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八路军359旅，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南泥湾开荒，很少有人了解359旅在抗战中曾经进行过一场经典的伏击战，这场发生在山西广灵邵家庄的伏击战，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还受到了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

　　多路围攻

　　1938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从晋西北转战到晋东北的恒山山脉，在灵丘、广灵、浑源一带积极活动，以配合晋察冀军区在桑干河两岸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8年7月，为了纪念卢沟桥事变一周年并配合正面战场正在进行的武汉保卫战，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都展开了对日军交通线的大规模破袭战，对日军后方造成极大威胁。特别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更是让华北的日军感到寝食难安如坐针毡。日军把五台山地区视为是八路军在山西的源头之地，是“向河北、绥远、平津诸地方实行赤化工作之根源”。于是，日军将对五台山地区的扫荡和对广州、武汉的进攻相提并论，确立了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的战略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从9月下旬开始，日军调集了第26师团、109师团以及伪蒙军共五万多人从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四条铁路线同时出动，向晋察冀边区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多路围攻。

　　正活动在晋东南地区的359旅自然就成了抗击日军围攻的主力，面对装备精良又有兵力优势的日军，359旅采取的对策是以灵活的游击战进行袭扰、伏击、牵制，重点破坏其交通运输线，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抓住战机主动打击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彻底粉碎日军的进攻。

　　理想的伏击点

　　359旅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也得到了地方党政机关的大力支持，中共雁北地区党组织还专门组织了敌后工作队，深入日军占领区进行侦察，向359旅提供情报。10月21日，雁北敌后工作队得到倩报：日军为了组织对晋察冀边区的多路围攻，正在积极调集重兵，囤积武器弹药和军粮，所以在蔚县到灵丘的公路上，白天经常有汽车队往来。接到这一情报后，359旅的主力部队719团认为，为了粉碎日军对根据地的进攻，必须要给日军交通线以沉重打击，那么选择有利地形打一次伏击，是最符合眼下实际情况的。

　　经过多次实地勘察，719团发现广灵到灵丘的公路是日军这次围攻晋察冀边区的必经之路，而张家湾至邵家庄这一段长约1000米的公路，就在南北走向的狭长山川里，公路的东西两旁都是突兀的山峦，中间有百十米宽的丘陵地，丘陵上是鳞次栉比的层层梯田，当时已经过了收割季节，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完，只留下一垅拢的谷茬子。在中间约500米处顺着山势有个急转弯，一座小山包正好对着公路，形成了天然屏障。而且这里两侧山上杂草丛生，下山道路也很畅通，既有利于隐蔽又便于从山上出击，是非常理想的伏击地点。

　　719团立即将作战决心和计划上报旅部，得到了王震旅长的同意，同时王震旅长还指示：一定要周密部署，隐蔽企图，突然发起攻击，要速战速决，不可恋战，要贯彻毛主席打歼灭战的思想，多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尽量减少自身的伤亡。尽管719团是1938年1月由崞县（今原平）独立团、侯马独立团、忻州义勇军各一部整编而成，但排以上干部全是由其他部队抽调过来的经过长征考验的红军干部，可以说部队骨干力量很强。更重要的是组建以来多次与日军交手，不仅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通过缴获大大改善了部队的装备，轻重机枪迫击炮都有了。所以王震对719团还是很有信心的。

　　719团团长贺庆积10月26日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伏击战的作战方案，决心对进入伏击圈的日军，如果是中队以下的小股部队，就坚决全部歼灭；对大队规模的，则力争歼其大部；如果是日军联队以上的大部队，则给予突然袭击后就主动撤离。同时对作战部署进行了具体安排，要求各营迅速做好战前堆备，注意保密和封锁消息，于10月27日下午4时出发，28日拂晓前赶到张家湾、邵家庄预定伏击地点。

　　精心布置的伏击

　　战前准备时间还不到一天，所以团干部都分头下到各营连，进行战前动员和检查。到27日下午终于完成战前准备，准时从驻地出发。当时719团驻扎在灵丘县以西的王庄堡，离设伏地点约有50公里。而且为了保密，部队不能走大路，全部是走偏僻小路，所以这段行军还是很紧张的。夜幕降临后，为了抓紧时间赶路，晚饭只好边走边吃干粮。在深秋的夜晚，只听见急行军的沙沙脚步声和不时传递的低低的口令声。经过12小时的夜行军，719团于28日拂晓按时到达预定地区。

　　按照作战方案，担负主攻的1营和717团3营9连，埋伏在公路西侧的山坡和沟下；担负助攻的2营（欠4连），埋伏在公路东侧的山后；3营作为预备队在2营南侧的山后待命，战斗打响后，迅速抢占张家湾西北侧高地，据险扼守，阻击从广灵出援的日军，同时截击向北突围的日军；2营4连则在3营的南面，战斗打响后负责切断被围日军向南突围的道路；团指挥所位于1营后侧的山坡上。另外在靠近广灵方向的1354高地和1412高地，设立了两个观察哨，由团部的两名参谋分别负责，严密观察广灵方向日军动静。

