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大批苏联专家来华，为新中国的基础工业、国防、教育等贡献巨大。后来，两国交恶，专家撤走。

　　在中苏争吵的年代，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成为相互指责的经常性话题。

　　苏联人抱怨其专家在中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责备中国当局故意非难苏联专家，给予他们的工作条件是无法忍受的；中国人则认为苏联专家有大国主义表现，看不起中国，苏联专家工资过高，是中苏关系不平等的表现……

　　历史真相究竟如何？

　　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

　　在斯大林晚年，中苏关系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状态。斯大林高高在上的大国主义心态及其表现，始终令毛泽东耿耿于怀。在下层，中国普通民众仍然存有很大的疑虑。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驻旅大之初，纪律很差，奸污妇女、强夺民财等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发生。虽然后来苏联军事当局采取极其严厉的惩治措施(包括就地枪决)，改变了这种状况，但给当地居民留下的恶劣印象却难以很快消除。

　　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出现在赫鲁晓夫执政的1953-1957年，这也是苏联派遣顾问和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

　　1953 年，中苏签署《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之后，在华苏联专家人数持续增长。据苏方的统计，在1954-1957年，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而中方估计的人数也相差不多，在4000人以上。

　　新中国的工业、军事、水利、城建、测绘、教育以及法律法规等，从无到有，都倾注了苏联专家的心血和汗水。

　　中国也给他们提供了超出双方政府间协定的优厚待遇和工作条件。

　　高级别的薪酬待遇

　　尽管协定的原则是专家工薪水平与中国同等人员保持一致，但从实际情况看，苏联专家在华工资从一开始就普遍高于中方同等人员的工资。

　　1952年，在中国长期工作的苏联专家，其工薪标准分为七级：从一级设计工程师的2900分到七级技术员1500分不等。

　　而当时中国各级行政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包括补贴在内)是：国家主席、副主席4280分，政务院总理、副总理3580分，部长级平均1852.5分，司局长级最高1470分；一级工程师最高1360分，一般技术员最高560分。

　　按分值标准计算，苏联专家的平均工资水平(约2243分)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分值，而苏联最低级技术员的工资水平(1500分)则超过了中国一级工程师和司局长的最高分值。

　　据笔者了解，公安部总顾问伊万诺夫的工资就比罗瑞卿部长的工资高。

　　上述情况表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收入是丰厚的。据一些专家说，尽管很多人最初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时有些不情愿，甚至是迫于政治压力，但几乎没有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此感到后悔。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政府对他们在华的工作给予了很好的补偿，有些人得到的实际报酬至少是其在苏联工资的5倍。

　　有些待遇还不能以金钱来计算。从政策角度看，这些关心和照顾完全可以用“无微不至”、“宾至如归”这些中国待客的传统词汇来形容。

　　向周恩来哭穷

　　苏联专家克洛什科回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大多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月工资为520-540元。克洛什科来中国前是苏联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实验室主任，每月工资5000卢布(相当于熟练工人工资的5倍)，到中国后这笔工资照发，每月还能在中国领到530元人民币。

　　克洛什科这530元工资的开销，大约110元买食品，60-70元买衣服，30元用于洗衣、订阅报纸、购买书刊和其他花销，每月大约还剩300元。

　　当然也有不同的情况。

　　1955年，有一位苏联专家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说他在北京生活有困难，每月发给他的薪金不够用。这件事引起了国务院的极大重视，立即组织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大多数专家与克洛什科的情况一致，即收入远远高于支出，生活拮据的只是极少数子女多的专家，如那位写信的专家就带了夫人和4个孩子来中国。

　　即使如此，周恩来还是提出，无论如何，决不能亏待苏联专家。于是，外国专家局提出了一些方案，如增加工资、发放困难补助等。但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得到消息后，表示不需要这样做，并认为原因主要在于苏联选派专家时考虑不周，与中方无关。

　　另行负担的生活费用

　　中国人员(高级干部除外)的工资一般包含了个人的所有开销，而苏联专家的工资中尚未包括其日常生活费用———这些开支都是由中方另行负担的。

　　如医疗费(包括住院费及住院期间伙食费)、住宿费(租金、家具、房屋修缮、煤火费、水电费、卫生杂品费和服务人员工资)、招待费(节日宴会费、礼品和纪念品费等)、交通费(油料消耗、汽车维修、司机工资及管理费用)、文娱费(书报购置和文娱、体育所需费用)等，都有另外专门的开支，甚至对专家的镶牙费问题，国务院还专门发出补充通知：“苏联专家和眷属镶牙的医药费和手术费由我方支付，镶牙的材料费由本人自付。”

