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名是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时的初恋情人，由于理想、家庭的原因，他们最终没有走在一起。两人分手后，她于1930年与杨堃结婚，并在次年回国。1958年6月18日上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批判会，拿出张若名历年思想汇报材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1924年退党之事，终于被翻出来，不仅是右派，而且是叛徒。张若名想不通，找总支书记谈话。当得知下午还要继续批斗，自由表达的权利被剥夺，人格尊严将丧失殆尽，中午，她便投河自尽了。在北京开会的张若名丈夫杨堃，收到“张若名病重”的电报，立刻赶回来，只看到桌上摆放着一罐骨灰。本文摘自2010年第2期《书屋》，作者桑农，原题为《失行孤雁逆风飞——激进与自由之间的张若名》。

　　林贤治《左右说丁玲》开篇说：“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些女性，由于特殊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在她们身上，贮存了丰富的文化含量。例如宋庆龄、江青、张若名、关露、丁玲等。”这份名单中，前两位闻名于政坛，后两位是知名作家，夹在中间的一位却很少被人提及，而且定位不明、形象模煳。

　　我最早知道张若名这个名字，是十几年前，读到一本书《纪德的态度》。这是她早年在法国撰写的博士论文的译本，书前有盛成的新序。于是，留下一个“模煳的记忆”：这是一位法国文学专家、“纪德的知音”。过了好几年之后，我才明白，盛成为什么在序中首先提到同在法国留学的周恩来。现在，周恩来的官方传记里也有了关于张若名的章节，只是过于简略。网络搜索一下，关于“周恩来初恋女友张若名”的词条成百上千，但大多是捕风捉影之谈。直到最近，集中读了《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黄嫣梨编着，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7年版）等书，才让我真正感受到这位女性身上“丰富的文化含量”。

　　一

　　张若名，1902年生于河北保定，1915年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翌年正式升入该校正科（本科）第十级（届），与邓颖超同班。入学不久，即以写作才华渐露头角。《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上，先后刊登了她的三篇文章，其中《校舍记》一文，还得到“制局精严、用笔简劲”的赞语。

　　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惨遭镇压。消息传到天津，群情激奋。5月25日，女师同学联合本市其他几所女校，共同成立“女界爱国同志会”，核心人物有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邓颖超等，“女爱会”成员频繁集会、演讲，并多次派代表与“天津各界联合会”、“天津学生联合会”共同赴京请愿。

　　一次，请愿返程的火车上，郭隆真、张若名与“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商议“女爱会”与“学联”合并的事。周恩来觉得“学联”是个松散的团体，不如将其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严密的社团，这便是“觉悟社”的发起。回到天津后不久，周恩来提供了十名骨干的名单，张若名原本选定八名，考虑到男女平等原则，又增补了两名。1919年9月16日，这二十名青年男女汇集在天津“学联”的办公室，“觉悟社”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男女组合的政治社团，彻底摆脱了“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伦理观念，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

　　“觉悟社”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出版《觉悟》杂志。他们决定发表文章和通信联系时不用真实姓名，而是数码谐音代号。今天，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内，桌子上的茶盘里还放着许多阄纸。周恩来是五号即伍豪，邓颖超是一号即逸豪，张若名是三十六号即杉陆。1920年1月出版的《觉悟》杂志第一期，刊登了署名“杉陆”的长文《“急先锋”的女子》，文章指出：“女子解放从女子（自身）作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女子必得具一种革命精神去实行解放。”这是张若名论述妇女问题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妇女运动史的重要文献。当时，张若名还不满十八周岁。

　　《觉悟》杂志仅出版一期，便夭折了。因为就在那个月的29号，天津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请愿活动，省署衙门被围，官方许诺接见学生代表，根据张若名建议，男女各推选两位代表，男生是周恩来、于方舟，女生是张若名、郭隆真，四人入内交涉，结果不仅没有见到主事官员，反而被拘押，关进警察厅营务处的囚室。1926年，周恩来出版《警厅拘留记》，保存了这一事件详尽的史料，书里有一篇《张若名的营务处一段日记》，记录的是她1月29日至2月6日的经历。

