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

　　1860年10月18日至19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应当用浓重黑色加以标记的日子。隶属英国远征军第一师的第60来复枪团、第15旁遮普步兵团，连同骑兵旅在约翰·米启尔将军的指挥下，开进了两周前惨遭洗劫的圆明园。米启尔在位于正大光明殿的指挥所向部下一一制订了应予焚毁的建筑物名单，命令下达后，英军士兵成群结队，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奔向各处纵火。身处北京城的吴士礼中校用日记记录了这个惊人的场景：“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飘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西北方向吹来的清风，将这浓密的黑云刮向北京城，浓烟带来了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无声地落在大街小巷，述说和揭露皇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与惩罚，日光被黑烟和浓云遮蔽，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暗红的火光映照在往来忙碌的士兵脸上，使得他们活像一群魔鬼，在为举世无双珍宝的毁灭而欢呼雀跃。”

　　这场以毁灭“世界第八大奇迹”为手段的复仇初衷何在？激怒主谋、英国公使额尔金的导火索无疑是9月17日的“人质事件”——前往通州张家湾谈判，以公使翻译巴夏礼为首的39名英法使团成员被清军主帅僧格林沁扣为人质，一月后，只有19人生还。10月7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额尔金和英国远征军统帅格兰特将军一致认为，必须在11月1日前迅速通过外交途径，订立一项和平条约，一旦失败，英法联军就不得不撤至天津，等待来年春季再采取军事行动。显然，当时的额尔金和格兰特认为，为了使全权谈判代表、身为钦差大臣的恭亲王，乃至远在热河的咸丰皇帝迅速屈服，必须给他们一个严厉的教训——摧毁紫禁城或者夏宫圆明园。10月17日，额尔金向恭亲王递交了一份傲慢、专横而又严厉的公函，要求清廷不仅承认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还要为远征军支付军费与遇害人质赔偿金，甚至肆无忌惮、明确无误地表示，“圆明园尚存的一切，就是英法两国使团人质遭受折磨的地方，必须予以摧毁”。次日，格兰特为了说服法军统帅蒙邦托参加这一所谓“正义”的报复行动，在信函中提出了几点理由，其中包括：“摧毁圆明园只是针对应当为这些罪责承担责任的清政府，而非人民。”

　　对于英国人而言，圆明园就是这个陌生、傲慢与停滞的王朝的缩影：3位曾经造访圆明园的英国使节就是见证：马戛尔尼在此受到了客气而冷淡的接待，阿美士德被强迫向嘉庆皇帝叩拜，最终到来的额尔金则成为摧毁它的凶手。这是一个野心勃勃，处在工业革命前夕，急需通过战争来夺取支持工业革命资源的欧洲，面对一个庞大，还自我封闭的东方帝国的征服。这种征服的愿望是欧洲工业革命扩张的必须，马戛尔尼所遭遇的屈辱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

　　从1794年1月13日，在经历了那次以挫折、毫无成果只有屈辱的出使后，马戛尔尼使团登上“狮子号”，准备从广州返航。一年半前起程的憧憬和好奇，此刻全然被疲惫和遭受轻蔑所带来的愤恨所取代。但码头上旨在使“英夷”肃然起敬的军事操演却使马戛尔尼和他的同僚发现，中国军队的装备是落后的刀、戟、剑、矛，还有几支落后的火绳枪，盔甲仿佛是上漆煮过的皮革，士兵们随身还带有扇子和长烟斗。当英国人好奇地询问中国官员，军队为什么不换装更先进的欧洲步枪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士兵绝不会习惯在枪支没有支架的情况下瞄准射击。”在由黄埔驶向公海的路程中，马戛尔尼描述虎门要塞：“防守薄弱，大多数炮位的口径不超过6英寸，只要趁着涨潮，任何一艘英国军舰都可以轻松地通过这里……如果中国禁止英国贸易或给它造成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舰队，并封锁他们从海南岛至直隶湾的航运。”实际上，在马戛尔尼离开这里仅12年后，因清廷查禁鸦片，英军就试图攻占澳门。45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清廷被迫开放了五大通商口岸，英国1845年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租界。62年后，英法联军就攻占了广州。

