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梁

　　尘封了整整110年后，一批有关康有为、康同璧在1904年至1905年海外经历的珍贵文献，将在2014年12月17日的上海朵云轩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完整亮相。

　　据了解，这批文献是康有为次女康同璧1904年至1906年旅居美国康涅狄克州南温莎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直保留在其美国房东的贮藏室，去年房东后人欲翻修房屋时才发现这一批文献，最终为国内一收藏者所收购。

　　由此，康有为在这一时期的个人活动、家庭生活以及海外保皇会组织的内部状况，都将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此人(孙中山)不除之，(与我)必为大害……汝可与岳、文密谋勉厉之，穷我财力，必除之。”“特别是1905年秋康有为在美国针对孙中山所制定的暴力计划详情的披露，很难预料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将会引起怎样的震动，但真实可信的史料，会告诉人们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原任上海市艺术品拍卖龙头企业的朵云轩拍卖公司副总经理承载更是对这批资料的历史研究价值颇为看重。

　　康有为在美发动抵制美货运动？

　　1905年，对康有为和他所领导的保皇会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对当时中美关系而言，则是一个里程碑。

　　这一年，戊戌变法失败6年之后，美国政府终于不再阻止康有为入境，康有为得以在这年的2月11日至12月2日游历美国、加拿大50多个城镇，游踪所至，念念不忘扩张保皇会的影响力。

　　还是这一年，中美两国政府围绕华工准入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修约谈判——该条约订立于1894年，共六款。规定：居美华工离美期限超过一年者，不得再入美境；不准华人入美国籍；居美华工都须按照美国国会通过的苛待华工条例进行登记。此约以十年为期。显而易见的歧视性政策，终于引发了中国各地声势浩大的拒买美货、反抗强权的抵制运动。这场运动先后波及各大通商口岸及省会城市，并得到海外华人的积极参与。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1905年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是第一次广泛吸引各个社会阶层人士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城市参与的民众运动，而这种以拒买外货为主要内容的和平、非暴力的经济抵制也为此后历次对外抗争运动所借鉴和传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特色。”美籍华人学者王冠华《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一书中曾如此写道。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学者多有研究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但绝大多数的著作是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或者是海外华人“民族觉醒”的角度进行研究。

　　“部分学者尽管也注意到了保皇会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找到康有为和这场运动直接有关的任何依据。但是，在这批康有为与容闳、保皇会成员、康同璧等人的30余通信中，则清清楚楚地表明，或许康有为才是这次运动的发动者。”作为这批史料的第一位研究者，承载根据多封信件的内容，作出了一个之前史学界均未提及的判断。

　　在1905年5月30日，邝寿民写给康同璧的一封信中写道：“先生近居罗省，想甚安。美禁约苛虐，极幸渠钦使力争不签约，不知能稍有转机否？去月先生从美发来一电，着令港、省、浜、沪联合拒约，今内地各处皆设法停销美货为抵制，不知能有济否？盼切之至。”

　　写信者邝寿民何许人也？史料显示，其是广东新会人，康有为万木草堂后期弟子。因善理财，受康有为委派经商，以助维新派活动经费。从邝寿民信中所言来看，“先生(康有为)”在1905年4月即“着令港、省、浜、沪联合拒约”，这一时间，正是上海总商会于5月10日开会讨论抵制美货的前夕，而上海商界领袖们之所以召开会议，就是因为收到了来自“北美”的一封电报。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还是在这批文献中，康有为明确提到，1905年通过容闳于6月16日面见美国总统，目的同样是为了修约谈判。在康有为写给梁文卿的一封信中如此写道：“今早已见总统，已允尽力挽回禁约，并于游客﹑学生﹑商人格外宽待云。”有意思的是，这封信还同时解决了史学上的一段公案，即1905年康有为是否面见过罗斯福总统，他又是何时见到罗斯福的。

　　“即到华盛顿。顷力争禁约一事，或有补大局也。”这就是康有为到美国的真实目的。事实上，在动身之前，康有为多次要求康同璧和其他人务必弄清总统何时休假，国会何时休会，否则，自己就根本没有必要来美国东部。

