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自杀前曾绝望地致信毛泽东。警卫员觉得事情蹊跷，就向卫士长和秘书赵家梁、董文彬以及高岗的妻子李力群做了汇报。赵家梁、董文彬和李力群一看信封上有血，感到情况不对，决定把信拆开看看。打开一看，给刘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写的致毛泽东的信，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岗，日期是2月17日。给周恩来的信主要是拜托周恩来在他不在时照顾他的妻子儿女。本文摘自《高岗传》，作者戴茂林、赵晓光，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岗是中共党史上一位带有悲剧色彩的传奇人物。他曾光环耀眼，任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可终了，他却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主角，被开除党籍。《高岗传》是两位作者戴茂林和赵晓光磨砺了14年的心血之作，力图拂去岁月的灰尘，还原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高岗。本刊选摘了高岗自杀前后的段落，小标题为编者另加。

　　毛泽东的决心

　　1953年12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胡乔木列席。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则谦虚地表示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但高岗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高岗的言行使毛泽东认识到解决高岗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据杨尚昆回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他休假期间是否由刘少奇主持工作，实际上是“有意亲自‘测试’一下”高岗的态度。因为毛主席不在北京时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这已是近几年的惯例。高岗却表示反对，主张由几个书记‘轮流坐庄’。这一试，果然使他露了底”。

　　但高岗显然并不知道毛泽东是在“有意亲自‘测试’一下”自己，此时他仍天真地认为会有很多人和他站在一起。在此之前，高岗确实得到了一批重要人物的支持。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

　　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西北是彭德怀同志。华北是高所反对的。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这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又转过来进行试探，说把恩来同志推上来好不好?我说：恩来同志我很熟悉，但两个人比较，还是少奇同志合适。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后来陈云同志去做林彪的工作，林彪说受了高岗的骗;我去做彭德怀同志的工作，他说：我相信你。高岗确实是搞谈判、搞交易。还有苏联人的关系。苏联有个顾问在东北。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也确实抓住了少奇同志的一些小辫子、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例如土改时搬石头、反五大领袖;天津讲话，还是有缺点错误。最近报刊上好几篇文章都说，天津讲话没错误。高岗夸大事实，但少奇同志确有讲得不妥当的地方，起码语言不准确。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向与会者点出了高岗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同凡响地说：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竟然会在以“我”为首的司令部之外，出现另一个司令部，问题何其严重?岂能坐视不问?

　　没有当面检讨的机会

　　中共中央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在高岗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高岗自以为有毛泽东的欣赏，有一批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便摩拳擦掌，四处活动，欲把刘少奇拉下来。甚至在毛泽东已经察觉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之后，他仍然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继续搞非组织活动。但是，毛泽东在12月24日会议上抛出的“两个司令部”的论断太严厉、太明确了。虽然毛泽东的论述大大出乎高岗的预料，打得高岗晕头转向，但毛泽东对于自己的极端不满，高岗终于明白了。

　　从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高岗的情绪就开始低落。他上班开会时很少发言，下班回家后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设法打听有关消息。

　　进入1954年，毛泽东也确实加快了解决高饶问题的步伐。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中，暗示中国共产党内将要出现大的问题，而且说问题的性质是“有人要打倒我”

　　在毛泽东向苏联人吹风之前，刘少奇已经根据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提议，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派人送往杭州，请毛泽东审定。

　　毛泽东极为重视，亲自修改，并决心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定。对于即将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虽然不打算回京参加，但他对于会议议程以及刘少奇在会上报告的内容，都做了详细认真的交代，甚至一些比较细微的环节，都做了精心的布置。

　　四处打探消息的高岗乱了阵脚。思前想后，高岗决定亲自向毛泽东检讨。于是，高岗于1月1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到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检讨的愿望。高岗还同时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要杨尚昆派专人将他致毛泽东的信送杭州呈毛泽东。

　　杨尚昆接到高岗的信后，首先将信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阅后找来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协商对高岗信的处理办法。

　　协商中大家提出了四种处理方案：

　　一是让高岗去杭州与主席面谈，但结果是不好处理;

　　二是请主席回来，结果是同样不好处理;

　　三是由主席指定书记处成员与高岗谈话，结果还是不好处理;

