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共产国际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纠正立三错误时，认为立三中央犯了冒险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错误”。然而，到了这年10月，共产国际就将立三错误升级为“路线错误”。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个变化，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结果，并不清楚个中原因。笔者在近年公布的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中发现，共产国际将立三错误升级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此过程中，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以下称“远东局”)和斯大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远东局与李立三的较量

　　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此后，李立三不顾远东局反对，积极推进城市暴动和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急剧发展，超出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因此受到共产国际批评。1930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于7月23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提出目前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党的“第一等的任务”是发展红军和扩大根据地。当天，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8月1日要举行游行示威。建议根据我们最近的电报开展工作，特别要加强群众性工作和组建红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7月下旬，共产国际决定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贯彻七月扩大会议精神，纠正李立三等人的错误。然而，在周恩来和瞿秋白尚未到达上海之前，8月1日和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不顾共产国际7月23日电报指示精神，继续坚持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同时命令红三军团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逼武汉；红一军团进取南昌、九江，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进攻；红二军团、红一军相互配合进逼武汉；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和广州。

　　面对李立三的强硬态度和强力推动盲动错误的做法，远东局深感靠自身的权威来遏止立三错误的发展已不可能，故求助于共产国际领导人。8月3日至7日，远东局接连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电，报告李立三等人的动态。

　　8月3日电报说：“政治局坚持认为，尽管发生了反对你们(此前，远东局多次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犯了反对共产国际指示的错误。)的激烈争论，但仍应立即在武昌举行暴动，已派去政治局委员(指项英--引者注)为全权代表。远东局拒绝授以全权。为了核查形势和防止作出错误决定，罗伯特(远东局成员--引者注)将去汉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54页。)

　　8月4日至7日电报内容是：“政治局指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电报(指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不理解中国这里的具体形势。莫斯科应对此负责。我们的方针如下：坚决反击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攻击。

　　“远东局发。李[立三]在政治局8月2日(原文如此。时间可能有误。李立三提出这个计划是在8月1日和8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会议上提出建议，政治局决定在俄国红军和反帝战争的积极支援下在武昌、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组织暴动。

　　“李立三的意见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为任何进一步的行动，特别是在武昌的行动做准备和保障上；我们根据你们的电报不对……(本文第一部分中的省略号为原文所有。)作出任何认可。

　　“形势严重而危急。(运动？)在长江省(原文如此，疑为“湖北省”。)的发展使政治局在李立三的绝对领导下面临丢脑袋的危险，李立三十分坚持以下论断：工人反对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只要求举行暴动。

　　“……[政治局]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提出了强烈抗议，该路线应根据这些决定作改变(原文如此，似应为“认为该路线应根据这些决定作改变”。)。远东局正与政治局进行斗争。必须立即给我们和政治局下达指示。必要的指示应由你们下达。决定……坚持(？)立即召李立三到莫斯科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55-256页。)

　　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电报的同时，8月5日，远东局委员、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斯托利亚尔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洛佐夫斯基，详细汇报了李立三的情况。信中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存在着现时领导人和中共同共产国际决裂的很大危险”，因为“李立三动员所有的负责同志和全党来反对共产国际。他公开把党和共产国际对立起来。他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而政治局不顾并反对共产国际的坚定不移的指示，通过了十分重要的关于时局的决议(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在李[立三]的领导下要求共产国际如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纠正路线”。

　　该信摘引了李立三在8月1日、8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一些话，其基本内容是指责共产国际、坚持举行中心城市暴动和攻打大城市，如“共产国际执委会不理解中国的形势。……共产国际不仅不理解中国目前的形势，而且不理解中国革命总的倾向”；“如果我们偏离政治局的路线，那我们就只能忠于共产国际的电报(指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但我们就会对中国革命犯罪……”；“共产国际现在应转而采取进攻政策，首先是苏联。苏联应全力准备作战……”；“……蒙古应宣布自己为苏维埃中国的一部分并派军队进攻华北……”；“……如果共产国际不同意这一方针，我们应在实践的基础上保卫我们的方针[不受]共产国际[的破坏]”。(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58-260页。)

