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地区危机已经持续了一年有余。这似乎是一笔赔本买卖。经济趋于衰退、卢布几乎崩溃、被多个传统友好国家疏离、被西方大国集体敌视、在国际道义上陷于孤立，区区一块克里米亚半岛弥补不了这一切。

　　但所有这些思考都只是理性的计算。俄罗斯历史学者谢尔盖·卡拉穆尔扎认为，俄罗斯文明厌恶冰冷生硬、不解决精神世界难题的理性。所以，这个民族处理问题时总有些过于浪漫、容易冲动、一条道跑到黑。理性计算往往无法概括这个民族的复杂内心。

　　眼下这波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已经远不似历史那样要从更广大的地缘、政治、外交背景中去找原因，这是一场俄罗斯跟自己较劲的危机。既然如此，原因仍要从俄罗斯自己这里来寻找，从它的心灵中来寻找。

　　虚弱下的偏执

　　以防范、敌视西方为深层心理动机的这次力量伸张呈现出了非常滑稽的一幕：俄罗斯为了反击西方，将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兄弟国家使劲折腾了一回，哪怕付出高昂代价也在所不惜，但西方却是没有任何损失的。这里隐含的逻辑是，如果折腾乌克兰，那么口头反对的也应该是乌克兰，如果口头反对的是西方，那么折腾的对象也应该是西方。但俄罗斯却来了个“指东打西”。再打个比方，俄罗斯好比一个丈夫，把自己的媳妇揍了一顿，作为对勾引自己媳妇的隔壁邻居的惩罚。

　　简单地讲，俄罗斯在跟自己较劲，却把这种较劲想象成对西方的复仇。

　　在俄罗斯与西方敌对的历史上，这是很奇怪的一幕。可以对比一下加勒比海危机，当美国欲在土耳其部署导弹，苏联就针锋相对地把导弹部署在了古巴——美国的后院。这一次，当俄罗斯再次声称自己受到了西方的安全威胁，却只能收拾自己不听话的小弟，而无力直接对西方“下刀”。这其实是一种相对的虚弱。苏联是有种的，敢跟西方真刀真枪的对着干。俄罗斯却是没种的，对付不了西方就只能拿自己不听话的小兄弟出气。

　　也就是因为这种虚弱，俄罗斯显得格外偏执。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俄罗斯这种将国际地位作为国家和民族成功的首要衡量标准的群体来说，越虚弱越表现出攻击性是很自然的事情。

　　只是，这样一来，俄罗斯跟西方之间的死结就更加难以解开，一个民族的整体偏执当然不是那么容易治愈的，更何况这种偏执还有着深刻的历史肇因。

　　危机缘何偶然

　　这场危机其实非常偶然。说它偶然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似乎并不足以导致俄罗斯掀起一场地区危机。这里所说的国际环境指的是：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已经终止了小布什时期的反导计划和北约东扩计划，而且美国祭出了“亚太再平衡”，已经不把俄罗斯作为发力重点。从安全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境况其实大大好转了。

　　而且单从乌克兰的状况来看，与其说是西方要从俄罗斯手中夺走乌克兰，不如说是这个国家要死要活地加入西方。这个国家的人民用一场革命推翻了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坚持加入西方的道路。所以，此事也无法解释为西方对俄施压。

　　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可以帮助思考。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革命戏码与十年后的这次革命惊人的一致，都是亲俄总统被推翻，乌克兰选择加入西方道路。但当时，同样担任总统的普京没有发动任何力量伸张。

　　为何十年前什么也不做十年后却大动干戈?为何俄罗斯的安全环境大大缓解它却要发动一场地区危机?

　　答案还得从俄国内寻找。十年前，俄罗斯经济形势良好，十年后发动乌克兰危机时却刚刚经历了普京时代第二差的经济增长年份。相应地，2004年普京个人支持率尚在高速上涨周期，乌克兰危机前他的支持率却正处于从顶峰极速跌落的时段。2013年年末，愿意在大选中投普京一票的人只占30%。这仍然是各政客中的第一支持率，但却不是普京体系认为的可以保证其确保政治垄断的“安全数值”，因为得票率如果不能超过一半，就得与第二名进行第二轮投票的双人对决，这等于是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可以团结所有反对派的政治敌手。

　　经济疲软，支持率不振，在这一背景下乌克兰发生了革命，俄罗斯支持的总统被推翻了，普京选择了强力伸张。在这里，他及其权力体系的利益扮演着首要动机的角色。也正因此，在各种国际因素都不导向危机的背景下，乌克兰危机爆发了。