　　“目前，学术界限于史料的匮乏，对此次运动的研究均集中于革命党方面，然而，根据康同璧旧藏的这批史料，结合康有为面见美国总统的事实，不难发现，康有为才可能是这次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承载说。

　　下达对孙中山必杀令

　　关于近代维新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关系，向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而在这次即将拍卖的文献资料中，一些信件披露的“康有为下达对孙中山的必杀令”尤其令人震惊。

　　众所周知，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但他主张“救出保住光绪皇帝，中国就有希望；革命只会使中国灭亡”。孙中山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初期，认为康有为等人与革命党彼此都为国事尽心，虽然方法不同，但目标却是一样，因此曾推动两派合作。但康有为以勤王领袖自居，拒绝了孙中山递过来的橄榄枝。此后双方的分歧越来越严重。

　　1900年的“刺康案”，更是把这种不信任推上一个高峰。

　　这年6月，康有为寄居新加坡友人邱菽园的家中，当时协助孙中山的日本浪人宫崎寅藏因为和邱菽园是好友，便到新加坡来探望邱康二人。但康有为怀疑宫崎受清廷指使前来谋杀他。于是向新加坡英国殖民地政府报案，逮捕宫崎。在孙中山新加坡友人的救援下，宫崎才获得释放。此后不久，保革两派的合作彻底破裂，彼此间随即产生了争夺海外华人力量的激烈论战。但此前史料显示，这两派仅仅只是打打笔墨官司而已，并无刀枪相向的直接记录。

　　按照已知史料，孙中山在1904年8月中旬由旧金山到纽约，辗转美国各地，次年1月8日离美赴伦敦。但从这次披露的康有为信件来看，孙中山1905年下半年可能又去过一次美国。1905年10月，康有为暂居美国爱达荷州博伊西市的爱达荷酒店，而刺杀孙中山的指令正是从这里发出的。披露该计划的手札系康有为于10月20日写给康同璧的，用毛笔蘸蓝墨水书于酒店便笺上。

　　1905年10月中旬，康有为通过保皇会成员的密报，得知孙中山即将到达纽约。为了遏制孙中山在华人社团和部分保皇会成员中进行革命宣传，康有为策划了趁此机会除掉孙中山的计划。他在信中写道：“顷得铭三电，云孙文复到纽约。前得卓如书，言孙文因吾会难，势运东学生(入京)谋害皇上，我已电北京泄之。宁我事不成，不欲令彼事成也。此人险毒已甚，今复来此，必专为谋我。我还纽本无事，不过为开银行耳，然立于险地，实非宜(且拒约事泄)，故决不东还，即入墨矣。今拟到新藟约铭三或季雨来一见，授以事乃行，到时或电汝来一见，亦未定。此人不除之，(与我)必为大害。已授意铭、雨，并复呼岳崧出也。惟铭、雨二人皆胆小而多疑，又不能出手，恐败事。趁其来美(美律甚宽)，最好除之。”

　　根据康有为具体布置，先由康同璧利用与容闳的良好关系，请容闳约出孙中山，在预先已安排了保皇会敢死队杀手的地点见面，立即实施暗杀。他还写道：“幸文愓有财权，可任大事(波利磨敢死部四十余人皆其至交)。岳崧与汝甚好(或汝令纯甫密约此贼，而彼等伏而去之)，汝可与岳、文密谋勉厉之，穷我财力，必除之。如不在纽，则跟踪追剿，务以必除为主，皇上与我乃得安。铭、雨有他疑，汝密主之可也。余待后命。”

　　康有为密谋刺杀孙中山的计划，其惊心动魄的程度可想而知，可谓纽约版的“十月围城”，最终显然并未实现，其原因是什么？尚待进一步探究。

　　此时康有为何以对孙中山必欲杀之而后快呢？据承载研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1904年孙中山的美国之行，大大动摇了保皇会在美国的影响力。“信件中提到，1905年的保皇会处在走下坡道的临界点，甚至连保皇会某些分会长、负责人都被孙中山蛊惑去了，康有为能不生气？”到了10月间，常常为这类坏消息困扰的康有为，写信告诉康同璧，自己正处在“居食难安”的境地。

