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入“全面夺权”的阶段以后，各地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尽管中央文革掌握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竭力宣扬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伟大的创举”和“最盛大的节日”，然而，墨写的谎言决然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整个国家陷入了巨大的分裂和内战之中。一九六七年 二月中旬，中共党内高层中积聚已久的不满文革的愤懑情绪，在周恩来所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出来。与会的党内军中元老们拍案而起，慷慨陈词，痛斥中央文革的种种恶行，酿成政坛上的一场轩然大波。最后在毛泽东的雷霆震怒之下，这场抗争被强力压了下去，党内元老派几近全军覆没。而周本人则安然度过这场劫波，充分表现了其政治上的隐忍之道和顺守哲学，同时也把他表里不一的双重人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共党内元老派的集体谏诤被毛泽东强力压下去，溃不成军。善于在政治风浪中游泳的周恩来虽然度过劫波，却失去了与文革派相抗衡的阵地，势单力孤，沦为中央文革的小伙计，不得不对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本文选自《晚年周恩来》第四章：乱局中的隐忍顺守之道，作者高文谦。以下为“大闹怀仁堂”一节全文摘录。

　　这场史称“二月逆流”的抗争，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自从去年十月间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提议，发出《紧急指示》后，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样蜂拥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踢开党委闹奉命，四处串连，在查找“黑材料”的名义下，冲击上级军事领导机关，进而围攻国防部大楼，军队由此日益卷入文革的狂澜之中。

　　本来，林彪此举是想配合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略部署，并趁机在军中排除异己，结果却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包括国防部等最高统帅在内的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不断遭到冲击，军队的各级领导人也遭到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一样的厄运，被揪斗、游街，罚跪、撕掉领章和帽徽，甚至性命不保。像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就惨死在造反派的手里，就连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未能幸免造反派的揪斗，不是被迫东躲西藏，就是被关在地下室里，闷得半死。一时间，各军区纷纷来电告急求救，叫苦不迭。

　　对这种自毁长城的搞法，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中老帅忧心忡忡，认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因此力主保持军队的稳定，提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这样，在军队是否也像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帅等人始终按兵不动，与急于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中央文革形成顶牛，双方发生过多次面对面的交锋。林彪则首鼠两端，既不想改变紧跟毛泽东的姿态，同中央文革闹翻，又不愿意军队大乱，祸及自身，一直躲在幕后避免明确表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几位老帅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陈、江转而迁怒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指责军队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总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责任在总政，宣称“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给萧华戴上了“资产阶级政客”的帽子，责令萧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对此，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帅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并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此事。

　　周恩来看出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萧华一倒，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也将难保，军队势必大乱。于是，他立即回话：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并和叶一同赶到毛泽东那里请示汇报，制止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但是，还没等毛保萧的指示传达下来，军内造反派已经闻“风”而动，连夜抄家揪人。萧华从后门逃脱，跑到西山叶剑英家躲了起来。

　　第二天，军委当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知道了毛泽东不同意揪斗萧华的态度后，纷纷向中央文革开炮，批驳他们企图搞乱军队的作法，有的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江青。像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就在发言中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江青也不甘示弱，继续在会上纠缠萧华的问题，追问他昨晚躲到哪里去了？刚刚担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被夹在当中，既责问了中央文革搞乱军队的作法，也跟着批评了萧华，并拍了桌子。

　　在这种情况下，看出江青是在杀鸡儆猴，冲着自己而来的叶剑英也拍案而起，为昨夜收留萧华一事承担责任，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严辞抨击中央文革企图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作法，警告说：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说话间，按捺不住一肚子怒火，勐拍桌子，伤及右掌骨。

　　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熘走了。一时会场大乱。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来龙去脉。

