册为博士生。久而久之，东西方文化在她身上实现了奇妙的交融，当初那个幼年丧父的小姑娘远离政治圈，成长为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激情岁月：让军政府害怕的“弱”女子

　　多年来昂山素季低调地生活，不与缅甸异见人士接触，回避对独裁者奈温的谴责。在缅甸以外的国家生活了27年，祖国对她来说似乎真的太遥远了。

　　然而，历史的宿命没有让昂山素季成为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或者象牙塔中的学者，而是对她另有安排。

　　1988年3月13日，缅甸警方在处理一起仰光理工大学学生与社会青年的斗殴事件时与学生发生冲突，开枪打死两名学生，引发仰光学生、工人和农民的大规模示威。8月，当局宣布对仰光等27个城镇进行军管和宵禁，激起民众更大规模的反抗，史称“八月风暴”。就在此刻，昂山素季因为母亲中风匆匆赶回缅甸。这次偶然回国本来计划只是作短暂的停留，谁也没有料到她与历史在此刻相遇了。

　　昂山素季亲眼看到人民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民主改革结束极权统治，政府也做出了一些让步性措施，她激动不已，以为人民真的有机会成为国家的主人。然而，枪声在首都响了起来，缅甸军队向自己的人民开枪，比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和日本军队还要视人命如草芥。8月26日，在仰光瑞德贡大金塔的台阶上，昂山素季第一次对人群发表公开演说。她说：“作为我父亲的女儿，我不能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缅甸正在发生的民族危机，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缅甸正在争取第二次独立。”人们注视着她，那张坚毅的脸庞和声音语气像极了她父亲，他们发自内心地喜爱上她。8月29日，她接受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采访，阐释了“第二次独立”的涵义——“一个政治体制否定人民享受完全的人权，便与完全独立的理想相违，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缅甸人民现在要求民主构成了第二次争取独立的奋斗”。

　　1988年9月27日，昂山素季组建了自己的政党——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并出任总书记。昂山将军在缅甸的影响力无人能比，而素季的回归祖国更被民众视为昂山将军再生，她很顺利地接收了父亲留给她的这份政治遗产，民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全缅最大的反对党。这一年昂山素季43岁，她突然告别贤妻良母的角色，完成了令人瞠目的转身。

　　当时的国际媒体彻底晕头转向：昂山素季是谁?这样瘦弱的女子怎么会撼动缅甸强硬的军政府?只有她的丈夫阿里斯心里明白妻子在做什么。其实这个伏笔早在结婚前就埋下了，谈婚论嫁时她曾写信给阿里斯，说：“我只要求一件事：万一我的同胞需要我，你要协助我完成他们所赋予我的责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你会介意吗?是不是确实会发生，我不知道，但可能性总是有的。”阿里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她在另一封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有时候，我很害怕当我们最快乐的时候，身边环境和国家前途的考虑会把我们分隔。但这些忧虑实在太微不足道，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相爱与珍惜对方，我相信爱与怜悯最后会战胜一切。”阿里斯理解妻子对祖国的使命，只是他暗中希望妻子的生命转折会在他们老年的时候才会到来，而不是像后来发生的那样猝不及防。

　　软禁岁月：苦难与平静

　　在担任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总书记后，昂山素季开始她的巡回演讲，所到之处皆引发群众狂潮。

　　1989年4月5日，昂山素季遭遇了死神的考验。她和同伴行走在一个城镇的街道上，一队荷枪实弹巡逻的士兵将枪口对准了素季，军官威胁说如果再往前一步，她们就没命了，素季让同伴们站到一边，平静地独自走向枪口，空气在这一刻凝滞了。她抬头看了一下天空，略微沉吟，继续前行。枪口越来越近了。军官脸色煞白，人们紧张地注视着他那只准备下令开枪的胳膊。突然，胳膊垂了下来，所有的士兵随即放下了手中的枪。昂山素季潸然泪下。回忆起这一幕，她说：“我发现，恐惧来自敌意。当我被充满敌意的军队包围时，我没有感到害怕，因为我从未对他们怀有敌意。”

　　1989年7月20日，军政府以煽动骚乱为罪名对昂山素季实行软禁。1990年5月，缅甸举行大选，昂山素季的政党赢得了绝对优势，赢得了议会四百九十五个议席中的三百九十二席。按照合法程序走下去，她应该成为国家总理，但是，军政府对大选的结果不予承认，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继续软禁昂山素季。世界舆论激起谴责的声浪，西方国家开始对缅甸实行严厉的经济和政治制裁。