　　当然，革命党也有针对维新派人士的暴力暗杀计划，这批文献中有封保皇党人童顷于1904年12月29日致康同璧的电报，电文是：“在这里广为传播的新闻说，发现有一个秘密组织的人要暗杀你。细节见我的信，要小心他们。”电报是由时任纽约保皇分会会长的华侨黄荣业转给康同璧的，黄在电报纸反面写道：“接电如此，未知是否，仰祈小心防之。或者对党发来，亦未可料。自后有华人来到，若不真识其人，切勿乱见之。为要！”透过这样的文字、语气，不难想见当年保、革两派水火不容的关系已到何等严重的程度了。

　　办军校、买枪支弹药，准备发动武装暴动？

　　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尽管多次提出“武装勤王”，但1900年的自立军事件——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在长江沿岸地区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明显地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的保皇会支持——之后，基本没有史料能直接地佐证康有为试图发展其武装力量。

　　相反，倒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则先后在广东、广西发动过多次的武装起义，直至后来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正是如此，这次朵云轩公开拍卖的大批与美国保皇会有关的档案文件，以及十余幅照片，细细梳理，皆有其独特价值。

　　“康有为与美国一个剧团全体成员的合影，从未披露。他在美国期间购买枪支弹药的单据，是康有为试图发展其武装力量的有力佐证。保皇会内部的组织机构，运作细节，成员分工，事业推动等，均可从那些看似杂乱，实则条理清晰的单据、收条、通告、记录中一一体现。”承载说。

　　翻看这批文献， 1905年7月17日康有为、康同璧父女在哈特福德购买枪械的单据颇为值得关注：在这份收据中，明确地提到康同璧收到将近2000多发的长短枪子弹，价值高达3万多美金。

　　值得一提的是，文献中同样多次提到康有为试图在美国发展其军事力量，但遭受了不小的挫折。在1905年7月11日，梁文卿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写道：“堪骂李可恶太甚，彼在纽约乱卖西报，谓各埠干城皆彼豢养，彼出经费。将来彼若令干城致死效命，则无一人不奉命云云。置夫子绝不提及，竟据干城为己有。”

　　札中所言“干城”事，指保皇会于1903年前后在美国创办的以培养军事力量为目的的学校，英文名称为：THE WESTERN MILITARY ACADEMY，其宗旨为“专习武备，以壮体魄，卫桑梓，救国家”。为此，康有为聘请了美国人堪骂李(今译作荷马李)作为军事顾问，并由其具体负责学校的训练课程。在拥戴康有为的旅美华侨的支持下，到1905年前，全美已有旧金山、洛杉矶、斐士那、北架斐、沙加缅度、波特仑、西雅图、他科马、贞林罕、华里华拉、斯波堪、芝加高、圣路易、纽约、费城以及夏威夷的檀香山(以上地名均为旧译名)等21个华侨聚居区开设了干城学校，其总部设在洛杉矶。这也是保皇会主导的干城学校的全盛时期。

　　1905年6月27日，康有为抵达纽约，并在这里检阅了他的干城学校军队——由康有为的保皇党武装的华人军队“维新军”，英文名为Imperial Reform Army(帝国改革军)。据《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康有为穿着顶戴花翎、金边眼镜，显得很有身份。维新军战士们身着制服，在华埠的街道两旁列队，康有为乘坐四轮马车从街心缓缓驶过，向群众鞠躬致敬，与白人纷纷握手，向华人则抱拳致意。这个风头，只有当年(1896)李鸿章来访时才有。区别在于，为李鸿章保驾护航的都是美国的军人和警察，并且由美国陆军军官为他抬轿，而为康有为站岗的，则是唐人街的华人青年。