　　此外，还有由财政部统一支付的专家警卫费用等等。

　　如此算下来，这笔费用每人每月超过652.5元，大约相当于专家平均工资的两倍。况且，实际开销往往是难以计算的。

　　以公安部为例，那里共有苏联专家30多人，每人配备一部专车、一个翻译。所有专家都住在原恭王府(现公安部宿舍)院内，每人一栋单独住宅，有4-5名警卫日夜守卫。据说，那时为专家服务的编译处用钱非常方便，只要说明是为专家开销的，从来都畅通无阻。

　　为了满足苏联专家到海滨度假的愿望，还开设了北戴河海滨专家休养所、庐山交际处招待所和青岛疗养院三处休假场所。

　　细致入微的生活照顾

　　凡是到中国工作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专家都可以携带家属。

　　通常，苏联专家白天出去工作，孩子上学，夫人呆在友谊宾馆里无所事事，她们不用做饭，不用洗熨衣服，甚至也不用打扫房间。她们经常出去游览、去剧院和电影院，或去商场和王府井购物。

　　就人数而言，来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家属甚至多于专家本身。如1956年6月，在华苏联专家2189人，算上家属则有5000人。

　　对于随同专家来到的子女，设立了专门的学校，每天有专车接送。学校设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后改在友谊宾馆)，中国提供一切房屋、设备，教师则由苏联直接派遣，使用俄文上课。

　　来华专家日常生活的供应，有专门的使用票券购物的商店。对一些特殊粮食成品———黑面粉、三角米(荞麦制成)、麦精(小麦或大米制成)、巴力米(芒大麦制成)、豌豆瓣(豌豆制成)、通心粉等，还专门提出要求。

　　对苏联专家饮酒这样的细节，中国政府也作出了专门规定。

　　苏共二十一大提出禁止酗酒，苏方专家组织要求平时不要向专家供应烈性酒。

　　1959年7月外国专家局特别要求：平时组织专家舞会和野游时，一般不必供应酒类。如专家坚持要求，则可供应一些啤酒和葡萄酒；而在重大节日，举行宴会时可少量供给一部分烈性酒。

　　费用的确是惊人的

　　如果说苏联专家的待遇优厚、工资偏高就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就不符合平等的原则，不免有些言过其实，也不尽合理。首先，从客观上讲，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大批专家来华最终受益的是中国。

　　毛泽东在与尤金谈话时承认，学习苏联，聘请苏联专家，首先还是对受援国有利。其次，对于到苏联学习和培训的中方人员，苏联实行的也是优惠政策。

　　尽管如此，对于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来说，聘请苏联专家的开支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直到1955年以前，苏联专家的一切费用，中国方面都是用贷款支付的。

　　据当年对苏非贸易外汇收支计算表，仅行政顾问和专家费一项开支(显然不包括军事方面的顾问和专家)，从1951年到1955年，合计就达21140万卢布。与中国首次向苏联贷款总共才12亿卢布的数字相比，这笔费用的确是惊人的。

　　造成在聘请专家问题上经济负担过重，中国人本身也是有责任的。一些地方官员讲排场和铺张浪费，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如招待服务人员过多，给予专家各种不必要的额外补贴，经常在专家住室内摆设纸烟、糖果等等。

　　有的企业将专家的房间布置得花花绿绿，用最好的床单做桌布，在屋内喷香水。以宴请专家为名大吃大喝是经常的事情，个别单位甚至每日必宴，有时宴请一位专家，中方的陪客竟有二三十人。专家出差时中方随员过多也是个问题，被专家戏称为游行队伍。

　　专家们不讲中国坏话

　　如果说当时报刊上公开报道的关于中苏友谊的大量事例带有宣传色彩的话，那么几十年后当事人的回忆应该是真实感情的流露了。所有接受笔者采访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笔者，尽管有时发生一些矛盾，甚至争吵，但总的来说，这种关系是诚恳的、友好的。

　　长期在国务院担任苏联驻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是中国人十分怀念的苏联专家。

　　据当年为他做翻译的李越然回忆，阿尔希波夫为人谦虚，工作认真，凡是专家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他都要亲自审核，非常重视怎样使专家的建议能够更切合中国的实际。他对周恩来总理十分钦佩，与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就是对一般工作人员也是和蔼可亲、诚恳善良，从来不摆架子。

　　阿尔希波夫对中国的感情是真挚的，据说在中苏论战期间，赫鲁晓夫曾经指名要他写批评中国的文章，但他始终没有写过一个字。

　　原海军航空兵部参谋长纪亭榭回忆说：那时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很好，私人感情也很深。在工作之余，与苏联专家经常相互拜访。我们请苏联专家吃饭都是公家报销，而他们请客用的都是自己的工资。72岁的周立平，曾跟随苏联军事专家学习了几个月的飞机地勤维护和保养。他回忆，当时中国学员每天与苏联官兵一起工作和训练，风餐露宿，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语言不通，专家们就连比划带示范，直到学员完全掌握了技术要领为止。