　　周恩来、张若名等四人，与同时被捕的二十余名各界代表，在狱中坚持斗争，并以绝食抗议。再加上外面各界人士鼎力营救，官方不得已开庭审判，起诉四人的罪名是骚扰罪。周、于各判有期徒刑两个月，张、郭各判罚金六十元，而羁押期内日数可以折抵，宣判完毕即予释放，二十余名代表获释后，受到热烈欢迎。天津有名的鼎章照相馆，免费为他们拍摄合影，这张照片常见于革命博物馆和历史书上。

　　二

　　出狱后的张若名，一度回到保定老家。但不久即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后与周恩来、郭隆真一行，在好心人的捐赠和各方的资助下，于1920年11月7日远航法国，勤工俭学。

　　盛成在《纪德的态度》的序里说：“1920年12月28日早晨八时，我赶到里昂车站对面的大旅馆，周恩来便给我介绍郭隆真和张若名。……从1月2日起我开始教她们法语。隆真比我大六岁，她学习进度很慢，若名比我小三岁，她聪明过人，举一隅则以三隅返。……至于隆真的法语后改由若名直接教她。……若名法语的进步，可称一日千里，到1921年暑假时，她的法语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

　　出国之前，张若名还接受北京《晨报》的聘请，任该报驻法国特约通讯员。1921年4月至7月间，《晨报》上发表了六篇她撰写的通讯，其中有两篇后来被编入《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等书。这些文章，特别是对留法勤工俭学生之恐慌与觉悟的观察和分析，见解独特，立场鲜明。

　　不幸的是，中国勤工俭学生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无法自救，于是，寄希望于刚刚建成的里昂中法大学，这是北京中法大学的海外部，入学需要验证学历或通过考试，并有能力支付费用或取得官费资助，对于无条件开放入学的要求，校方予以拒绝。得知国内所招学生即将抵达，在法的勤工俭学生十分焦急。1921年9月21日，一百多名勤工俭学生进占里大，在校方的要求下，法国里昂当局出动警察拘禁学生。后各方交涉无结果，蔡和生、李立三、陈毅等一百零四位学生被强行遣送回国。当时在巴黎的周恩来、张若名等人，四处奔波，声援营救，都无济于事。

　　周恩来初到欧洲时，思想徘徊在欧美民主政治与俄国共产主义之间。里大事件后，他和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生对民主政治顿生失望，转向信仰共产主义。1922年6月下旬，“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该组织简称“旅欧少共”，后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若名和郭隆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旅欧少共”，后自动转入共青团。

　　三

　　周恩来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在这方面，张若名的法语优势发挥了作用。她能够顺利地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着作，曾多次担任学习小组的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把讲稿整理成三篇文章，即《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和《帝国主义浅说》，前两篇曾以“一峰”的笔名，发表在少共机关刊物《赤光》上，该刊由周恩来主编，邓小平负责刻蜡纸油印。

　　后来，周恩来还把这三篇文章带回国内，交给在上海的团中央。1924年11月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收录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等人的重要着述，张若名的《帝国主义浅说》赫然排在首篇。1925年3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浅说》，署名“一峰辟世合编”。“辟世”即任弼时，书中收文四篇，系张若名三篇，任弼时一篇，该书一年之内，连续印出九版，在党内影响极大。如张若名在《阶级斗争》一文中将“资本主义社会之阶级”分为六等：地主、工业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农民、游民无产者、无产阶级。她说：“其中主要的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他们两阶级的利益，是根本相反的，无调和谅解之可能。……在这两阶级交锋时候，地主一定是援助资产阶级，贫农及游民无产者自然要趋向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是介乎两者之间，动摇不定的，往往易为资产阶级所利用。在贫农、游民无产者及无产阶级中，以无产阶级最富有革命的力量。”与毛泽东写于1925年12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对照，张若名的观点已经比较成熟了。

