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网友冼岩来稿）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的过程，充满了曲折与艰辛。当第一个接班人刘少奇被打倒后，第二个接班人林彪就出现了；当第二个接班人林彪被打倒，同时却将第三个接班人张春桥拉了下来——张因为冲得太勐，得罪人太多，已经不适合于“登大位”，而只能作为某一派系的支持力量。本来毛的设计是，让江青在前面勐打勐冲，张春桥则在后面从容蓄势，坐享其成。奈何对手太顽强、斗争太激烈，张春桥只能赤膊上阵，自己冲到前面。当然，在此过程中，可能毛也发现了张的一些弱点，比如政治上太过偏于一方，无法掌控全局。

于是，毛挑选了自己的第四个接班人王洪文。王的经历覆盖工农兵，这是毛最欣赏的；而且王是造反起家，不会像周恩来那样“缺少杀劲”；将上海的造反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说明他也不乏才具。但没想到，毛培养王洪文的过程，说起来全是眼泪——有些人就是才具有限，可以做好一个厂长、市长，但一旦把他放到更高的位置上，他即不知所措。王洪文显然就是这样的人，管理一个市或许是其极限，再重的责任，就要压垮了，不管毛让他看多少书、耳提面命多少次，也无济于事。

同时，毛还发现一个问题：自己的接班人将面临一个新的难题，即必须能够对付得了江青。王显然没有这个能耐，于是毛开始挑选自己的第五个接班人。这一回，毛进行了双重布局：“明子”是邓小平，“暗子”是华国锋。正是从对王洪文失望开始，借周重病的机会，毛开始将党政军全面托付给邓小平。表面看是托付殷重，其实只是希望借邓之手，收拾残局。当时，毛自知时日无多，天下必须由“大乱”转向“大治”，而左翼方面显然无此人才，重新培养、等待也已经来不及，况且还有王洪文的前车之鉴，于是只能从右翼中找，重新重用邓——邓要在一片混乱中打开局面，得罪人多是必然的，行急手重也在所难免。这样，就杜绝了邓自行“上位”的可能性，毛埋下的“暗子”华国锋就有机会了。

为什么是华国锋？从毛给华手书的“按过去方针办”看，毛选华亦是无奈之举，他已经没有更多选择了，只能着眼于维持一时稳定。有人胡扯说，毛有意让自己的家人（江青或毛远新）上位，还说毛说过什么什么话——如果毛真有此意，怎么可能仅仅是说几句话，而全然不作相关安排，既不为他们安排高位，又没有让他们掌控党政军的实际权力，手下仅有几个笔杆子，够什么用？几个笔杆子在文革时期能够唿风唤雨，完全是因为上面有毛；没有了毛，他们又岂能独撑一片天？

毛当时选接班人，只剩下几个基本的要求：1，有一定的治国才能；2，肯定文革；3，能够压制住江青；4，可以一定程度调和左右。江、王首先就缺乏治国才能，王、张又均压不住江青，邓对文革有不满且得罪左边的太多无法协调左右。只有华，才能虽不及邓，但已勉强够用；肯定文革，绝对忠于毛；华自己当然对付不了江青，但加上邓，就足够压制；且华“两边的话都听”，能够调和左右。所以，毛为华安排的接班格局是：华居中央，调和左右，左有江、张、王，右有邓、叶、李。其中，邓居右方是关键——邓不在，则无人能压制江，必然导致左右失衡，稳定不再。

正是由于有此一布局，当毛泽东收到毛远新等人汇报时，才会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压制功劳和威望增长太快，有可能破坏左右平衡的邓小平，同时逼邓主持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为他戴上紧箍咒；也正是由于看破了毛的此一布局，邓才会在遭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压下，仍然拒绝主持作出肯定文革的结论——他必须保持最后翻盘的机会：主持结论，意味着接受了毛的安排，将来只能在华主持的左右框架内发挥作用；不主持结论，就保持了将来打破既定框架的道义合法性——邓未必不能接受自己担任“二把手”的命运，但他无法接受在毛之后还必须坚持文革路线的选择。拒绝毛，当然是一种艰难选择，也是一次大的赌博——邓赌的，不是毛会不会进一步打压自己，这是毫无疑义的；他赌的是，在毛后的格局中，少不了自己这关键一子。他赌对了。

就像在微妙平衡的天平上，取走了某方的一个重量级砝码后，天平马上倾倒，没有了邓的毛后格局，华无法做到平衡。面对强势的左翼，尤其是江的咄咄逼人，华只能加速向右靠拢。但没了邓的右翼，即使与华联手，在当时的党内活动规则内，也抵挡不了携毛之余威大势的左，于是只能兵行险着。今天，总有毛粉（例如老田）感叹说，明明毛一切都安排好了，不明白华国锋为什么要打破平衡，好好的居中而治不要，偏要倒向一方，最后因失去自己的根基而倒下——他们不明白的是，这一切正是当时左翼尤其是江青的咄咄逼人造成的，而江的骄横，完全由毛一手打造，因为毛需要江扮演的，正是打手和前驱的角色。

这其中，汪东兴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林彪事件以及毛的原因，汪与江有隙。深知且深惧江为人的汪，害怕江报复，于是在毛去世后，一是抱紧华，二是向华灌输江的危险性及其迫切性，促华“先下手为强”。所以，说到“粉碎四人帮”的最大功臣，应该非刚刚去世的汪东兴莫属——华、汪联手，就足以拿下“四人帮”；联系叶、李，只是为了事后圆场而已。但是，说到这一切的源头，“粉碎四人帮”的“第一驱动力”，还是邓小平此前所下的先手：它破坏了毛布局的平衡性，迫使华国锋不得不走上“粉碎四人帮”这条路。

如果说汪是强化了左的危险，那么华就是忽略了右的能量。实际上，右翼官僚群体一直是这个国家最深厚的力量，党政军大多在他们手中，只是一直以来他们受到毛的压制，使其看起来相对于左翼弱小而已。建国后毛发起的历次运动，大多是为了压制右、抬高左，文革后尤其如此。所以，右之弱是假弱，左之强是虚强，一切都是因为毛的存在；毛不在，则强弱易势，左右逆转。华不明乎此，以为右对己威胁小，更因为左之害迫在眉睫，于是挥手将瓶子里的东西放了出来；放出来后，华又没有毛之威能，收不回去了，于是自己亦被吞噬。

或许当时在华心里还有一种想法：我把你们放出来，怎么也是有恩，你们应该不会对我怎么样吧？——这就是典型的渔夫思维了。政治上的事真是难说得很，放出来本来是恩，但接下来恩很可能成怨：解放慢了是怨，解放不彻底是怨，不彻底否定文革是怨，不批毛泽东是怨——右翼被毛压制太久、太苦，其矛头已直指毛本人和文革。所以，邓可说是应运而生，因势而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