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对当代中国人，它的知名度要远远高于享誉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三山五岳，因为它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几次大的政治斗争，都在这里剑拔弩张。庐山，这座长年被云雾缭绕的大山，因为见证了历史的血雨腥风，而更增添了它的奇幻和神秘。

　　1959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作为会议亲历者的父亲是这样回忆的：

　　“1959年春天，西藏发生叛乱，我代表总参去西藏组织平叛。平叛结束后，回到成都已是7月中旬。紧张了一段时间，军区的同志们都劝我在成都休整一下，我也想爬爬峨眉山。可到了成都，晚上就接到了军办的电话，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央全会。

　　我一听是开会，又是中央全会，就不愿去。这种会，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就是举举手嘛。我当即打电话给在家值班的黄老(注：黄克诚总参谋长)请假，说平叛的总结还没有做，就不上山了。黄老同意。谁知当天深夜11点，黄老又来电话，说中央规定不能请假。我回到北京，又赖了几天，这时军队的中央委员们差不多都上山了，只剩下陈锡联、杨勇和我。(注：黄克诚已于7月17日上庐山)我们三人是一架飞机走的，你们和妈妈、妹妹一起去送我，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起飞前，我们要看飞机，父亲说，上来吧，就叫机长模样的叔叔带我们去看驾驶舱，还说，只看不动！我印象是到处是仪表。飞机要起飞了，我们向爸爸还有其他的叔叔们道再见，陈锡联走过来一把抱过我妹妹说，再什么见？一起和我上庐山！我妹妹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父亲说，这怎么行，中央开会不好违反规定的。杨勇在旁手一挥说，就说是我的女儿！要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妈急了，这么热的天，她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没等她说完，杨勇和陈锡联都说，这还成问题吗？到山上再买嘛！就这样，他们抱着妹妹飞了。

　　我和妈妈望着呼啸而起的飞机慢慢消失在蓝天白云里。他们真不同于今天的将军们。

　　但是，等待他们的，绝不是简单的举举手就完了的事，这些欢快豪放的将军们很快就傻了。

　　上山的当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会议主题：批判清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我查了一下会议的文件，开会日期是8月2日。这么说，父亲他们这批最后上山的，是在8月1日。这一天正巧是军队的节日，她已经走过了32年的艰苦历程。明天，她的元帅和大将将要在这里接受审判。

　　即使在今天，我都能想像得出，这个消息，对于这三个上将来说，不啻于听到敌人对我发起原子袭击的消息更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了。

　　党内高层在庐山上的这场厮杀，起始于一个被戏称为“神仙会”的活动。

　　研究党史的人，一般把庐山会议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也就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流是反左；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前，为神仙会；16日到8月1日，也就是父亲他们最后一批人上山前，为反右倾；8月2日到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是大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阶段。父亲参加的正是批彭黄阶段的会议。

　　在这之前的一年，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习惯称之为三面红旗。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的运动；神话般的以农业高产放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了神州大地，但同样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毛泽东开始下令刹车，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纠正这些被称作是“极左”的愚蠢而荒唐的游戏。对毛泽东来说，在党的历史上，除了中央根据地丧失、红军被迫长征外，恐怕还没有遇到过这样叫人紧张、为难和尴尬的挑战。在全党上上下下顶风迎浪、不断检讨下，形势慢慢趋于稳定好转。毛泽东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有所缓释了，是到了可以让大家开怀畅谈，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的时候了，以便继续鼓劲干下去。夏天到庐山，一是避暑；二是远离尘嚣。毛泽东是个浪漫洒脱之人，庐山风光奇秀，那就都来当一回神仙吧。这就是神仙会的来由。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番好意，竟会惹出乱子来，彭德怀这家伙，把整个好心情都给搅黄了。

　　庐山会议最初的基调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讨论中不少同志谈到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也有不少同志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属于前者。他发言后，仍感言犹未尽，对一些同志坚持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会议。于是，会议又围绕着彭德怀的《意见书》，展开争论。形成了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从理论的高度上作了系统的发言。毛泽东对此发表了观点尖锐的讲话以示他的反击，会议的基调立即改变，形成了“一边倒”的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和批判，许多人纷纷收回自己的发言，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维护党的团结的信念，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克诚、周小舟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加上他们还有串联的“非组织活动”的嫌疑，便被划入彭张联盟成员。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使批判斗争进一步升级。会议最后通过将彭、黄、张、周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的“反党集团”，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不久在北京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追查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并追逼以彭为首的“反党军事俱乐部”成员。最后定论为，彭、黄“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并实行了对他们的软禁。

　　父亲上山的时候，庐山上对彭老总的批判已经搞了半个月。也许是怕他们上山后乱放炮、犯错误吧，当晚，周恩来通知他们参加预备会，介绍了前一阶段的情况，特别指出：“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总路线的进攻。这有着深刻的思想、历史根源；是有纲领体系的活动。”

　　8月4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几个常委参加，又专门向父亲他们几个晚上山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传达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林彪先讲话，其他几个常委也都讲了话。总的基调是：“彭德怀发生这件事不是偶然的，有的同志说，他有魏延的反骨。毛主席去年5月讲防止党的分裂，就是指彭德怀同志。”

　　林彪说：“他(彭德怀)野心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留下的会议简报，折射了当年的情况，现在重看，许多中央委员们、大区书记们，在发言中无限上纲、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作风之恶劣，令人震惊：

　　——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参谋总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