　　张若名在法国，除了参加党团活动，也很关注国内的妇女运动。刘清扬从法国回国后，与邓颖超等人创办了一份《妇女日报》。张若名寄去一篇新作《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发表在1924年3月18日的《妇女日报》上。文章认为：“女子当争回本身的人格，抛弃那些乞怜的弱状，复活我们的慷慨的天真，革除旧日男女间精神上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期待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社会的人，切不要做某男子的人。”她还指出：“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不良，可以阻止一切进化。不推翻压迫者，不打破私有制，妇女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这些观点，较之《“急先锋”的女子》一文，又有所进步。

　　四

　　然而，就在这一年，张若名的人生历程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于1980年所作的《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中说：“1924年，张若名同志在法国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被法国警察跟踪、讯问，这时，张若名又与当时支部组织负责人任卓宣发生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张若名通知经向组织申请后，由组织同意其退党。退党后，未发现张若名有任何出卖党组织的行为。”

　　张若名与当时组织负责人任卓宣的矛盾，是确实存在的。刘清扬1957年撰写的《旅欧支部的一些补充材料》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去德国后，旅法支部由任卓宣（叶青）担任支部书记，任的作风很专制，动辄骂人，张若名因此退出了党，郭隆真曾被骂得痛哭流涕。”顺便说一下，这个任卓宣，即叶青，后来回国，土地革命时期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不久，被捕变节，转而成为国民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共干将。

　　当时，任卓宣思想极左，作风专制。张若名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也是他盲动的决定。法共获准举行纪念活动，但当局明令不允许外国共产党人参加，即不允许外国人在法国从事政治活动。法共已将此事通知，但任卓宣不顾中国旅法支部秘密活动的原则，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并作发言。结果张若名身份暴露，遭到法国警方讯问，险些被驱逐出境。

　　但是，将张若名退出组织的决定，归结于对某位领导者的不满，显然不妥。出于私怨而动摇革命信念，放弃革命立场，也似乎与她一贯的表现不符。

　　在“五四”时期，作为一位杰出的女权主义者，她毅然与旧的传统决裂。来到法国后，成为一位活跃的共产主义者，总的来说，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但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以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在《留法俭学生之恐慌与华法教育》一文中，她写道：“有的是谈‘新思想’，有的是说‘德谟克拉西’，有的说‘马克思学说’，有的介绍‘布尔什维克主义’……种种不一，而总合起来，不外乎求‘人’的生活安全。”在张若名看来，未来社会是“人”的安全生活的社会，每个人都能集劳动与知识于一身。这正符合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主张，也正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压倒一切的组织精神与这种个人自由发展的理念相冲突时，张若名必然会拒绝前者，选择后者。

　　如果说周恩来、陈毅等人由于看到个人奋斗的无望，转而寻求集体的力量；张若名的情形则完全不同，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大门依然敞开。她的法语进步很快，交流没有障碍；她的学习成绩优秀，可以通过考试或学历验证合法地进入大学。同时，她得到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参议员遗孀碧细女士的资助，解决了学费问题。而在另一边，组织生活、铁的纪律，使她无法适应；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独立和尊严得不到保障，更是与她的理想相违背。于是，她经过反复痛苦的思想挣扎，最后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对于张若名告别革命的选择，郭隆真、周恩来等人自然是竭力反对，反复规劝、耐心开导，但张若名决心已定，毅然与这些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分道扬镳。据说，她后来与杨堃定情时相约：“此生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可见，她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她的选择经过深思熟虑，绝不是一时情绪波动的结果。

　　五

　　1924年7月，周恩来回国；冬季，郭隆真去了莫斯科。张若名从此与他们失去联系，独自在里昂大学，埋头读书。为了节省开支，她住进一所教会办的女子中学公寓。1927年下半年，她以三科合格的优异成绩顺利进入里昂中法大学，享受官费待遇，迁至校内女生宿舍。1928年2月，她又以四科合格的成绩获得里昂大学颁发的文科硕士学位。

　　郭隆真去莫斯科前夕，介绍杨堃与张若名相识。杨堃是郭隆真的同乡，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在国内招收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之一。张若名住进校内后，与他开始交往。1928年，两人确定恋爱关系。1930年5月31日，杨堃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二天，两人在学校大礼堂举办婚礼；12月15日，张若名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北平中法大学校长李圣章当时正在里昂，现场聘请她为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院）教授。