　　当英法联军士兵于1860年10月7日下午冲进圆明园这所皇家禁苑时，劫掠者在一处皇家库房里发现了当年英王乔治三世精心挑选、委托马戛尔尼送给干隆皇帝，并婉转地提醒英国先进军事技术和工业潜力的礼品：两门制造于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的榴弹炮和附带的炮架、牵引车以及炮弹。这似乎印证了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论断，清帝国之所以能够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是缘于一种精微的平衡，为保持如此之平衡，一切寻求科技发展、经济增长与行政效率的努力都在考虑之外。

　　其实，正是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使这批英国观察者观察到了那些半个世纪后，从根基上能够彻底动摇清帝国统治与社会秩序的不安定要素：农民生活困苦，食物只有一成不变的米饭，腌制咸菜；农业技术千年不变，被过度耕作的土地已了无潜力；城市公共道路和卫生系统缺乏，官员收受贿赂，以官样文章粉饰太平。在湖北、陕西，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和四川金川土司起义，使得帝国效率低下的军事力量疲于奔命，只能借助残酷手段杀一儆百：“贼常饱而我兵常饥，贼常逸而我兵常劳……幸而胜之，所杀者贼之后队数十百人，或其老弱病残而不能行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小规模叛乱只是半个世纪后席卷中国14个省区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预演。

　　火烧圆明园的直接起因，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巴赞库尔的观点，是因为英法联军带着现代化的洋枪洋炮耀武扬威地重来的时候，仍然面对了当时清廷的傲慢——当英法两国使团在普鲁斯、布尔布隆两位公使率领下，完成1858年《天津条约》的换约仪式，进驻北京时，拒绝了清廷要求舰队舰只停泊于北塘海岸，成员自此登陆前往京津的安排。而当英军舰队司令何伯指挥11艘浅水蒸汽炮艇驶入大沽口时，清守军决然开炮，击沉4艘炮艇，使不可一世的英军伤亡464人。“对于英法两国来说，这是一次大失败，一天之中毁掉了联军在这遥远海岸的声望，为了挽回这些，唯有采取更加强有力的行动。”巴赞库尔认为，于是，一场最终导致圆明园被焚毁，打击深至清帝国首都心脏，全新的殖民军事远征遂不可避免。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陈旧的破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得它在近150年的时间内没有沉没。它那庞大的躯体使得邻国望而生畏，假如不幸由一位无能之辈掌舵，那它的厄运就降临了……即使不会立刻倾覆，也会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最后在海岸线上撞得粉碎。”这是马戛尔尼当年的预见，到1860年，似乎是这预见的应验——清帝国的内忧外患不约而同地到达了顶点：2月，捻军张宗禹部攻占江苏北部京杭大运河畔的商业重镇清江浦，并分兵围困开封、济宁。5月，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天国东征军大破江南大营，宣告了“清王朝正规军南方主力”的彻底覆灭。9月21日，在通州八里桥，僧格林沁指挥的蒙古骑兵和绿营手持半个世纪前的陈旧武器，试图阻挡装备后装线膛炮和锥形弹步枪的入侵者。在一日之内，清军溃散，京师门户大开。巴赞库尔由此得意洋洋地记录说，“此战乃砍倒那高傲雪松的最后一斧，仓皇撤退的清军带走了满清皇帝的最后希望”。