　　——他反对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正是对毛泽东同志的。

　　——彭信上说，一般不追究责任，意思是特殊的还要追究，既然领导错了，就得改组领导，只不过写出来罢了。

　　——彭德怀拿匈牙利事件作比，什么意思。

　　——他们的锋芒是对着毛泽东同志，其目的是企图分裂党，实现他们的恶毒阴谋。

　　——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与党外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遥相呼应。

　　——这封信，是经过周密预谋的。

　　康生的讲话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了：“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或改换主席之意呢？”

　　30年后，当我看到这些逐渐披露出来的内幕时，我真为我们的一些中央委员们脸红，他们之中有些还是我敬仰的人。我这一生也参加过无数次党内各式各样的会议，包括生活会、批判会，但他们真不如一个普通的基层党支部。

　　父亲说：“这就是逼着你表态嘛。”他在会上也做了违心的发言。

　　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会议的亲历者李锐，在他《庐山会议实录》中记录了父亲和其他几个曾与彭老总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发言，我摘要如下。李锐写到：

　　可是，不少人还是讲了一些心里话。

　　董必武说，彭信只是有几个论点不大对……

　　杨勇说，从小参加革命，就在彭领导下工作，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他经常骂人，他说，高级干部觉悟高，骂，有什么了不起，他就不骂战士。彭有包袱，一是自以为忠心耿耿；二是自以为功劳大。大跃进同打仗一样，不能没有伤亡，对勇敢作战的部队扣一大堆帽子，就会瓦解士气。

　　李志民说，在彭总领导下16年了，有感情，也有迷信。这一次如不参加会议，是看不出他是野心家、阴谋家的。

　　王震说，我承认他是民族英雄，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书中专门提到我父亲，说张爱萍分在第二组，8月5日轮到他发言：

　　“在彭直接领导下工作时间不长，过去对他信任、钦佩、尊重，为他的坦率、正直和艰苦朴素所迷惑，也是受他这些影响很深的人。虽然对他那种骂人、训人、蛮横态度和事物主义的工作作风有些反感，但总以为他就是那样脾气，原谅过去了。军队干部挨他骂的人，是相当普遍的。就是黄克诚同志，也是被他骂得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记得在陕北保安红大学习时，有一次他从前方回来，在闲谈中，曾对彭雪枫和我说，我这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等等。当时好像是检讨，但并无多大改正。”

　　父亲在批彭时捎带提到了彭对黄克诚的态度，这么说，是想为黄克诚做点开脱。虽然在历史上，他和黄在作战指导上有过分歧，甚至有一些芥蒂。

　　李锐的书也记载了我父亲对黄克诚的态度：

　　“张爱萍的发言中还说，黄这个人，公正、坦率，工作中的原则性，生活的严谨、艰苦朴素，对自己影响很深。从这次揭露的问题，才提高认识、提高警惕。”

　　李锐最后感慨地说：“可是，这些比较客观、公允的发言，是越来越跟整个会议的气氛不相适应了。”(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290页、291页)

　　庐山会议后，军委召集会议继续批判揭发彭黄。父亲说：“回到北京后，开军委扩大会议，分成两个组，一组批彭；一组批黄。新任总长罗长子，非要我主持第二组批黄。我推辞了一下，不行，我知道这是推不掉的。开会时我说，你们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吧！开始显得冷清，但有几个人调子很高，这边说完又到那边(指在批彭组发完言又到批黄组这边发言)。林身边的几个人调子高不奇怪，只是吴法宪的发言让我震惊，他揭发黄，贪污了金子，让唐棣华(黄克诚同志的夫人)带走。黄向来是以艰苦朴素著称的，而且在三师时专门提名他(吴法宪)担任政治部主任。”原总政治部青年部处长林晖对我说：“当时调我去紫光阁做记录。吴对黄落井下石，说他是伪君子，列举了许多实例。你父亲在会上只是敷衍了几句，一句也没有批黄的，我为他捏了把汗。时间久了，再具体就记不清了。”

　　批彭黄时一面倒的现象，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内生活制度有关。在我党历史上，在解决党内矛盾和进行党内斗争时，多是采取生活会的方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或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即所谓的整风。这种形式体现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置身于党和人民监督之下的党内生活的准则，是一种发扬民主的做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形式又容易给权谋政治提供土壤。批谁整谁，错误的性质，往往由书记定调子，常委统一口径，骨干统一思想，开起会来，群起而攻之，上纲上线，批判揭发，历史的、现实的，一起算总账。庐山会议就是个典型。一上来就宣布矛盾的性质，然后就是扣帽子：彭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合作过；彭参与了高饶的阴谋活动；彭要分裂党，搞非组织活动；他这次借机发难，是野心的大暴露……等等。完全是一言堂。如果仅仅是几个和彭成见较深的人也好理解，恰恰，附议的，调子很高的是一向在党内地位很高的，在下级心目中备受信赖和敬重的党的其他领袖们。分组表态、揭发时，居然又有那么些知情人站出来，揭发的问题又是那么的触目惊心，里通外国；要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搞军事俱乐部的非组织活动……

　　这里没有仲裁者，也没有陪审团，更没有辩护律师，当然也不会允许中央委员会听取对立双方的证词；没有，也根本不可能给被告人讲话和辩护的机会。在座的即使有看法，又能怎么样？你再对彭有好感，人家揭发的问题，你又不在场，何况许多是历史问题，你知道吗？你只有听的份，不信也得信。只要你向最高权威提出挑战，那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这种体制下，个人是没有任何抗争的可能的，只有被碾成齑粉，随风飘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