　　1931年至1937年，在北平中法大学任教期间，张若名的生活相对平静而安逸。她专心于教学，致力于中法文化的交流。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正式出版，受到法国学者包括纪德本人的好评。当时有传言，说纪德去了苏联，将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张若名却表示怀疑，她写了一篇短文《关于安德烈·纪德》，发表在《法国水星报》第四卷第一期上。她在文中表示：“我愈来愈相信，艺术家必须保持自由，而安德烈·纪德，这位艺术家也不会想及其他的。”两年之后，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出版，完全证实了张若名的预言。

　　好景不长，北平沦陷后，中法大学部分学院南迁，张若名等人留守，仅能领取基本生活费。好在杨堃由吴文藻推荐，接替他在燕京大学的教职，一家人便搬入此前是吴文藻、冰心居住的燕南园六十号。有人劝张若名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上一点法语课，但考虑到当时的北大是日本人治下，她宁可生活拮据，也不去挣那份外快。整整八年，除了参与《法文研究》的编务，她没有参加过任何社会活动。

　　1946年，北平中法大学复校，张若名又回到文学院，继续教授法国文学课程。动荡的时局，常使她忧郁不安。在某些沙龙聚会，或与学生交谈中，她偶尔会有激进的言辞。一次，她说：“中国的事情，国民党管不好，就让共产党来管。”这虽然与她早年的经历有关，但思想基本上还没有超出民主政治的理念。她的表现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还收到过匿名纸条，叫她注意安全，她感到了恐怖，仿佛又回到日本占领时期的黑暗时代。

　　1948年初，杨堃接受云南大学聘请，任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杨堃是研究民族学的，云南是一个天然的民族博物馆，自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由于担心国共分江而治，一家人将天各一方，张若名便决定受聘于云大中文系，与丈夫一同南下。

　　六

　　1949年，天翻地覆，张若名的身上也发生巨大变化。她与北方的刘清扬等老朋友恢复了通信，发现自己太“落后”了。在刘清扬的推荐下，她加入了民盟。从1950年起，她不断地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交上一份长长的申请书。前面属于个人经历部分，都差不多的；后面交代思想转变过程，却是越写越长，一次比一次深刻。她是那样执着，年复一年，不被批准，也从来不灰心。她还常去听党课，去找自己的入党联系人，汇报思想情况。

　　在思想改造、反胡风等政治运动中，张若名都是努力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联系个人思想实际，主动检查，批判个人的旧思想，认真写心得，开会踊跃发言。杨堃在《张若名研究资料》序里回忆说：“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俩全是学习积极分子……她（张若名）对党的号召步步紧跟，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党的各项革命运动。”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张若名一如既往，积极参加，儿子杨在道在家信中，流露出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不同见解，她认为儿子需要教育，竟然将信交给组织，希望组织上对儿子进行帮助，结果导致儿子被打为右派，关进劳教所，二十二年后才恢复自由。

　　1958年6月18日上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批判会，拿出张若名历年思想汇报材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1924年退党之事，终于被翻出来，不仅是右派，而且是叛徒。张若名想不通，找总支书记谈话。当得知下午还要继续批斗，自由表达的权利被剥夺，人格尊严将丧失殆尽，中午，她便投河自尽了。在北京开会的杨堃，收到“张若名病重”的电报，立刻赶回来，只看到桌上摆放着一罐骨灰，家里被抄得乱七八糟。

　　张若名死后，云南大学立即召开了对她的声讨大会，民盟也随即将她除名。直到改革开放，儿子杨在道从劳教所出来，得知邓颖超当年询问过母亲自杀之事，便上书邓颖超，请求她帮助为母亲平反。邓颖超很快答复，并给云南大学党委写了信，这才有那份《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结论最后写道：“在1958年云南大学的‘交心’运动中，由于没有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对张若名同志施加种种压力，以致造成了张若名同志不幸溺水而死的严重后果。经复查，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政治历史清楚，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