　　但是，由于学校过分注重军事，且各校训练均采用真枪实械，故触犯了美国法律。迫于美国各地方政府的压力，此后绝大多数干城学校不得不相继关闭，仅存徒有其表的洛杉矶一处，由谭良主持校务。

　　1905年10月5日，康有为给康同璧的信中提到：“惟顷接堪骂李信，称有人在华盛顿告发干城(教兵起乱)，牵连及我，恐有大波罹人知，促我出加属。今已电铭等查，恐又有港变，则大局震矣。”此后的十多天，康有为又写道，“干城事皆堪作叛为之。今遣张孝拱之，已无事，然各埠震动甚。”这里所说的“震动”，就发生在各地华埠的保皇会组织内部。

　　以政治家的要求培养康同璧

　　因为这批资料系康同璧1904年至1906年旅居美国康涅狄克州南温莎时期遗留下来的，所以其中还包括：他人致康同璧的各种信札、电报等二百余件。

　　细读这些文献，康同璧在保皇会组织中所起的中心支点作用，在北美华人女性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尤可珍视者，如容闳致康同璧的信，文辞之间，洋溢着和蔼可亲的长者之风，难怪康同璧视如至亲。梁启超致康同璧的信，并未涉及政治，但询问学业，关心起居，甚至提出要带头为同璧筹款，以解决其生活费用。字里行间，透露出同门兄长的一片爱心。

　　康有为的其他学生写给康同璧的信，也值得关注。

　　汤铭三，负责纽约的《中国维新报》工作；梁文卿，一直忠实地为维新事业奔走操劳；谭良，其时正受康有为委托苦心经营着只赔不赚的保皇会下属企业；陈岳崧，一个以胆大沉稳而深得康有为信任的青年，他们或多或少都对正处于青春年华中的康同璧怀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但文字往来，一切以政治信念为重，总以维新大业为旨归，即便有所忧虑，也并不消极。

　　难得一见的是，康同璧的生母张氏、干妈沈氏和康同薇、康同荷的信。事实上，此前康门家信，极少见到。加之产生于动荡时期，远隔重洋而得以保存下来的家信，更属珍稀。

　　“张氏的细致周到，宽容豁达性格在信中毕现无遗。沈氏的呵护关爱，透过工整的小楷字迹扑面而来。同薇作为姐姐，早就参与了父亲的事业，但她为了让父亲在海外安心，让妹妹完成学业，自己默默地承受了几乎所有的家庭生活压力。在给同璧的信中，她也曾流露出心有不甘的情绪，但最终还是把一切烦恼都留给了自己。”作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承载如此评价。

　　康有为作为父亲，在给爱女同璧的信中，体现出典型的严父风范，他一心希望将女儿培养成为未来的政治家，不仅让其担任保皇会女会的会长，让其参与保皇会的组织、筹款，甚至是刺杀孙中山这样的机密，而且在性格和交友处世方面上，亦对同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譬如，在1905年8月15日写给康同璧的信中就对其不看对象，不顾大局，随意披露会中机密和康有为个人之事给与了严厉批评。他写道：“汝亦小孩，或口疎者与之亲好，即无言不语之，乃至柏林恼极之事、已过无迹之事，亦复再提，且告之口疎至极之人，何耶？薛君云樵事，铭三皆未言，必汝言之。汝等未成亲已如此，令我畏汝，有事不敢告汝，不敢与汝谋，有字纸不敢示汝，防避汝矣。非防汝也，以汝有一至亲而极疎以直漏之筒，可畏故也。他还告诫同璧：“汝与某交太厚，前示汝访汝以示之，今此书语极重，万不可示彼，可寄回我烧之，切勿殉情交而忘父也。……其人才虽可取，然与太亲，必一切宣泄。彼又无隐，若与汝亲，此亦可畏之一事也，为此亦恶之。”

　　钩沉一段历史，再现百年真相。凭借着这批相对完整的珍贵史料，学术界肯定将对康有为1905年的美国之行作出新的评价，对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保皇运动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样的，对1904年8月同盟会建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力量的迅速发展，也一定会产生新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