　　在信中，斯托利亚尔指责李立三“无视共产国际的电报，无视我们远东局的激烈斗争和抗议”，他还讽刺李立三把自己当作“中国的列宁”，因为李立三“号召共产国际改变路线--转入进攻和尽快宣布世界革命”，“命令俄国党准备战争并准备与日本作战”。(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60页。)

　　可以想见，远东局的电报和斯托利亚尔的信会在莫斯科引起怎样的反响。但中共领导人对此并不知情。鉴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都不同意中共中央的决定，8月8日，向忠发以个人名义直接给斯大林写信，希望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信中提出：“中央考虑到客观条件业已成熟，认为必须积极准备武汉和南京的暴动，尤其是组织作为决定暴动胜利前提的上海总罢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83-284页。)与此同时，8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电报，再次强调“武装暴动的条件业已成熟。因此[已作出]关于南京、武昌暴动，上海总罢工和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扩大的决定”，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不理解具体形势”，要求共产国际领导人“请同意我们的决定。请动员各国。请保证给予最大的支持”。(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85-286页。)

　　8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回了电报。电报只字不提中共中央急切需要答复的问题，只是就如何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提出了一些建议。(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88页。)这个电报表明，共产国际领导人仍然不支持李立三的盲动错误，但此时还没有将立三错误升级为路线错误。

　　二、斯大林的“绝密”电报起了关键作用

　　从笔者目前所了解的档案资料看，情况的转变是从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开始的。8月13日，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给联共(布)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发去一封措辞强硬的“绝密”电报，内容是：

　　“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的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建立苏维埃政府就是实行暴动的方针。但不是在全中国，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国人急于攻占长沙，已经干了蠢事。现在他们想在全中国干蠢事。决不能容许这样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300页。)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稿，并提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8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米夫、皮亚特尼茨基、莫洛托夫、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作出以下决定：“(1)原则上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草稿。(2)责成由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和库西宁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最后审定电报稿。”(《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330页。)

　　从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内容来看，语气与8月9日的电报已有明显不同。电报一开始就指责：“李立三同志根本不想尊重事实，在苏维埃地区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政府，还没有真正的红军，而在中国其它地方还没有工业中心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性发动，在农村还没有千百万群众的强烈骚动。……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占领大城市的重大机会。现在号召工人在汉口、上海、北京、奉天等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就像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是最有害的冒险主义。”电报指出，“不要在上海、汉口等地进行冒险主义的盲动”，“硬说工人只想进行武装暴动而不想做任何别的事情，这只不过是对自己的消极性、对自己不善于围绕工人群众的日常利益和需要去动员他们进行斗争和不善于把这种斗争与中国革命任务结合起来的一种‘左’的虚伪的掩饰”。(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330-332页。)

　　这期间，远东局秘书雷利斯基9月12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封电报，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电报说：“在事实的压力下李[立三]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这样做是采取了以下手腕：他把全党的责任都推到我们局和罗伯特身上。这种手腕以及他不久前的明确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使他不可能继续留在政治局和中国，因为这会给纠正所犯的错误和执行决议造成极大困难。我们坚持要求政治局把他召到莫斯科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347页。)

　　10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提交了《关于中共内部状况的通报》。该通报以远东局的多次信函和电报为依据，比较详细地报告了远东局同李立三等人争论的过程，以及李立三的主要观点，其中写道：“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李立三发起了反对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运动，借口说，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通报情况的工作做得不好或不正确，共产国际执委会不了解中国的局势，不希望中国发生革命，等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363-364页。)

　　根据该通报的内容，共产国际执委会形成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该信完全改变了此前对立三错误的定性，称李立三的错误是形成了一条同“国际执委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45页。)的路线，“他竟敢于把对于共产国际的忠实和对于中国革命的忠实互相对立起来，他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说占领武汉之后，再去和共产国际说话就不同了等等。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方针，不能不引导到这种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54页。)。

　　至此，立三错误被升级为“路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