　　这件事情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深知军方将领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不同，得罪不得，弄不好会逼反。再加上毛这时正在为各地开展夺权斗争后，不少地方的左派组织（即造反派）势单力孤，而领导权落入保守派手中而伤脑筋。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笼络军队支持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政治需要，毛不得不出面安抚群情激愤的军方高级将领。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一方面要求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又捺着性子听取了军方将帅们诉说挨整被斗的情形，表态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闹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在一旁窥测形势的林彪，这回也站在军方将帅与中央文革斗争的行列里，对中央文革责难军队的作法表了态，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随后，他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家中，对她大发了一顿脾气，说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现在走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怎么解释？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交待？是修正主义，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不就完了吗？！盛怒之下，林彪把跟前的茶几都给掀翻了，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并要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辞职不干了。叶群吓得大哭，拼命拉住林彪，劝说他千万不能和江青闹翻，无论如何也不能得罪江青。

　　在叶群的死活劝说下，林彪的气慢慢消了下来，打消了要到毛那里告状的念头。挨了一顿斥骂的江青自知理亏，见林彪正在火头上，只好老老实实听着，勉强作了自我批评。不过，江青这次着实领教了林彪的厉害，两人之间从此结下心结，成为日后庐山会议双方闹翻的远因。

　　林彪的态度转趋明朗，给军中老帅们很大鼓舞。他们又趁热打铁，由徐向前登门当面向他反映情况，敦促他参与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报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此表示很赞赏，积极拉住中央文革进行讨论，虽然最后作了一些让步，但总算获得通过。在毛表示同意照发后，林彪也如释重负，高兴地对毛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以毛亲自批准军委《八条命令》的下发执行为标志，军方老帅打赢了二月抗争的第一个回台。

　　毛泽东在安抚军方将领的同时，作出了派军队“支左”的决定（后来演变为“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是因为自全国开展夺权斗争后，局势益发混乱，各地区、各部门的两大派组织为争夺领导权打得不可开交，情形远比原来所设想的要复杂严重得多。在党政系统已经完全瘫痪的情况下，毛手中只剩下军队这一张牌可以利用了。

　　为此，毛泽东决定让军队介入运动，以期控制局面，帮助拥护响应文革的造反派完成夺权。“大闹京西宾馆”的风波，让毛意识到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紧张。为了平息军方将领的不满，善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故作姿态，拿军队意见最大的陈伯达、江青两人“开刀”，题目选的是擅自点名打倒陶铸一事。

　　二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专门在他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批评江青“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提出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批评陈、江二人，不过只限于文革小组内部范围。

　　其实，批陶的决定正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陶铸在政治上被抛出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江青不过是拉上陈伯达将此事提前捅了出去罢了，就像早先在文革运动中屡屡干过的一样。毛对此虽然不大高兴，但事后已经表态默认了这一点，因此并不真想算江、陈二人的账，还陶铸一个公道，以免损及中央文革的声名。

　　实际上，毛泽东在发动全面夺权的同时，正刻意抬高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让其企实际上取代中央书记处。比如，前述中央对上海夺权的贺电，就是毛亲自提议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署名的。这样一来，中央文革成了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之一。二月初，毛更在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以谈论“既成事实”的方式，造舆论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

　　可惜，当时中共党内高层的多数人并没有看透毛泽东极力扶植中央文革的真实用心，相反却为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一时间，毛批评陈伯达、江青的消息在党内高层中不胫而走，大快人心；再加上副统帅林彪也狠批了江青一顿，表态支持稳定军队的措施。这种形势使党内军中的元老们士气大振。他们早就对文革运动的这种搞法憋了一肚子气，对中央文革的种种胡作非为更是深恶痛绝，于是借毛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起来进行反击。

　　应该说，周恩来是当时中共党内高层中真正看出毛泽东用心的少数人之一。他并没有因表面上有利的形势而过于乐观，知道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毛批中央文革不过是故作姿态，所以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和党内军中元老的抗争保持某种距离，冷眼旁观。其实，他的心情和老帅们是相通的，对于他们展开的反击也乐观其成，希望借此遏止一下中央文革的嚣张势头，同时规劝毛适可而止。不过，经过几十年政治斗争的磨练，周深知政治上的攻守往往转于一瞬之间，所以十分担心老总们开炮走火，过犹不及，导致整个形势逆转，把他自己也给牵连进去。