　　四是由主席指定刘少奇与周恩来与高岗谈话，邓小平可以参加，但陈云以不参加为好。这种方法可能较为妥当。

　　会议最后决定，如果毛主席同意第四方案，就请主席电告刘少奇，高岗不必来杭，由主席委托人与其交谈。

　　毛泽东果然采纳了第四种方案。

　　高岗见到毛泽东不愿面谈的电报后十分沮丧，也更加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但此时的高岗尚未绝望，认为自己如果有个姿态也许能够过关。于是，他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检讨和解释。

　　1月25日和2月5日，刘少奇按照事先与毛泽东的商定，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两次找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帮助。曾经与高岗长期在一起共事的张闻天也来高岗处对其进行帮助。

　　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会议。

　　在全会上，刘少奇受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说：

　　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

　　刘少奇严厉地指出：

　　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高岗和饶漱石在会上都做了检讨发言。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做了结论，并就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参加七届四中全会的同志在发言中，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做了揭发和批判。虽然这些发言没有公开点名批评高岗和饶漱石，很多人在发言中也做了自我检讨，但对于从做完检讨后就一直默默坐在会场上静听的高岗而言，每个人的发言都犹如一支支利剑，直插心中。

　　也许到这时为止，高岗才真的感到大势已去了。

　　最后的结局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严重问题。并决定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

　　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从2月15日下午到25日下午，共开了7次，有43人发言。曾经与高岗长期共事的陈云做了重要发言。在发言中，他揭发批判了高岗反对刘少奇、企图当党中央副主席的言行：

　　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一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当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在15日和16日的座谈会上，高岗对与会者的揭发批判也进行了一些辩解，然而，不管高岗作何辩解，他在座谈会上都是极端孤立的。参加完16日的座谈会后，高岗回到了东交民巷8号。他草草地吃了一点晚饭，便将秘书赵家梁叫到了自己的卧室。

　　高岗神情严肃地对秘书说：给你一个政治任务，你要拿党性来保证，绝不能传出去。

　　然后，由他口授，秘书速记，起草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密信。信中既有高岗的个人检讨，也有对一些问题的辩解，还有他与别人在一起议论刘少奇等的情况汇报。高岗在赵家梁抄写完致毛泽东的信离开卧室后，先是把致毛泽东的信放到了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下了刘少奇收。然后，又自己动笔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的信。

　　书写完这两封信后，已经临近午夜，一直郁闷不乐的高岗显得有些兴奋。他又把妻子李力群叫到自己的身边，述说座谈会上许多人都揭发他反对刘少奇、反对周恩来，说自己即使真的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也不会傻到同时伸开两个拳头打人，并表示要给毛主席写信，要找毛主席面谈。

　　第二天高岗起得很晚，在洗完脸刮胡子时，不慎将脸划破了一个小口子。对于这点小伤口并不在意的高岗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血迹，顺势就将手上的鲜血在昨晚刚刚写完的信封上擦了一下。上午，他先是叫来了交通员，让其把两封信直接送给刘少奇和周恩来。然后，又喊来了警卫员，让警卫员把自己佩带的手枪交给了他。

　　警卫员虽然不得不把手枪交给高岗，但感到平时并不带枪的高岗今天突然要枪，有些蹊跷，立即打电话将高岗要枪的反常行为向卫士长和秘书赵家梁、董文彬以及高岗的妻子李力群做了汇报。正在国家计委开会的赵家梁接电话后立即赶回东交民巷8号，与董文彬、李力群紧急磋商。

　　赵家梁回来后，交通员也将高岗授意送走的两封信拿了过来。赵家梁、董文彬和李力群一看信封上有血，感到情况不对，决定把信拆开看看。打开一看，给刘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写的致毛泽东的信，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岗，日期是2月17日。给周恩来的信主要是拜托周恩来在他不在时照顾他的妻子儿女。

　　看了信后，赵家梁、李力群、董文彬才知道高岗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便决定先稳住高岗，采取软的办法，争取把枪要下来。

　　于是，赵家梁来到高岗所在的客厅，一边哭着一边对高岗说：我犯了错误，打开了你给中央领导的信，请你原谅。但你不能这样想不开。李力群也上来边痛哭边劝说。看着痛哭流涕劝说自己的妻子和部下，神情黯然的高岗挥了挥手说：“好吧!不了!不了!把信烧掉吧。”

