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1976年毛泽东去世，随后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结束。中国又走到了十字路口。

　　程中原：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出现一个契机，就是下一步怎么走？由谁来掌权当政？走什么路线？

　　群众都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局面，而不是继续混乱下去。当时群众不太知道什么是“四人帮”，但是对江青都没有好感。特别是在“文革”中，以及周总理、毛主席逝世后，江青的表现太猖狂太不得体。周恩来去世时大家都很悲痛，江青默哀时不脱帽，大家都非常不满意。毛主席去世后，她的表现也不是应该表现出来的沉痛的样子。江青的公众形象与群众的心理期待是背道而驰的。

　　于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复出问题就摆到台面上了。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当时全国全党都希望他出来主持工作。因为他是因反对“四人帮”被打压下去的，尤其是经过了“四五运动”以后，群众呼声很高。

　　从党内看，粉碎“四人帮”的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与邓小平都是老战友，而且他们觉得只有邓小平才有能力来领导整个国家。这是长期自然形成的信任和威望，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很快就把全国的局面扭转过来，他的整顿深入人心，所以叶剑英、李先念一开始就提出来要让邓小平出来继续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并没有马上实现。

　　程中原：怎样对待邓小平的复出？当时可供选择的办法有三种：第一是邓小平马上复出；第二是尽快复出；第三是等一等，条件成熟再解决。作为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采取的是第三种办法。用他的话说，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当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了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华国锋认为，邓小平的复出时机还不成熟，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会引起混乱。别人会说，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继承毛主席遗志？

　　华国锋拖延了邓小平复出的时间，同时也为他的复出做了一些准备。邓小平一家搬到了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华国锋主编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对邓小平的处理方针。毛泽东称赞邓小平的地方有十几处，原来全部删除，现在一概保留不删。1977年，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将邓小平致中央的两封信转发至县团级。实际上向全党通报了邓小平即将复出的信息。7月17日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13天以后，邓小平就在工人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正式亮相。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为什么会选择主管教育和科研？

　　程中原：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得到了很多干部的支持，中央让他管理外事。他用了低调的姿态推辞，提出还是分管教育和科技，“做你们的后勤部长”。

　　一方面，教育和科研对国家发展确实很重要；另一方面，我分析他低调复出的原因可能有两点。首先表示自己的复出并不会威胁到华国锋的权力，从而避免复出的阻力；其次是性格因素，他要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从性格因素来讲，有这么一个情结，所以他复出以后提出一个口号——“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之前“科技是生产力”已经被毛泽东批判，而他复出后还要继续强调。

　　三联生活周刊：他复出后第一项大动作就是恢复高考。

　　程中原：邓小平恢复工作之前，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就说到，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他在1977年8月8日科学与教育座谈会结束时就明确指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是邓小平最得人心的大事之一，影响到千家万户，很多好学上进的年轻人因此而改变命运。

　　在邓小平提出的教育改革措施中还有一项是办重点学校。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只能先集中财力、人力，先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培养一批人才。

　　三联生活周刊：1977年的复出与1975年的复出，局面已经不一样了。

　　程中原：1975年整顿，邓小平只能进行局部的拨乱反正。1977年他所要做的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使用的理论武器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

　　邓小平当时很困难，一方面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另一方面又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他搞拨乱反正区分了三种情况：毛泽东做得对的，继承下来加以发展；做得对而没有做完的，继续做完做好；做错了，予以纠正。

　　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先后提出“准确、完整”、“思想体系”、“科学原理”、“科学体系”等表述。他明确指出，个别不确定的论断、种种失误，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这样，他就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剥离开，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革命时代，邓小平从在中央苏区时就被认为是“毛派”而受到打击，他是真心实意敬佩和拥护毛泽东的，也是相信毛泽东思想的。

1978年9月14日，邓小平视察大庆油田。

　　中国向何处去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当时对中国未来之路是怎么设想的？高层的思想有没有分歧和矛盾？

　　程中原：邓小平的想法，中国不能走老路和邪路，要闯出一条新路，杀出一条血路。

　　当时中国的领导层在执政思想上存在很大的矛盾，关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在高层里，中国未来路径的争论和思考一直存在。多数人还是想按照“文革”前的老路走，认为应该走回老路的人，例如华国锋，提出来了要坚持“两个凡是”的思想。其他人的深层次思想，也还是认为要进行所谓拨乱反正，即拨“文化大革命”之反，回到原来毛主席说的路上去。他们之中最先进的思想，也就是回到中共“八大”的路上。

　　而邓小平觉得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走老路无法改变面貌，不能适应世界的潮流。而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思想，在当时被某些人认为是邪路。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件事情上，都会产生矛盾。这个矛盾也不仅仅是华国锋自己的问题，而是当时形成的思维定式。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冲破“两个凡是”，邓小平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程中原：1977、1978年，中国处于转折时期，思想问题整体还是走在老路上。但是大家对于毛泽东时代的贫穷和平均主义，特别是贫穷，是不满意的。由于一直以来，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是人们的共识，毛主席语录深入人心。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重的国家，直接否定毛泽东的做法是不行的。

　　于是，“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讨论，给了邓小平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也给中国一个把思想革命进行到底的机会。邓小平抓住了这个机会，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1977年《人民日报》发出了“二七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这个社论立刻引起了邓小平和另一些高层领导的注意。邓小平在这年4月写给中央的信中提出，运用毛泽东思想要准确、完整，5月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1977年9月，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人民日报》发表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的纪念文章，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1978年1月和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讲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不过没什么影响。

　　这时“实事求是”同“两个凡是”虽然还没有正面交锋，但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已经认识到，必须用“实事求是”战胜“两个凡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汪东兴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管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他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行动上是砍旗的，还说那是“丢刀子”。中宣部、《红旗》杂志都采取压制态度，批得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