　　因此，在随之而来的“大闹怀仁堂”这一幕中，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刻意降低姿态，保持中立，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双方的斗争之中，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与此同时，他又利用会议主持人的身份，以默许的态度听任老总们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干人开火，只是偶尔出来纠正一下发言中过火的地方，以防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会上，军方老帅首先站出来批驳中央文革。叶剑英指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下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啦？要蒯大富（当时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作者注）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中央文革一干人因为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收敛了许多，在会，正处于守势，只是偶尔出来强词辩解，周恩来则一直静听双方的争论，同时批阅处理压在手上的文件，始终没有表态，听任双方交锋，直到最后才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宣布散会，说：今天的议程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二月十二日继续开会时，双方斗得更加激烈。这次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国务院的两位副总理谭震林和陈毅。素有党内“大炮”之称的谭震林早就对张春桥借口“群众不答应”而扣住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不让来北京一事火气很大，在会前指斥中央文革一干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激愤，最后表示：“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着夹起皮包，拂袖而去。

　　接下来，陈毅讲得更厉害，已经超出对中央文革的批驳，直接针对林彪，而且影射毛泽东了。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激愤冲动之下，陈毅又提到了延安整风，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在上述“大闹怀仁堂”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出于保持晚节和隐忍顺守的双重心态，一直严守中立，很少说话，对双方的争论基本上没有参与，也没行出来制止。只是在一旁听着。这与“三老四帅”拍案而起、慷慨陈词的态度大相径庭，形成鲜明对照。他只是在李先念提到“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时，责问了康生一句：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有意和会上“出格”的言行划清界限。比如，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以示抗议时，他对谭是拍了桌子的，叫他回来。目前大陆官方出版物在涉及“大闹怀仁堂”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都有意回避了周对谭拍桌子的这件事，而这恰恰是后来周本人在修改怀仁堂会议记录时亲笔加进去的。

　　又如，当陈毅提到周恩来当年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一事时，他立即表示：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再如，当陈毅讲了前述明显针对林彪，并且对毛泽东有所影射的话后，周又马上接过来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然而，周恩来在会下却又换了另一番面孔。显然，老总们大闹怀仁堂，对中央文革一干人痛快淋漓的批驳，乃至延安整风中的种种往事，深深地触动了他，道出了他郁结心中多时的块垒，令他忍不住也要一吐为快。“大闹怀仁堂”后的第二天，周在连续接见财贸部和国防工业部的造反派代表和干部和讲话中，对文革运动中要不要党的领导、该不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问题，态度十分鲜明，措辞严厉，与“三老四帅”在会上的讲法并无不同。

　　比如，周恩来在申斥造反派夺权后让党委靠边站的作法时，说：你们简直没有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并宣布：中央各部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数，国务院各部党组要恢复，责任还是部长、厅局长负。

　　在谈到揪斗干部的问题时，周恩来更是痛心疾首，激愤之情难以自抑，反复强调老干部是党的财富，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他甚至把现在对干部的批斗同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相提并论，还联系到延安整风审干时的经验教训，说：这次对干部的批判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时间不到一年，发展速度却超过十七年。想到这，我就难过。“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在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时，周恩来知道事情闹得有些“出格”，特别是陈毅的发言和谭震林的拂袖而去，肯定会让中央文革一干人抓住。他本人作为会议的主持者脱不了干系。所以他采取主动，在会议中间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为此毛派汪东兴前来听会，不过等汪赶来时，高潮已经过去。会后，周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想把事情闹大，因此没有再向毛作进一步的汇报，希望通过冷处理来平息这件事。