　　见高岗似乎已经回心转意，李力群和董文彬急忙找来火柴将信点燃。但就在此时，坐在沙发上的高岗突然用右手从裤袋里掏出手枪，举向头部。当时和高岗同坐在沙发上的赵家梁见状，急忙挥起右手向高岗握枪的手击去。就在赵家梁的右手与高岗的右手接触的一刹那，枪声响了，子弹打在了客厅右侧的墙上，手枪也应声掉在了地下。高岗见开枪不中，急忙去抢被击落在地的手枪，赵家梁也死死地抱住高岗，不让他拿到手枪。然而，赵家梁这位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秀才哪里是行伍出身的高岗的对手，身高力壮的高岗很快就把赵家梁压在了身下，并拿到了手枪。好在这时被刚才的枪声吓呆了的李力群、董文彬以及警卫们都冲了过来，夺下了高岗握在手里的枪，才使高岗这次真枪实弹的自杀未遂。

　　中央书记处得到这一消息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岗的紧急处置办法，决定立即对高岗实施管教，让其停职反省。

　　高岗于2月17日自杀未遂后，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只是在当天停开，18日、19日、20日继续举行。21日是星期日，休会一天，22日、23日、25日，又开了三天。在这八个半天的座谈会上，共有43人发言，揭发批判了高岗以及饶漱石的“罪行”。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 “十大罪行”，为高岗的错误定了性。

　　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3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的材料。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

　　高饶问题被揭露以后，毛泽东一直还想挽救他们。毛泽东让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想让他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但是话还没来得及谈，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我把这事报告毛泽东时，从他的表情看，他对此事感到厌恶。他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

　　自杀不成功，又被管教，高岗的情绪极度低落。特别是看到周总理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后，高岗的情绪波动很大。但是，在昔日的战友及管教人员的耐心开导下，高岗开始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错误。

　　4月3日，高岗给周总理并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保证：过去犯过的可耻的叛党自杀行为决不再犯，也决不会杀人，决不逃跑。在中央决定管教期间，我一定坚决服从，遵守一切管教措施。

　　中央对被管教期间的高岗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他在老实交待的基础上，写出深刻的反省材料。管教组的成员可以帮助他，为他代笔，但他自己一定要认真反省，如实交待。在整个4月间，高岗基本上就是在东郊民巷8号写反省材料。

　　4月28日，高岗的交待材料《我的反省》终于写出。此时已变得比较谨慎的高岗决定还是在送交中央审查之前，先让老战友习仲勋看看，征求征求老战友的意见。于是，29日，他让秘书赵家梁将《我的反省》送到习仲勋处。

　　习仲勋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参加人之一，他非常清楚在座谈会上很多人的发言都说高饶问题的要害是“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因此，看完《我的反省》后，习仲勋立即派人将《我的反省》送回，并打电话给赵家梁说：

　　要害问题，只字未提。

　　高岗听赵家梁传达完习仲勋的意见后，情绪激动，几近失控。他用双手左右拍打着自己的脑袋说：

　　送走，送走，就这样了。

　　不过，在秘书的劝说下，高岗逐渐冷静下来，对秘书说：“那就写上吧。”

　　于是，赵家梁提笔在《我的反省》上加写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然而，第二天早上，赵家梁见高岗又把“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句话中的“国家”二字勾掉了。赵家梁不解，向高岗询问，高岗则解释说：“我已经是国家副主席，还要当什么国家主席?就这样送走吧。”

　　8月16日，是高岗开枪自杀未遂的半周年。这天晚间，高岗显得特别兴奋，与妻子李力群唠得很晚。身体疲倦的李力群与高岗说完话后，便与小女儿一道，在高岗的房间睡下了。

　　据当天晚间值班的警卫回忆，17日凌晨3时20分，高岗出来要水喝，警卫员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早上8点多钟，李力群起床后开始梳洗，见高岗仍未起床，便让小女儿喊爸爸起来。一会儿，女儿告诉她说：“爸爸不理我。”李力群急忙跑过去看，才知大事不好，急忙喊来了秘书和警卫。大家赶紧向医院和有关部门打电话汇报。9时30分左右，北京医院的医生们来到了现场，并立即在高岗的床上开始抢救。

　　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医生抢救到上午10时17分，宣布高岗已经死亡。

　　晚10时多，医生向大家宣读了检验结果：

　　“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至此，49岁的高岗走完了曲折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