　　爱国主义风潮

　　普京首先吞并了克里米亚，然后在乌克兰东部二州发动危机。这让普京支持率飙升至85%以上。尤其是前者，让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许多曾经严厉抨击普京反民主政策的个人和机构都开始倒转立场，对普京大加赞扬。俄国内形成了爱国主义风潮，“国家叛徒”和“第五纵队”成了爱国民众给普京的反对者贴上的标签，由此形成了一种排他性的舆论统一。

　　普京更是成为这场爱国运动的核心及标识，6月12日是俄罗斯的国庆节“俄罗斯日”，位于红场东侧的著名商场“古姆”开始销售印有普京头像的T恤衫。1200卢布(合人民币200多元)一件，这个价格可不便宜，但销售火爆，在开售之初顾客们要排上两个小时队才能买到一件，第一天便卖出5000多件。

　　多家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记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位也穿着这款T恤的路边摊大妈如何在做推销。

　　很显然，俄罗斯民众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在支持普京及其内外政策。但是，如果说在危机爆发之初俄民众如此“鸡血”还情有可原，那么在普京所为招致西方制裁和国际孤立，并且制裁加上油价下跌导致国家经济困顿、个人生活成本升高之后，这种对普京的支持依然“无条件”就显得有些让人无法理解。

　　但若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国家的传统，却又可以发现，这个国家的民众对领袖的长期支持是有传统的，不足为奇。

　　宗教色彩的沙皇情结

　　普京在俄罗斯人心中到底受欢迎到什么程度?仅通过一件T恤衫进行描述终究还是太模糊了。生于斯大林时代的物理学家尤里·马加尔沙克时常就俄政治问题发声，在他的记忆中，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曾经有在家庭聚会、婚礼等场合自发为最高领导人的健康举杯祝酒的传统，但那只广泛存在于斯大林时代，哪怕是在大清洗时期。而其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里，这种传统大大淡化了。

　　但是，马加尔沙克在最新一篇博文里指出，这一传统在普京时代恢复了，知识分子们又开始自发地在聚会时为普京的健康喝上一杯。

　　向来挑剔、桀骜的俄罗斯知识群体可作为俄社会对一位政客接受程度的指针。马加尔沙克认为，俄民众对普京的爱已经可与爱斯大林的热情相媲美。

　　这番描述倒让人们想起去世前四个月还对美国驻俄大使威廉·伯恩斯盛赞普京的索尔仁尼琴。这位举世景仰的作家一生与苏联体制做斗争，批判每一位苏联领导人，不买叶利钦的账，却独独格外喜欢普京。

　　索翁当然不会为斯大林的健康举杯，但其对普京的厚爱倒是与那些抢购普京头像T恤的人们的热情非常相像。出于对苏联的反对，索翁在与普京见面时不忘提醒他勿重蹈苏联专制覆辙，却毫不掩饰对他的赞誉。

　　历史地看，俄罗斯人的政治文化观念经历了“神圣罗斯”“第三罗马”“东正教、沙皇专制”“苏维埃政权”这几个大历史时段，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其特征是：对民族地位、特征的弥赛亚式理解，而民族、国家、沙皇三位一体地反映着这一弥赛亚内核。其中，沙皇是这一弥赛亚使命心理的核心体现。

　　所谓弥赛亚的内涵是俄罗斯民族在整个世界的特殊地位，在理性主义浸润之前它以宗教观念体现为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使命。基辅罗斯第一任都主教伊拉里昂在1037~1050年间成书的《法与神赐说》中第一次道出了罗斯民族的使命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第一个接近上帝的是犹太人，最后一个则是罗斯人”“罗斯民族不是普通民族，是一个新的、神选的民族”“居住在这片大地上的民族最终会向世界道出自己神圣的‘言说’”。

　　到了“第三罗马”时代，这一救世使命逐渐政治化，“救世”成了具体的政治目标。既然俄罗斯民族的使命是对世界的“拯救”，这一政治目标便不可避免地要体现在该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上。彼得大帝进行领土扩张时一直打着“世界使命”的旗号，叶卡捷琳娜二世则说：“很快就能证明，古斯拉夫民族能把法国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河流、山谷和地区冠上自己的名称”。

　　这种领土扩张当然是侵略，但俄罗斯人却对此感到欢欣鼓舞，知识界尤其如此。普希金的老师杰尔查文说：“我们为荣耀欢呼，要让敌人看到，我们的双手时刻准备伸向宇宙的边际”。

　　沙皇专制的确立让皇权取代了教权，而沙皇本人也成了俄罗斯民族及其弥赛亚使命的核心。17世纪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作家西梅恩·波罗茨基认为，沙皇就是太阳，是天之骄子，是所有人的父亲，沙皇代表着国家，国家就是沙皇。

