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开始向苏共商议建立东方情报局。斯大林的谨慎态度与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开始了一番互动与较量……

　　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集会，宣布成立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报告中提出了著名判断--国际局势已出现两个对立阵营。日丹诺夫的报告被认为是与杜鲁门主义相对应的苏联的冷战宣言，而共产党情报局则成为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对抗的大本营和司令部。随后，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便开始流传关于共产党东方情报局成立的消息。但一阵喧嚣过后，人们并没有看到东方情报局的影子。于是，这个神话就自然消失了。时至今日，很少有人再提起此事。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后中、俄档案的不断解密和公布，东方情报局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其实，东方情报局最后并未成立，但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确承担了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那么，东方情报局的问题是如何提出的？在斯大林的战略中亚洲处于什么地位？毛泽东对领导亚洲革命有哪些考虑？中共对待东方情报局持什么态度？东方情报局为何最终没有建立？归根结底，亚洲革命的领导权是如何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解开东方情报局这个历史之谜。

　　斯大林的战略

　　1947年11月19日香港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可靠的”消息：“11月20日，满洲、蒙古、朝鲜、印尼、马来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将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将要建立东南亚和远东情报局，共产国际在贝尔格莱德恢复行动非常明显地证明，苏联政府进行伪装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第二天，上海《东南日报》的报道又增加一些引人注意的细节：“今天，在哈尔滨召开了远东共产党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关于建立远东情报局的问题。中国、朝鲜、蒙古和暹罗将派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已经派遣非常著名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参加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李立三现在正在满洲。”这一消息瞬间就传遍了巴黎和伦敦的报纸，并引起了正在努力恢复对其原有亚洲殖民地控制的法国、英国的疑虑和恐慌。

　　不过，这些传言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传说中的东方情报局根本就没有出现。的确，在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中，最初的设想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及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此外，苏联的外交重点始终在欧洲，斯大林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过多地关注亚洲。这一特点，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就显现出来。斯大林拒绝希腊共产党参加情报局会议，日丹诺夫的报告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俄国学者艾菲莫娃查阅了大量苏共中央档案，发现：在1948年春季之前，苏联共产党同所有东南亚共产主义活动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尽力不卷入这些国家的国内斗争。由于不确信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能否取得胜利，苏联领导人甚至不愿同东南亚共产党保持正常的关系。有研究表明，有关越南情况的文章一直到苏联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也就是在1950年，才出现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

　　不过，莫斯科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会议非常重视，甚至有意在远东也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

　　但是，如果认为毛泽东当时就想建立东方情报局这样的国际组织，未免言过其实。1947年底，国共内战的局面刚刚开始有利于共产党，毛泽东的相关讲话不过是希望借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东风鼓舞士气而已。不过，一年以后，当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即将掌握政权时，毛泽东确实想起了东方情报局。

　　高岗突然发问

　　1948年7月，毛泽东向苏共中央派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提出，他希望尽快访问莫斯科，以便向斯大林求教，并协调中苏两党的政策。在所列举的与斯大林会谈的几个问题中，就包括与东方革命力量联合，同东方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建立关系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斯大林最后还是拒绝了毛泽东访苏的要求。到1949年初，斯大林已改变了过去对中国问题的观望态度。然而，毛泽东严词拒绝由苏联政府单独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立场，使斯大林感到他对中共确实缺乏了解--如果莫斯科想要通过支持中共来达到与未来的中国政权建立友好关系的目的，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共的性质和政治主张。于是，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便被秘密派往西柏坡。

　　在1949年2月3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建立亚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当米高扬问到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时，毛泽东说，中共还没有明确的意见，但中共赞同与印度支那、朝鲜等国的共产党建立联系。目前中共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与其他共产党联系较少，主要是通过香港的联络员联系，而与日本共产党基本没有联系。毛泽东提出，应该成立像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亚洲局，这个问题可以等到中国局势稳定以后再讨论。米高扬当即表示，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中央不必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而应该建立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由三个政党，即中、日、朝三国的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党。这时毛泽东提问，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否应该是直接的，是否可以就成立东亚国家局的问题与日本及朝鲜共产党进行联系。米高扬这次给了肯定答复。虽然毛泽东最初的口气带有试探性，但听了米高扬的答复后就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此后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进行联系的情况，目前尚未发现史料记载。不过，是年5月初与朝鲜劳动党代表金一的会谈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情报局的问题。关于这次谈话，朝鲜和中共分别向苏联作了通报。朝鲜通报的内容是：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金日成3月访问莫斯科的情况，并特别想知道是否同斯大林谈起这个问题，朝鲜劳动党持何种意见。毛泽东说，中共已收到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等四国共产党的来信，“他们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至于中共的意见，毛泽东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似乎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建立军事同盟。中共通报的内容比较简单：毛泽东认为“成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还不成熟”，理由是在12个东方国家中，中共只与蒙古、泰国、印度支那、菲律宾和朝鲜的共产党保持着联系，而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了解甚少，同日本和印尼甚至没有联系。所以，应该先建立联系，研究情况，之后再着手成立东方情报局。