　　然而，中央文革那边却不想放过在政治上转守为攻的机会。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马上向江青作了汇报。为了逃避批评而在家称“病”不出的江青知道已经抓住对手的把柄，马上精神大振，对此定调说：这是一次大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作者注）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并立即安排张、王、姚二人连夜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毛泽东早已分别从不同的渠道获知了“大闹怀仁堂”的一些情况。一开始似乎并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当叶剑英向他报告说“今天和伯达打了一仗”时，甚至还表态支持叶的看法。不过，毛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据作者当年采访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时，他回忆说，毛在听取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三人汇报时，开始还面带笑容，像是在听笑话，但在听到陈毅发言中讲到延安整风那一段后，随即变色，不过当场雊没有发作，只是在张春桥汇报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时，毛说了一句：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上的社论要送常委审查。在听完汇报后，毛沉吟了一会儿，表示：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要抓铁路和煤炭。

　　显然，这次党内高层集体“大闹怀仁堂”事件，让毛泽东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他非常清楚其中的矛头所指，名为批中央文革，实则是冲着他发动的文革运动而来的。中央文革不过是替罪羊。这么多人竟然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对他发动的文革群起而攻之，情绪如此激愤，批评得如此尖锐，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特别是陈毅关于延安整风的那段话，更是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这不啻是揭了毛在党内一贯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一派拉一派的老底。在当年的延安整风中，毛正是依靠了刘少奇这一派人为他打天下，斗垮了所谓党内教条和经验两个宗派，才确立了他自己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如今刘少奇一干人又被他一脚踢开，沦为文革的斗争目标，罪名比当年的王明还大。

　　被人当众揭了老底，对习惯了被承旨逢迎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其内心的恼怒可想而知。他很清楚，如果不马上采取断然手段，把这次党内高层的反对声浪压下去的话，不仅文革运动会半途而废，而且他本人也将威信扫地，刘少奇一干人也将乘机杀回马枪，在政治上清算自己，这样一来，他的一世英名就会毁于一旦。这是毛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

　　不过，毛泽东在着手反击前，是做过精心的盘算和准备的。这也是他没有急于发作的原因。在毛看来，在党内高层中，有两个人是必须争取的：首先是林彪，其次是周恩来。林彪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只要掌握军权的林彪和他一条心，大局就乱不了，就不怕这些老家伙闹翻天。而争取林彪支持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陈毅在“大闹怀仁堂”中影射林彪的那段话端出来，告诉他的接班人地位不稳，在党内军中有很多人不服。

　　为此，毛泽东在反击前，特意把叶群找来单独谈话，做了工作，说：现在老帅们不听我的，我准备带着林彪到南方去闹革命，打游击，重建一支解放军。为了笼络林彪，毛并特许叶群今后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随后，毛又专门指派江青代表他去做林彪的工作。江青虽然刚刚挨了林彪一顿臭骂，不过她知道拉住林彪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军队和文革小组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关系不能搞僵，一定要搞好团结，共同保护文革大局。为此，她暂时把心里的不快放在一边，执行毛的意图，登门拜访，做通了林彪的工作。

　　至于周恩来，毛泽东很清楚他在“大闹怀仁堂”中的暧昧态度和实际所扮演的角色。对此，毛当然不悦，不过还是准备放他一马。这并不是对周有意迁就，而是着眼于大局的缘故，在目前乱局的情况下实在离不开他，需要依靠他来维持支应局面。所以毛在着手反击时有意保护了周一下，制止了中央文革准备印发涉及周的材料。毛相信周是聪明人，只要自己表明态度，他就会紧跟上来。对此，毛是心中有数的。

　　二月十八日午夜，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其中包括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以及代表林彪出席的叶群。会上，毛发了雷霆震怒，指责“大闹怀仁堂”的矛头是指向他和林彪的，是为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等等。其实，这还是后来在传达时经过阁恩来修改得比较委婉的说法。毛的原话远比这个厉害得多，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接下来，惯于逢场作戏的毛泽东又故意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然后又危言耸听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在场的人无不被毛泽东这一番盛怒之下说出的充满要挟的语言所震慑住，一个个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吭声。用后来康生的话说是：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主席发这么大脾气，主席发的是无产阶级的震怒。其实，毛发这样大的火，有相当成分是在做戏，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压住党内强大的反对声浪，文革运动也将半途而废。同时，毛做得十分老到，有意不点周恩来的名字，把他与党内元老派分割开来。这样对周既是一种拉拢，也是一种警告，让他好自为之。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试图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周恩来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或是跟着毛泽东走而与直言谏诤的老总们划清界限，或是站在老总们一边而与毛决裂，两者必择其一。周在认明形势后，既为“保持晚节”的心态所困，也深知硬顶无异于以卵投石。为了缓和当时会上的紧张气氛，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为几个老总缓颊转圆，主动检讨承担了责任，说在怀仁堂会议上，他们几个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讲了过头话，这主要责任在于他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恳请主席息怒。