　　这被认为是新时代的政治宣言，沙皇成为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核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精神上。俄罗斯的政治传统就此形成：沙皇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具体体现，而作为国家民族使命的“救世”也必须落在沙皇肩头。“救世”成为一种要求，也成为一种衡量沙皇的标准，而沙皇们一直用领土扩张回应着这一要求。

　　179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巧妙地与波兰和立陶宛的权贵组成了塔戈维查联盟，由后者以爱国为由请求俄军“保卫自由”，实际上则是反对一系列限制权贵特权的制度和法律。叶卡捷琳娜二世“应邀”出兵波兰，最终促成了对这个国家的第二次瓜分。这一切恰恰由二百多年后的普京在克里米亚和东部乌克兰重演了。第二次瓜分波兰后莫斯科朝野将新领土称为“新俄罗斯”，而眼下俄舆论也如此称呼宣布独立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手腕和强力表现让俄罗斯人的爱国热情空前迸发，而眼下俄罗斯的爱国浪潮也如出一辙。

　　虽然经历了西方理性主义和政治文明的洗礼，但俄罗斯人的政治观念仍是民族、国家、沙皇三位一体式的。虽然皇朝已成明日黄花，这种政治观念却顽强地保持到现在，且看不到实质性改变的契机。

　　虽然制度上已无沙皇，但俄罗斯人心理上仍留着那个位置，等待着一个众望所归之人来此“加冕”。

　　谁加冕“沙皇”?

　　正如马加尔沙克的叙述所显示的，斯大林在自己的时代是“沙皇”的理想人选。苏联的工业化在斯大林时代迅速实现，让这个国家在西方面前扬眉吐气，更让它在二战中扩张了领土，成为世界的拯救国之一，成为两极之一。这些让斯大林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俄罗斯人心理上的“沙皇”，哪怕他曾残酷地搞了大清洗。

　　因为俄罗斯人衡量沙皇的标准就是那个“救世”的弥赛亚。

　　此后历任领导人没有了这样的资格。在精神世界里推倒了斯大林神像的赫鲁晓夫未能做出超越斯大林的功绩，只能被唾弃;勃列日涅夫病怏怏的模样只招来了大批讽刺他的政治笑话;总书记生涯短命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什么都没来得及做;苏联累积几十年的政治弊端爆发后的恶果则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直承受着，多少有些无辜，做“沙皇”是绝无可能的。

　　但“救世”的历史重担由普京扛了起来。他之于俄罗斯的历史功绩，是在俄罗斯民族由于苏联体制几十年的束缚导致的一次大崩溃后帮助它实现了国家稳定，并且让国家单纯依靠能源的经济模式变得富裕，而且这种富裕加上苏联残存的硬实力体现在了地缘和外交上，让俄罗斯重拾大国形象，甚至有能力开疆拓土。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同历任前任相比，普京这番功绩几乎仅次于斯大林。他在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中已经加冕为“沙皇”。如果说一定要从普京当政将近15年的时间里找到那个“加冕”的时间点，那么我会选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那个时刻。因为对于沙皇的要求就是让俄罗斯卓越于世界民族的救世使命，从这个角度讲，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丧失大片土地之后的首次开疆拓土自是这一使命的最好体现。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普京支持率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的急剧飙升及民众对其表现出的爱戴、崇敬。

　　当然，如果困窘一直持续，这种支持也会到头的。1914年一战爆发时，俄国民众何尝没有像今日一样满怀爱国热情地去支持沙皇，但一年以后不满于生活困窘的民众就走向了沙皇的对立面。

　　但这种“沙皇情结”仍是一以贯之、根深蒂固的。盘点俄罗斯的历史，可以发现，民族、国家、沙皇三位一体的观念根深蒂固地贯穿于所有俄罗斯历史阶段。这个民族未曾经历宗教改革，其经历的启蒙运动是由叶卡捷琳娜二世控制的，其经历的科学革命是由从彼得一世到苏维埃政权控制的。

　　无论是启蒙运动还是科学革命，在这个国家都不曾有像西方一样的历史性影响。如果说在西方这两种运动让人们摆脱了道德枷锁、摆脱了蒙昧，那么在俄罗斯这里，这些效果都没有充分体现。更何况作为这一切基础的宗教革命在俄罗斯从未出现，这个国家仍不是一个充分的世俗国家，东正教在这里不仅仅是个人信仰那么简单。

　　所有这些都解释了为何俄民众直至今日都在寻找那个可以在心理上加冕为“沙皇”的人，为什么在诸多事情的处理上都远离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