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杀有两类。一类是战败时自杀的，像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东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静壹等。这类自杀还有“谢罪”的意味，不管他是向天皇还是向其他什么人。另一类自杀就是像东条英机、杉山元等人，在被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以后自杀，这种就纯粹是“畏罪”的逃避行为了。还有一些职业的军人，离开战场就无法生活的军人。他们在战后还是一直在寻找战场，亚洲到处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国共内战的时候，双方都有旧日本军人参战。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的时候，苏加诺手下也有两千余名日本兵。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天皇，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大本营陆海军部，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根据联合国占领军总部(GHQ)的命令，大本营于9月13日废止，其中枢部分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于10月30日正式消灭。陆军省和海军省也于12月1日被撤销。指导了日本军队的战争组织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等待着那些指导者的是历史的审判。

　　一般来说，那些参加了战争的日本军人的命运分为六种：

　　一、指定为甲级战犯的高级军官。

　　二、指定为乙丙级战犯的高级军官和士兵。

　　三、被GHQ重新启用的高中级军官。

　　四、回到家乡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军官和士兵。

　　五、被监禁在国外的军官和士兵。

　　六、自杀的军官和士兵。

　　第一和第二类：甲、乙、丙级战犯第一类和第二类军人，坦率地说，真正受到追究的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没有受到追究。有两个原因：其一，在远东军事法庭起主导地位的美国，对日本文化、日本军制缺乏了解。应该说，美军从战争开始以后就对于结束战争后的战犯处理做了大量工作，从收集情报到审讯战俘，列出了一个庞大的清单。但是美国人没有(起码当时没有)理解日军参谋的这种特殊作用，和日本军队(特别是陆军)的“下克上”现象，而受其“政府管理军队，军队是职业军人的集团”这种西方固定观念的影响，在决定甲级战犯时是以政府关系为主。因此与陆军省有关的高级军官(课长以上)几乎全部是甲级战犯嫌疑人。而参谋本部的有关人员却几乎没有受到追究。比如田中新一、服部卓四郎等人根本没有受到追究，服部卓四郎还几乎被授命组建现在自卫队的前身警察队。

　　第二个原因是不少证据被彻底销毁，证人被封口。1945年8月14日御前会议决定了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后，陆军军部就命令下属各部队、教育机关、附属机关销毁一切机密文件，各部队机关浓烟滚滚达数日之久。因此第一手证据极为缺乏，现在能看到的有关参谋本部的第一手资料，几乎都是几位反对扩大战争的参谋们偷偷留下来的。

　　日本人有一个抱团的习惯，而且日本陆军除近卫师团以外，均为“乡土联队”所组成。因此各地的“回乡军人会”之类的组织多如牛毛。而这些“回乡军人会”基本上都是和在役时相同的层次构造，因此只要军官们下了“钳口令”，就很难指望有人能出来说明事实。

　　第三类：被重新启用的高中级军官陆军省和海军省在1945年12月1日被撤销后，改名为“第一复员省”和“第二复员省”，主管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各地遣返回来的部队和国内部队人员的复员工作。一开始被留用的都是原陆海军省的事务人员和文官。

　　但是从1946年年初开始，这两个复员省不断有原大本营的佐级参谋进出。那时是追查战犯风声正紧的时候，大多数参谋都改名换姓隐蔽了起来，因为听说GHQ逮着参谋就枪毙。怎么这些参谋突然敢如此大摇大摆地出入于光天化日之下？

　　他们的头儿姓“森”，在离GHQ总部第一生命大厦不远的日本邮船大厦办公，门口挂的牌子是“复员省战史编撰室”，但实际上是从参谋二部G2领取经费。原来这是G2下属的一个机关，后称“服部机关”，因为那位“森”不是别人，正是战败时驻抚顺的步兵第65联队长，原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

　　谁也不知道服部和G2的维罗比少将是怎样搭上关系的，反正这个服部机关是越来越大。陆军有服部卓四郎大佐、杉田一次大佐(原参谋本部美国课课长)、原四郎中佐；海军有中村胜平少将(原航空本部总务部长)、大前敏一大佐、大井笃元大佐。顾问是有末精三中将(原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原参谋本部次长)。

　　他们在干吗？表面上是因为军部的文件全部被烧，因此找来军部的人凭记忆编写战史。确实也是在写战史，以后以服部卓四郎一人的名义出版，书名叫《大东亚战争全史》。这本书是很有争议的一本书，因为是在美军的监督下由旧军参谋们编写的，所以除了歌颂美军之外就是替参谋们开脱。例如服部亲自策划的诺门罕事件居然不见提起。但是维罗比少将的真正目的还不在于此。维罗比少将是一个狂热的反共分子，他收罗这批人的真正目的是在于重新武装日本，为反苏战争做准备。

　　服部机关有点像秘密帮会，真正的内幕到现在还弄不清楚，也许是永远的秘密。据说朝鲜战争中，服部机关的成员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从已知成员的经历来看，几乎都有朝鲜半岛或中国东北部驻防或作战的经验。

　　维罗比少将的建议是，这个“警察预备队”由服部卓四郎指挥，还提出了另外6个日本陆军高级军官的名单。本来吉田茂的思想和维罗比接近，但在阻止旧军阀复活这点上，和维罗比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持自由派思想的GHQ民政部长惠特尼准将和吉田茂素来不对，这时候和吉田茂结成了统一战线，在麦克阿瑟面前拼命反对。