　　在许多人看来，昂山素季已经和许多伟大的思想者一样，用生命诠释了文明的价值，由于这些人的存在，才能挽人类精神于不堕。1991年，昂山素季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得知自己获奖后她宣布将用130万美元奖金为缅甸人建立一个信托基金会，以改善人民的健康和教育状况。她无法亲自前往挪威领奖，只好让长子亚历山大代替自己发表了答词。这份答词中引述了素季的一番话：“在缅甸追求民主，是一国民作为世界大家庭中自由与平等的成员，过一种充实全面、富有意义的生活的斗争。它是永不停止的人类努力的一部分，以此证明人的精神能够超越他自然属性的瑕疵。” 这种“充实全面、富有意义的生活”所追求的重点是让人民的生活远离恐惧。素季深刻地意识到缅甸的所有症结就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缺少一种“真正的心理温暖的感觉”，她要做的事情正是一点点将勇气灌注于人民的内心。

　　昂山素季的号召力令缅甸当局极为不安，他们希望用永远放逐的方式摆脱掉这个麻烦的女人。昂山素季拒绝离开缅甸，她知道一旦离开，她将再也无法回到这里。当局认为拿孩子下手是威胁母亲的有效办法，于是她的儿子们回到英国不久即被告知他们的缅甸护照永久失效了，所以母子团聚的前提只能是昂山素季出国。与此同时，当局却允许她的丈夫到缅甸，并且对他相当礼遇，目的是利用他游说妻子乖乖回英国去。后来他们发现这两个办法根本行不通，就干脆地拒绝了阿里斯的签证，使他们天各一方。

　　有人指责昂山素季是为自己的野心而牺牲家庭的政客，因为她一直拒绝离开缅甸和家人团聚，这种方式为她博得了西方的广泛同情。有人甚至视她为一枚西方棋子，用以干涉缅甸内政。质疑之声并没有妨碍她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良心犯，但这场斗争也让她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她忍受了长年的夫妻分离和母子分离。

　　被软禁期间，昂山素季和阿里斯只能通过电话或信件来了解对方的情况，电话线路还时不时被掐断。后来，她找到一位愿意帮助她的外交官，希望能继续与丈夫越洋通电话，这个愿望好不容易实现了，但很快被军政府发现，有一次，当她和丈夫刚刚说完“Hello”，电话就被切断。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这个坚强的女人再也抑制不住地痛哭起来。

　　夫妇俩几年来只争取到五次见面机会，他们最后一次相聚是1995年圣诞节。1997年，阿里斯身患前列腺癌，来日无多，他恳请到缅甸去和妻子度过临终时光，为此他向各国政要和国际组织求援，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教皇保罗二世，可是军政府野蛮地拒绝给他发放签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阿里斯承受着疾病的痛苦折磨，但这比起日夜思念的煎熬根本算不了什么。最终他也没有见到挚爱的妻子。

　　1999年3月阿里斯在伦敦去世，昂山素季悲痛欲绝。这回缅甸军政府主动提出让昂山素季出国，参加丈夫的葬礼，但她像过去十多年做的那样，选择孤身留在国内。在日记中她写下这样的话：“家庭分离，是我争取一个自由缅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被软禁期间，素季友善地对待负责看管她的人，那些人对她也很客气，这令她很感激。她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写作之余，她阅读佛经和文学作品，学习法语和日语，听摇滚乐，弹钢琴。当情绪波动时，她就弹奏莫扎特或巴赫的曲子，这样可以让她暂时告别现实中数不胜数的痛苦，保持灵魂的自由与安宁。后来钢琴坏了，她申请修理，却一直受到阻挠，为此爱尔兰歌手Damien Rice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献给她，名字就叫“Unplayed piano(不能奏响的钢琴)”。在独处的岁月里，她每天花五六个小时听收音机，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她坚持了下来，她要通过这个方式了解人民生活在何种状态下，发现他们的真正需要是什么。

　　当有人问圣雄甘地，为什么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还不能得到独立时，甘地回答说：“因为我们受的苦还不够!”昂山素季是甘地的信徒，她不怕吃苦。尽管屡次遭到逮捕、软禁，但她一直不愿多谈自己经历的苦难。她表示，这本来就是从事民主运动的“职业危险”，而且与缅甸人民的苦难相比算不了什么。2002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昂山素季说：“我们所拥有的是恒心。不是耐心，是恒心。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我们都准备持之以恒。”她已经准备将毕生心力付诸于缅甸的未来，不管那里有什么等待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