　　毛泽东则趁势下台阶，要求政治局立即开会认真讨论这件事，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并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就这样，这场文革期间在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淫威和周恩来的帮衬下，顷刻瓦解，整个形势随之逆转。

　　周恩来这种在政治上对毛泽东的隐忍屈从和帮衬迎合一直是最为人诟病之处，同时也是目前海内外评周分歧的焦点。褒者认为这是周氏实出无奈，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以柔克刚”的斗争方式。批评者则认为恰恰是由于周的屈从和退让，逢君之恶，毛才更加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因此周恩来实乃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帮凶。

　　其实，这种不同看法并非始自今日。中共党内高层中对周恩来的这种做法早就存有非议。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对周恩来明知国民经济面临的困难形势，却不敢在会上讲出来，担心“误会成泄气”，“像诉苦会”的作法，非常有意见，曾当面指他“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这次“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后，气犹未平的谭震林写信给当年在井冈山共过事的林彪，斥责江青“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真比武则天还凶”，同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更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下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邓小平后来在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曾说过两句值得玩味的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尽管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邓小平对周的这段评价却切中要害，点出了周氏在文革期间所扮演的双重历史角色——既减轻了历史灾难，又延长了历史灾难，周恩来所扮演的这种近乎悖论的矛盾角色，正是目前人们在评周时见仁见智，各执一端，结论判若天渊的原因所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站在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动机对周恩来其人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本书的写作只是为此提供基本的历史事实，以供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

　　毛泽东在以自己“无产阶级的震怒”压服了党内高层“大闹怀仁堂”的反抗后，并不想轻易放过这件事，他还要做更大的文章，那就是索性趁势肃清文革的反对势力，把他们从中央领导层中清除出去。根据毛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

　　周恩来本来就和这些直言谏诤的党内元老派在思想上有着不少共鸣，历史上也有着很深的关系，被认为是他们的“总后台”。因而批斗他们，对周本人来说，无异于是陪绑。更令他难受的是，毛泽东偏偏又不放过他去，指定由他来主持这一批斗会，让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虽说周本心并不愿意这样干，但在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全部出动，大张挞伐的情况下，又岂能独善其身？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晚节，周恩来再次屈从毛的意志，硬着头皮充当了会议主持者这一尴尬的角色。

　　不过应该说，周恩来不愧是个善于在政治旋涡中游泳的老手，能够在各种情况下恪守中庸之道，左右兼顾，最大限度地保持自身的政治平衡。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党内元老派的过激言行是有过斗争的，他特意让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并在紧要之处作了若干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会上批判之用。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时，记录稿中原只注明”总理要谭回来“，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个字。又如，当陈毅提及周恩来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时，周除了加上了自己当时的对答：“应该检讨，整得对嘛”，还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在政治局生活批评会中刻意保持低调，同赤膊上阵，大张挞伐的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拉开距离，宁可被指为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和稀泥”，也不愿对党内军中的老总们无限上纲。他利用自己担任会议主持者的身份，在多数时间里保持缄默，只是在最后作会议总结时，对谭震林、陈毅等进行了批评帮助，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对他们所犯的“错误”在政治上从严进行批判，同时又为他们作了某种开脱，认为他们所担错误的性质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一时冲动而讲了错话。

　　与此同时，周恩来检讨了他作为会议的主持者没有掌握好会议，应对“大闹怀仁堂”事件负责，同时也为自己作了某种辩护，委婉地反驳了江青一干人对他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和稀泥”的指责，只是承认他自己在路线斗争上“有些迟钝”，“不那么敏锐”，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问题，是不那么尖锐的，但牵涉到原则性问题，第一，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第二，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我也是从不含煳的，党员总要遵守纪律。并举例说明对谭震林、陈毅等人的出格言行，他自己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支持。