　　从这两个通报的细微差别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建立东方情报局的事情非常关切，但不想让斯大林看到他的急迫心情。所谓“为时过早”、“还不成熟”，不过是一种试探性的说法。毕竟，毛泽东那时还在担心斯大林把自己看做东方的铁托。(毛泽东后来多次提起斯大林对自己的猜疑，而斯大林也确实有此顾虑。1948年12月，斯大林从中国召回科瓦廖夫。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直接提出了关于中共对“南斯拉夫事件”的立场问题，并要求知晓中国人站在哪一边--作者注)他不知道斯大林是否真心同意成立共产党东方情报局，更不想让斯大林感到中共尚未夺取政权，就要“另起炉灶”。

　　毛泽东的担心果然不错。在5月26日的回电中，斯大林提醒毛泽东：一旦人民解放军接近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在这些国家，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会造成一种革命形势。对帝国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将有可能失去这些国家，因此它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封锁或与人民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以便将华南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随后斯大林明确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目前不宜建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意见。

　　斯大林的答复显然令毛泽东失望。实际上，毛泽东是真想在中国组建起亚洲革命的大本营。所以，借着刘少奇秘密访苏的机会，毛泽东决定再次试探斯大林的态度。在7月27日两党代表团会谈时，斯大林主动谈到1945年他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失误，并对此表示歉意。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斯大林还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一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苏联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谈到这里，高岗突然问了一句：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回答说，这不太合适，因为中国的情况与欧洲完全不同。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但是时机也许还略为早了一些。斯大林又说，苏联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将来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盟。(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9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看来，斯大林嘴上说把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交付给中共，但实际上并不放心。至于东方情报局，斯大林仍坚持认为不宜过早建立。

　　不过，对毛泽东来说，实质问题已解决。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对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说，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首先感兴趣的是亚洲。1949年与斯大林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要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亚洲问题上。(阎明复《1957年形势与伏罗希洛夫访华》，《百年潮》2009年第2期)斯大林主动提出要中国领导亚洲各国共产党，这已经够了，东方情报局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有了斯大林的尚方宝剑，毛泽东立即展开了实际行动。

　　东方情报局只是革命的副产品

　　1954年3月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确定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方针。在7月7日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总结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不仅如此，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还联合给马来亚共产党提出书面意见，要求马共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特别是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再次重申了一年前中印联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向与会各国首脑保证：愿意与各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中国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也“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问题当然无从提起。

　　到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召开时，中共代表团重新提出“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与苏共产生了分歧。此时，毛泽东考虑的已经不是亚洲革命，而是如何领导世界革命的问题了。

　　东方情报局问题与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一样，都是那个时代“革命”的副产品。尽管苏联的关注点在欧洲，斯大林对西方的冷战政策是以战略防守为重点，但亚洲革命形势的发展却令东方情报局的问题呼之欲出；毛泽东的革命观和领袖欲使他在中国革命尚未完全成功之时，便开始考虑亚洲革命的问题，而且把中国革命和亚洲革命看作两个相互依赖、共同促进的历史现象；斯大林对世界革命的谨慎态度与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主动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在客观上令亚洲革命的领导权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国出兵朝鲜，实际上让毛泽东成了亚洲革命的真正领导者，斯大林甚至不得不舍弃苏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主导权；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中苏共同采取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东方情报局作为亚洲革命指挥中心的问题自然不便再提。但中国实际上仍然保持和控制着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一旦“革命高潮”出现，这个幽灵还会出现在东方大地。

　　因此，尽管目前有关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史料还非常零散(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有待于中共中央联络部档案的开放)，但东方情报局的问题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革命和亚洲冷战起源的新视角，值得继续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