　　吉田茂在战时受过军部排挤，被特高警察和宪兵几次逮捕，所以对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旧军人深怀戒心。吉田茂推出的人物是原驻英武官辰已荣一中将，通过辰已荣一再集合了一批搞教育、兵站工作的旧军官，作战参谋佐级以上一个不要。

　　就是说现在的日本自卫队，确实流着旧日本军的血，但不是最坏的那部分血。倒是厚生省继承了陆军省和海军省的一部分衣钵。第一复员省和第二复员省后来成为了厚生省的第一复员局和第二复员局。现在的甲级战犯靖国神社合祀问题，就是厚生省一手制造出来的。

　　第四类：回家开始新生活的官兵绝大多数的军人是属于第四类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有像政信那样还是对政治对国事有着极大的兴趣，甚至竞选参议员的；也有像第8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大将(陆大27期首席)那样，回乡修一间“反省小屋”，终生在此屋反省战争罪行的；也有像濑岛龙三那样投身商界，发挥参谋的才能，把一个原来很小的纤维商社，领导成一个荣踞日本五大综合商社之首的超大企业。

　　当然还有一些职业的军人，离开战场就无法生活的军人。他们在战后还是一直在寻找战场，亚洲到处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国共内战的时候，双方都有旧日本军人参战。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的时候，苏加诺手下也有两千余名日本兵。

　　冈村宁次做过蒋介石的顾问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一个叫做“白团”的旧日军军官援蒋组织，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从1949年末到1969年初，有一支名叫“白团”的援蒋日本旧军人顾问团在台湾活动，总数达83人。领头的是富田直亮少将(陆大39期，原第23军参谋长)，他的中文名字叫“白鸿亮”，因此叫做“白团”，当时旧军人是处于“公职追放”的时期，没有行动自由的，更不能出国了，这些人全是坐运香蕉的台湾船只偷渡去台湾的。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其实也只是装做不知道，处在当时冷战时期，美国对于从东南亚到日本的防共包围圈十分重视，不如说“白团”的出现是正中美国的下怀。

　　第五和第六类：监禁在国外和自杀的官兵第五类主要是指战后被苏联扣留在西伯利亚的那些关东军官兵，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苏联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反“波茨坦公告”，扣留60万日军官兵作苦役？战犯是一回事，而“波茨坦公告”的第七条里是白纸黑字保证遣返日军士兵的。这是一个谜。有几个说法，一个是斯大林对第一次大战中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报复，这种说法看起来未免有点荒诞无稽，只能强调西伯利亚出兵这件事本身的荒唐。但是从后面可以看到，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而在日本的“西伯利亚归还者”中一直有另一个说法：这60万人是日本政府送给苏联作为战争赔偿的。根据是，关东军投降时，苏联远东军司令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和接洽投降事宜的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到底签了什么样的协议谁都不知道，而当时在场的关东军参谋濑岛龙三也一直不肯回答这个问题。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回忆录里对战俘的处理说得非常详细，但对关东军投降协议则一字未提，这就更加加深了人们的猜疑。

　　为什么要赔偿呢？战争期间最后的内阁首相铃木贯一郎曾经很认真地和苏联进行过交涉，指望苏联出面调停。当时许给苏联人的好处，是不是就是这60万关东军呢？因为一败涂地的日本再也拿不出东西来了。

　　一点不假。

　　到了现在，根据苏联解密的外交文件，人们一般倾向认为，在斯大林和杜鲁门总统之间曾经就苏联的受降区域问题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吵。斯大林要求将北海道划归苏军受降，理由是当年的西伯利亚出兵事件(这就是西伯利亚事件报复说的根据)，在被杜鲁门总统拒绝以后，作为泄愤或者交换，扣留了这60万人达十来年之久。

　　最后一类就是战后自杀的，其实这自杀有两类。一类是战败时自杀的，像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东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静壹等。这类自杀还有“谢罪”的意味，不管他是向天皇还是向其他什么人。另一类自杀就是像东条英机、杉山元等人，在被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以后自杀，这种就纯粹是“畏罪”的逃避行为了。特别是东条英机的自杀，就像一出闹剧，早不自杀晚不自杀，在看见美军宪兵走进院子敲门时才开枪自杀，使用的还是一把科尔特22小口径手枪。就是说他不想死，怕死。

　　1989年，最后一名甲级战犯铃木贞一在101岁的高龄死去。1955年被释放后，铃木贞一一直深居简出，也没有像其他的参谋们一样著书立说，争吵不休。1959年，自民党请铃木贞一出马竞选参议员，被铃木贞一拒绝，理由是“在顶点位置上掌错了舵的人，没有资格再掌舵”。只有1979年2月26日在NHK关于“二二六事件”的节目中露过一次面，铃木贞一真的那么甘于寂寞吗？也不一定。据说铃木贞一临终前，孙子喊“爷爷”他也没有反应，护士突发奇想喊了一声“阁下”，铃木贞一顿时睁开了眼。在日本，“阁下”是对高官、将军的尊称，铃木贞一并没有忘记过去的荣光。日本媒体评论说：铃木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真的结束了吗？不，伤痕还没有完全平复。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每一记脉动，都还能让人感受到旧伤的痉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