　　在“大闹怀仁堂”这一回合中，中共党内元老派的集体谏诤大败亏输，不仅未能扭转时局，反而遭受灭顶之灾，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原先由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一在党内高层中曾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元老派阵营，从此不复存在。参加碰头会的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不是被责令请假检讨，就是陷入听命于中央文革的造反派“炮轰”、“火烧”的纠缠之中，即使一时“打而未倒”，也无法再正常工作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原有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迫中断，在无形中散摊，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

　　这种局面，正是毛泽东所期待和有意造成的。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全盘谋划中，在中央完成全面夺权部署的组成部分。对此，大陆学术界和官方出版物避免论及这一点，不敢触及毛本人在这场近乎宫廷政变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只是笼统地把它说成是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实际上，毛泽东本人才是这场“逼宫”戏中的幕后主角，中央文革不过是在前台奉旨行事罢了。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先是张春桥，后是江青轮番找周恩来谈话，打着贯彻毛泽东关于“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指示的旗号，提醒周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中央书记处来看待，今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逼他把各省、市、自治区筹备建立革委会的权交给文革小组。很显然，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如果没有毛的首肯，江、张等人是不会如此明日张胆地进行要挟，逼周恩来交权的。

　　如前所述，周恩来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与江青暗中周旋多时，几次挫败了其觊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图谋，但这一次却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让党内文革派的逼宫如愿以偿。无独有偶，周氏这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和退让，恰好和当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情形如出一辙。这就是周为人弱点的故态复萌，同时也是当年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的重演，是周个人政治生涯中的宿命。当年正是在周恩来心目中享有绝对权威的共产国际极力扶植王明为首的党内教条宗派上台，而如今则是他矢志效忠的毛泽东有意让中央文革全面接管权力中枢。在看出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图后，一心想保持“革命晚节”的周恩来明知这是违背党章规定和组织原则的，却不敢有任何异议，对毛的这一决定俯首听命，把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权力拱手交给中央文革。

　　此后，中央文革取代厂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行使党内最高权力的执行机构。党内文革派由此完全掌挫了大局，文革女掌柜江青更是权势大增，骄横跋扈。而周恩来则失去了原有的权力基础，沦为中央文革的小伙计，在文革碰头会中势单力孤，事事受制于人，不得不对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逆来顺受，乃至说出这样的话来：“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随着文革运动的全面展开，特别是“大闹怀仁堂”事件夭折以后，周恩来已经愈来愈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实质，不过是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所进行的一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政治大清洗。在这种情况下，既为保持晚节的心态所困，同时又善于在政治上求生存的周氏对文革采取的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更加谨言慎行，对毛亦步亦趋，而把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深深地隐匿起来。

　　如果说，周恩来以前对文革运动还有几分真诚投入的话，那么此后则更多的是采行顺守之道了，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已经很难再找到原先那种对文革运动屡屡流露出来的内心忧疑和困惑，改为一概高唱赞歌，充满颂扬吹捧之辞。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处境也变得更加尴尬。由于党内元老派在“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几乎全军覆没，他已经失去了原先抗衡文革派的屏障和助力而成为“光杆司令”，不得不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组成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中觅得栖身之地。后来，毛泽东出于大局的考虑，看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纯粹是个书生，办事能力很差，根本应付不了眼前的乱局，才转而指定由周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

　　但是，中央文革的女老板江青却并不买账，相反还感到愤惯不平。在江青看来，没有追究周恩来在“大闹怀仁堂”事件中实际护湏的角色已经是手下留情了，现在他竟然来染指它的领地，而且罩喧宾夺主，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这是江青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她虽然对毛的这一决定无可奈何，却更加迁怒于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动辄训斥辱骂，找碴刁难，极尽拆台排声之能事，令周恩来的日子十分不好过。