　　10月6日，联军进入圆明园，起初的“分赃”还显得有些秩序：蒙邦托将军和格兰特将军成立了一个两国高级军官组成的“战利品委员会”，负责“挑选出最好的物品呈送给法国皇帝和英国女王陛下，同时把最珍贵的物品保管起来，由联军日后平分”。蒙邦托和格兰特亲手选择了两柄隶属大清皇帝本人的镶金绿如意，准备献给两国君主；法国士兵在圆明园某个庭院的地窖里发现了价值80万法郎的金银锭，当即被在场的全体联军将士平分。随后，这场分赃即变成了人人参与的哄抢。“英军和法军的轻步兵、炮兵、北非骑兵、女王龙骑兵，乃至印度士兵和随军广东苦力，以及闻风而来的当地盗匪，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贪欲中烧，无数声音在窃窃私语，最珍贵的东西被拿走了，我们也要进去，该轮到我们了，不是吗！”法军军官埃里松伯爵在日记中写道，“一声军号造就了彻底的恐慌，大家一哄而上，推开了站岗的哨兵，开始各自去搜罗自己中意的东西……人头攒动，用各种语言欢呼喊叫着，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了大珍珠串，把那些红宝石、蓝宝石、水晶石一股脑地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揣。有的人抱起座钟、挂钟就往外走。工程兵为了把镶嵌在家具上的宝石取下来，动用了斧头，一些小火灾被引发了，有人高呼‘救火！’丝绸、锦缎和珍贵的貂皮被毫不吝惜地用来盖灭火焰，真是一场印度吸大麻者才拥有的疯狂幻梦！”夜幕降临时，满载而归的联军将士们踉踉跄跄地回到了营房，埃里松伯爵注意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不同：“英国人有条有理，专拣宝石与贵金属，而法国人则一片混乱：炮兵们个个身上裹着皇后的丝袍，胸前挂满了满族大员的朝珠。整个夜晚，营房一片嘈杂，每个士兵手里都摆弄着各种珍稀物件，八音盒、挂钟、钟表什么的，叮叮当当，没个停，时不时伴随着大发条咔嘣断裂的凄惨声音……”

　　“英法用炮舰外交，即用陆军和海军的高压手段开创的不平等条约制度，使订约列强在中国获得大量特权。这种特权到1860年被确立……包括商业、财政、军事、工业和技术等方面——将带着破坏性的力量，日益加紧冲击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这样说。如果我们放宽观察历史的视界，则会发现，1860年英法联军的入侵和圆明园的焚毁，不过是在这个停滞帝国濒临崩溃时的最后一击，它自身已经罹患多种致命的慢性疾病：康、雍、干三世长达150年的和平与繁荣，造就了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从1741年的1.43亿猛增到了1850年的4.3亿，而同期耕地面积则仅增长了35%，使得人均耕地面积下跌至可怜的1.86亩。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不确定性，农户少能指望可怜土地上仅有的一点出产维持温饱，一旦为生计所迫出卖自己的耕地，很少有可能将其赎回。无数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镇，充当苦力、挑夫、仆役与帮工，更多的沦为盲流、土匪与无赖，这大大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定性——诸如广州作为通商口岸重要性的衰落，导致成千上万依靠茶叶与丝绸运输为生的广东“客家人”移居广西、云南，从而为洪秀全1851年发动的起义奠定了基础。更雪上加霜的是，19世纪中叶发生的大规模自然灾害更暴露了传统帝国官僚机构的无能：1849年长江中下游四省发生了洪灾；广西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蝗灾与旱灾；3年后，黄河在山东省境内改道。这些灾难至少波及了3000万～4000万人口。

　　“圆明园的焚毁，使得任何一个观察者都会认为清帝国已经走到了命运的尽头，然而在中央和地方一小批满族亲贵和地方大员的努力下，借助一项以自强为名义的近代化改革运动，奇迹般地从崩溃的边缘起死回生。”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写道。充满讽刺意味的是，19世纪60年代肇始的洋务运动以片面追求坚船利炮为开始，却有意无意充当了瓦解清帝国和持续两千年王朝体制的肇始，中国的新派知识分子很快意识到，西方军事、工业技术先进的根源，背后的助推力乃是它的现代社会制度与思想意识形态，与中国强调抽象道德的传统非竞争性社会体系以及农村经济体系水火不容。这种因历次外部刺激而展开的梯度式现代化运动一旦展开，则只有做加速度前进一途：当圆明园内余焰未灭，清廷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之时，距离其尝试改革制度的“百日维新”只有短短38年，而距辛亥革命，帝制终结，也不过区区的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