　　谈到这无声的情谊，老人含着眼泪说：“我那时还年轻，刚刚参加工作，什么都不懂，苏联专家非常耐心，手把手地教我，那关系真是亲密无间啊，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每当回想起与他们在一起工作的那段日子，心里总是觉得热乎乎的。”

　　洛阳407厂的退休工程师迟述龙和朱煜清夫妇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地回忆起1956年苏联专家的夫人为他们操办和主持婚礼的情形。

　　那时，迟述龙是苏联专家穆辛的翻译。他们结婚时，穆辛夫人拿出100多元，还弄了一张俄式的长桌，摆满西餐，宴请宾客，还按照苏联的风俗，让来宾们高喊 “горький”(俄语本意是“苦啊”，在此是表达要新郎和新娘接吻的意思)，场面十分热闹。穆辛夫妇还送给他们一枚18K金的戒指，甚至专门到北京盛锡福帽店为女方订做了一顶草帽。

　　宣淼长期在外国专家局负责联络工作，他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访问苏联时得知，专家们回国后很少有人讲中国的坏话。克柳契科娃曾长期在中国工作，担任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的翻译，对中国非常友好。回国后，克柳契科娃在《苏联妇女》杂志任中国部主任，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反华文章。在中苏交恶时期，这是唯一没有被禁止在中国发行的苏联杂志。

　　友谊的限度

　　但也有不少人谈到这种友谊的限度，他们感到与东欧人在一起时很随便，而与中国人之间却“有一种陌生的感觉”。

　　一位顾问举了一个例子：“记得我对一个中国姑娘很友好，我并没做什么事，甚至没有拥抱她，我们只是偶尔开开玩笑。结果，他们(中共代表)把她狠狠批评了一顿，直到她哭了才罢手。”

　　普通中国人的确很少可以接触到苏联专家，建立起私人关系的就更少，但这里恐怕主要是文化背景和语言障碍的问题。从政府的角度讲，在笔者查阅的大量史料和历史文献中，没有发现任何限制或阻止与专家交往的规定和指示。

　　洛阳市有10个苏联援建的企业，也是苏联专家集中的地方。那里的人们以前很少见到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结果屡屡发生围观苏联专家的事情，使得保卫部门大伤脑筋。同样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于专为苏联专家做舞伴而参加周末舞会的姑娘，政治保卫部门都要逐一进行审查，惟恐出问题。

　　甘肃省电力局有一位50多岁的苏联专家，在他患病期间，受到兰州友谊饭店一位女护士的细心照顾，他很感激，硬要塞给她5元钱(该护士把钱交给了党组织)。后来在一次舞会上，这位老专家看见该护士和她一位女同学也来参加，非常高兴，便把她们两人搂住，又贴了贴脸。

　　这本来是苏联人表达感情的一种习惯动作，但在女护士看来，这是一种越轨行为，于是便向饭店经理进行了报告，而饭店经理也未请示上级，就直接向当地苏联专家的领导机构反映了这个情况，结果，进行追查，这位老专家承受了很大的思想压力。

　　中国有关机构在处理与苏联专家关系方面出现的问题时，依据的是刘少奇提出的“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原则，就是出现了矛盾或问题要严于律己，主动承担责任。

　　家属坐了一回轿子，要被遣返回国

　　实际上，苏联政府对于来华工作的顾问和专家要求非常严格，并规定了各种纪律，一旦发生问题，经常是毫不客气地将违纪者遣送回国。

　　据师哲回忆，当年他经常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在一起，他发现，每当他反映某专家的错误或问题后不久，那位专家就被调回国内了。苏联方面的严格管理和严厉措施，有时令中方人员都十分尴尬，以致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为专家说情。

　　1957年5月，天津音乐学院和天津南开大学邀请两校苏联专家及其家属赴山东泰山游览，在登山途中，忽然遇雨，陪同游览的音乐学院副院长赵风劝告专家家属三人带着两个儿童乘坐山轿，他本人也乘轿在前领路。所有的苏联专家，都继续步行上山。

　　苏联驻华大使馆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这几位专家家属违反了苏联政府不准苏联公民在中国乘坐轿子的规定，并且很可能给中国的劳动群众造成恶劣印象，从而“模糊苏联公民和帝国主义压迫者之间的区别”。使馆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专家，还要把专家康金斯基遣返回国，进行严肃处理，理由就是他母亲坐了轿子。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国务院专门发了通报，批评中方单位所犯的错误，周恩来还亲自带着赵风赶往苏联使馆道歉。

　　在路上，周恩来对赵风说，通报的目的，主要是教育聘有苏联专家的单位，高度注意此类问题，不要好心办了错事。他们来中国工作是为了帮助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使他们背个犯错误的名声回去。

　　最后，尤金答应：中国同志既然这样看待康金斯基同志，我们就不调他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