　　不过，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隐忍功夫堪称超一流，远非一般常人所能相比。无论江青怎样胡搅蛮缠，他始终不动声色，表现得极为克制，甚至到了唾面自干的地步。他之所以对江青如此忍让，说到底还是因为已经看出毛泽东有意让江青在政治上扮演越来越重声的角色，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毛、江两人合开的夫妻店而已，就连“副统帅”林彪也还要让江青三分。在这种情况下，得罪了江青，也就冒犯了毛。陶铸的垮台就是前车之鉴，落得晚节不保的下场。这是让周恩来内心深为忧惧的地方。

　　当然，周恩来这样做也有另一方面的考虑，那就是决不轻易退出政治舞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相忍为党”。这是周氏对他自己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心境的剖白，而他此时的处境正好和当年相仿。作为一个深受中国儒家思想传统影响的政治家，周本人除了有相当浓厚的忠君思想外，儒家思想中匡济时艰的传统，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

　　周恩来非常清楚，一旦离开了权力圈，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反之，则总可以有所作为，对政局施加自己的影响。在目前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更是需要有人出来支撑危局。在这一点上，周十分清楚自己所起的作用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也是江青一干文革派所无法取代的。只要他本人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站稳脚根，就让江青无理取闹，而他则可以利用继续留在权力核心的地位，对时局发挥自己的影响。

　　在以后的岁月中，周恩来一直是这样做的。

　　这年三月，正值春耕大忙季节，但是许多省、市，自治区由于激烈的夺权斗争，处于无政府状态，农业生产无人过问，工矿企业生产大幅下降，纷纷吃紧告急，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不得不在支持左派夺权之外，赋予军队更大的责任，表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随后，他又作出派军队对局势混乱的地方实施军事管制的决定，说：“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热，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早就为这种局面而焦虑的周恩来立即见机而作，在毛泽东作出这一决策的当天，就起草了中央复广州军区的指示电，要其立即对地处中国南大门的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提出：“军管会之下，可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可名为革命委员会或支左委员会，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加强和促进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推动和实现革命‘三结合’（即军队、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方面的结合——作者注）的夺权斗争。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业、工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

　　随后，周恩来又把实行军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国务院所属部委，首先从隶属国防工业部的各个机械工业部入手，然后扩及其他。骂此，他专门向毛泽东写了报告，说：“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在征得毛的同意后，他迅速对铁道、交通、邮电等部门实施了军管，其余的部委则是派出军代表。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借毛泽东上述批示的东风，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唿，敦促军队帮助地方春耕生产和大力做好支工工作。并亲自起草电文，向全国推广北京市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将电文转送毛批阅，说：“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接近于‘三结合’的筹备小组，但以抓生产为重点，或者就是军管会下抓生产的班子。如能组成，不论何属，都是好事。”

　　当然，周恩来在做这些事情时，十分注意站稳自己的政治立场，总是不忘强调“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一类的话，尽量左右兼顾，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周这种心态在对待那几个在“大闹怀仁堂”中陷进去的副总理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成功地平息了党内对文革运动的反对声浪之后，有意松动一下与党内元老派的关系，亲自出面找他们谈话，表示“团结”的愿望，说：碰头会上的发言，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是阳谋，不是阴谋。毛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这次谈话后，周恩来马上见机而作，拟定了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名单，将“大闹怀仁堂”的几位主角一一列上，报请毛批准，希望通过这种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亮相”，多少改善一下他们的政治处境。

　　但是，周恩来在做完这件事之后，又担心这几位“炮筒子”因此而“翘尾巴”，再度惹事闯祸，随即又给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预先对他们进行敲打。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并告富春同志：

　　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一个新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内信用将要失尽。对党、对革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革命小将们将是深刻的一课。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

　　周恩来在信中的用语虽然较重，但陈毅，谭震林几位在经历了“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后，领教了毛泽东的翻脸动怒，看到了形势逆转后党内文革派的嚣张，都能体会到周在信中的一片苦心，知道祸从口出，处处谨慎多了，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随便乱放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