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15日，刘伯承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在发言中，他诚恳地点出了杨得志、张爱萍、萧克、萧华、邓华、李达、叶飞等10个人的名字，希望他们都能来战役系学习。

1947年，刘伯承在为指战员作报告。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相继设立了高级速成系、上级速成系、基本系、情报系、海军系、空军系。而设立培养高级将领的战役系，更是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关注的大事。1955年9月，人民军队第一次评授军衔时，战役系52名学员都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出现了军事学院战役系“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将军系’”的盛况。

　　“将军系”名符其实

　　1954年1月15日，刘伯承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在这次会议上，刘伯承具体介绍了军事学院举办战役系的设想，计划招收学员30到60人，主要学习政治、战略、战役、我军战史和苏军战史等内容，培养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级人才。发言中，他诚恳地点出了杨得志、张爱萍、萧克、萧华、邓华、李达、叶飞等10个人的名字，希望他们都能来战役系学习。他还呼吁说：“希望年壮的将领有机会来和我们一道学习。我虽年纪大一点，但仍愿意同诸位年壮的同志一起学习。”这年7月，刘伯承和学院领导陈伯钧、钟期光等又联名向中央军委写报告提出：“学院党委曾向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提出，在军队改装备、各级学校成立之后，建议开办战役系，加强高级将领的训练，第一期学员名额，拟宜适应国防工作最低的要求，至少为30至40名兵团及其以上高级将领。”

　　中央军委迅速批准了他们的报告，从全军各大单位选调52名高级干部进入战役系学习。能够进入战役系学习的，都是人民军队大名鼎鼎的精英，他们包括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刘震、李天佑、张震、杜义德、吴克华、张祖谅、陈先瑞、秦基伟、曾思玉、廖汉生等人。

　　提着马扎，背着图囊

　　战役系学员的年龄，多在40至50岁之间，都是军职以上干部，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有着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和较高的政治素质，也善于独立思考，不少人是我军赫赫有名的战将。不足之处，是文化水平还比较低，缺乏系统的军事理论学习，对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知之不多。张震曾回忆说：“就我自己而言，以前从未系统学习过。连年征战，很少能坐下来认真读书。1937年到抗大学习，也仅是几个月的短期培训。年逾不惑之际，能暂时离开繁重的工作岗位，专门拿出3年的时间系统学习军事理论，特别是有周密的教学计划，有优秀的教员教授，机会十分难得。因此，对这次学习，我倍加珍惜。”

　　对战役系学员，军事学院在生活上给予了特别的关照。由于他们的学习时间比较长，学员的职务比较高，年龄也相对大一些，因此允许学员带家属，均安排住在南京宁海路一带，每家一幢房子。学员驻地离院部较远，所以学院干脆就在宁海路附近找了一幢房子，即解放前国民党为美国特使马歇尔的随员准备的办公用房，作为学员的课堂。后来，还盖了一间简易大教室。

　　学院对学员在思想上、学习上的要求，却是相当严格的。刘伯承曾多次强调：“唯其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因成习，积重难返。我们对他们的最大照顾，是保障他们能学到东西。”在照顾学员很快安好家后，他就按照打仗的要求来严格规范学员的行动。有一件事，给张震留下的印象很深，并被写入了他的回忆录。刚入校时，学员坐的是皮沙发凳子。刘院长看到后说：“当学生的，就是要坐硬凳子，屁股那么娇贵呀？”他还引用“慈不掌兵”的古语，来说明这个道理。此后，学员就都换成了硬凳子。外出作业时，学员都提着马扎，背着图囊。

　　战役系第一年为预科，总训练时间为1200小时，其中1000小时用于补习文化(共设4门，即语文、数学、理化常识和地理)，目的在于“提高学员文化水平，为升入正科，学习现代化军事科学与政治理论打开门径”。这也是刘伯承的一贯思想，他多次强调：高级将领的文化学习特别重要。我们工农出身的同志，如果只是政治、经济上带头翻身，而文化上不接着翻身，那就不能掌握科学，不能以军事科学来保卫国防，就是非常不完全的。

　　当时规定，不需补习文化者，可以不参加预科学习。所以，战役系第一年只有30多人入学。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刘院长主张因人施教，把学员分别编为甲、乙、丙3个学习组：甲组入学时为初中三年级的语文、初中一年级的数学，乙组为初中一二年级的语文、小学五六年级的数学，丙组为小学五六年级的语文和三四年级的数学。甲组层次较高，要求结业时能够达到高中三年级语文和高中一年级数学的水平。

　　牢记自己现在是学员

　　1955年9月1日，战役系学员全部转入两年的正科学习。学员重新编为4个学习组。第一组组长陈锡联，第二组组长廖汉生，第三组组长谭希林，第四组组长是张震。班主任由杨得志兼任。后来，院部又派孙继先为副主任。他俩既是领导，又是学员。另外，还有专职协理员桑子祯。

　　刘伯承亲自抓训练计划的制订，他要求学员在深入研究苏联军事科学和毛泽东军事著作的基础上，深入研讨战役法，研究战役中各兵种的使用问题。所设课程，是紧紧围绕“以培养成熟的战役指挥员为目的”来安排。政治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等；军事课，有军兵种知识和集团军、方面军战役理论等，内容十分丰富，科目种类不少。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教员们的讲授，学员们感觉收获很大。对此，张震有切身体会：“自己觉得以往的一些零碎的经验更加系统了，过去尚不熟悉的东西得到了补充。比如，我们过去打仗，主要靠步兵和一定数量的炮兵，在战役指挥上多是研究步炮协同问题，到了解放战争，我们才从敌人手里缴获了少量的坦克、装甲车，并着手组建海、空军。因此，对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经验比较缺乏，理论上也不够系统。这次，我们不仅学习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兵种的运用，还学习了航空兵等军种的运用。特别是着眼现代战争的需要，研究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攻防战役及其组织指挥，研究陆海空三军合同作战，以及研究如何防原子、防化学武器的袭击等。许多都是新东西，所以学起来感到很新鲜，也很有收获。”

　　对于战役系学员来讲，如何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尊师重道，处理好学员与教员的关系，也是他们曾经遇到的问题。教员们的军衔，大大低于这些学员。按照内务条令，军衔低的军官见到军衔高的要主动敬礼。而按学院规定，应是学员先给教员敬礼。这就产生了“矛盾”，究竟如何处理？针对这一情况，系党支部专门开会研究，提出要按照刘伯承倡导的“尊师重道”的要求，放下将军的架子，牢记自己现在是学员，不是首长。面对教员，不管其是校官还是尉官，都是学员的老师。每次上课，值班员都要向教员敬礼、报告。

　　1957年6月下旬，战役系进行了毕业考试，军事学院战役系52名学员毕业考试及格，准予毕业。战役系的学习，对将军学员们影响深远，张震回忆说：“军事学院的学习，是个加油站，也是个新起点，为尔后的工作，打下了更为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