　　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后，立即依托地形和杂草丛生的地貌，构筑简单的隐蔽工事。团工兵排则在公路上布设地雷，南端埋的是“自发雷”，也就是在炸药里安上雷管，上面覆盖一块薄板，再撒上一些干土和碎石子做伪装，只要压上去一定重量，就会自动爆炸。从“自发雷”往北，埋的则是“拉线雷”，是通过拉线来控制地雷的引爆，并且每隔100米左右埋上一捆手榴弹，把导火索接长，伪装好之后一直引到山上，见机拉线引爆。规定以自发雷的爆炸为信号，各部队沿各自的进攻路线发起攻击。

　　这时东方已经开始露出曙光，战士们经过长途急行军，紧接着又是挖掘工事，都已经相当疲惫了，埋伏在阵地上，身上的军服已被汗水和晨露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身上，在晚秋的清晨还是非常阴冷的，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人都已经朦胧入睡了。贺庆积团长见这一情况，马上命令让战士们吃点干粮再休息，一方面肚子里有了食物身上会暖和些，另一方面一旦战斗打响就没时间吃东西了。

　　一直到上午9点钟，广灵方向仍是没有任何动静。到了10点，还不见动静，贺庆积担心部队会产生急躁情绪，便要求各营一定要耐心等待，注意隐蔽，不准乱动，绝对不可以暴露目标。10点刚过，两个观察哨同时就摇动白色信号旗，这是发现敌人的信号！看到这信号，所有人都非常高兴，同时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

　　不一会儿，就看见十多辆日军汽车由北向南驶来，最前面的一辆车是负责搜索的尖兵，一路开来，不时对可疑地点放几枪进行火力侦察。战士们都埋伏在潮湿的草丛里、坚硬的石头上，一动不动。

　　日军的车队一辆接一辆驶入了伏击地点，突然一声巨响震撼山谷，日军汽车压上了“自发雷”引起爆炸，这就是开始攻击的信号。紧接着“拉线雷”和集束手榴弹也一个一个地响了。顿时，日军好几辆汽车被炸翻了，有的车起了火，有的企图掉头逃跑，却又被后面的汽车拦住，整个车队乱作一团。爆炸过后，八路军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手榴弹也如雨点般投向日军，整个伏击地段都被八路军的火力所覆盖，遭到突然打击的日军完全陷入混乱，贺庆积在指挥所的山头上看到这一情况，立即命令吹冲锋号，随着嘹亮的冲锋号，主攻的1营从公路西侧勐冲下来，接着助攻的2营也从公路东侧发起了冲锋。残余的日军还是非常顽强，也端着刺刀与冲上来的八路军展开白刃战，但根本顶不住八路军的勐烈冲击，仅仅半小时大部日军就被消灭，少数残敌窜至西北侧一处小高地负隅顽抗。719团一边肃清残敌，一边抓紧时间打扫战场。到12时许，除了少数日军逃脱外，719团干净利落地结束了战斗。

　　11时许，广灵日军赶来增援。但在张家湾遭到了719团3营的阻击，日军为了救出被围的部队，连续组织攻击，都被3营击退。直到12时过后，团主力已经消灭了被围日军安全转移后，3营才主动撤出战斗。

　　与此同时，驻灵丘的日军也北上前来解围，结果在灵丘以北的贾庄附近，遭到了718团的迎头痛击，最终不得不放弃救援退回灵丘。

　　战果丰硕

　　这场漂亮的伏击战，毙伤日军300余人，摧毁汽车10余辆，缴获长短枪100余支，轻重机枪7挺，掷弹筒4具，各种子弹10余万发，以及照相机、望远镜和大批军毯、罐头等物资。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证实，这回遭到伏击的日军是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常冈宽治亲自率领的张北支队，正前往蔚县、广灵、灵丘一带视察。

　　曾经有在邵家庄伏击中击毙常冈宽治的说法，而根据日军资料，常冈宽治1939年升任第9师团师团长，1945年4月任由良要塞司令官，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投降时自杀，所以死在这次伏击战中的说法显然不正确。但是常冈宽治的望远镜被八路军缴获，成为王震的战利品，在接下来的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一直是王震的随身之物，直到1959年，王震才把这架望远镜捐赠给军事博物馆。

　　八路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100多人。主攻部队1营教导员彭清云右臂重伤，后来伤口感染，是白求恩大夫为他进行了截肢手术才保住了生命。王震因此还特意送给了白求恩一把缴获的勃朗宁手枪。而彭清云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解放军中着名的独臂将军之一。

　　这场伏击战战果辉煌，影响深远，为粉碎日军的多路围攻，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签署了对参战部队的嘉奖令，120师贺龙师长也对719团进行了通令表扬。就连蒋介石也给八路军总部发来电报：“贺师在张家湾附近（即邵家庄地区）斩获甚众，应传令嘉奖。”

　　从伏击战的战术上来看，情报准确；战斗决心果断坚定；地形选择相当有利；部队部署中规中矩，公路两侧一侧主攻一侧助攻，两头有阻击部队，还有观察哨监视日军动静；伏击战术可圈可点，先是地雷，再是机枪和手榴弹的火力打击，最后是白刃冲锋，所有伏击战的各个环节，都是恰到好处，堪称典范，几乎可以作为伏击战的实战教科书。战略上更是直接破坏了日军的交通线，对于粉碎日军的扫荡，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也正是从这次伏击战中，我们可以看到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一个经典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