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多次谈到过「文化大革命」对他身体的损害。1970年10月，他在会见斯诺时说：「因为睡得少，我的健康减弱了，近四年心脏有毛病。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1975年，周恩来病重住院时又对卫士乔金旺说：「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鲜为人知的是，为了周总理的健康，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曾经「造反」，造反的对象就是直指周总理的。这是一件说起来让人心酸又心痛的事情。

　　1967年，是周恩来总理生涯中最不平静的一年，也是周恩来最苦最累的一年。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洪水般的运动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为了维系国计民生最基本的运转，周恩来夜以继日，苦撑危局，睡眠时间进一步压缩，经常连续工作30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工作，他经常错过吃饭的时间，或者只吃一小碗粥和一些剁碎的蔬菜，这样就可以边吃饭边工作。1967年2月2日，周恩来突感身体异常不适，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此时，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玩命地工作，即使邓颖超亲自请求也不行。周恩来还嘱咐秘书，不要把他患心脏病的消息告诉别人。然而，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是知道了这一消息，他们不忍心看着总理没日没夜地在工作中煎熬下去，在万般无奈之中决定开始对他进行「造反」。

　　次日，他们给周恩来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了他办公室的门上，提醒他注意休息。大字报的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除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外，还有常去周恩来那里的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及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员，共二十个人。

　　邓颖超也提出了五点补充建议：(一)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二)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三)每日工作安排应留有馀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四)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五)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简练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周恩来看到大字报后，为了表示工作人员意见的重视，在大字报上写下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写是这样写了，但要想做到几乎是不可能的。疲惫至极的周恩来何尝又不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呢!然而，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溷乱，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又促使他不能休息。正像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我不能休息。你们看，这麽多的文件都等着我批，这麽多的事要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

　　三个月以后，周总理的侄子和侄女来看他，责备他说：「你的行动达不到同志们的要求。」「你应该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做，否则，你就不是『造反派』的真正支持者。」周总理听了，却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是啊，周总理能说什麽呢?要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忙远不是一般的忙，已经超出了常人的想像。哪一天的事先工作日程安排都是十几项。以致于周恩来自己也说，过去真正打仗时也没这麽忙。周恩来为什麽要这麽忙?忙什麽?是他闲不住喜欢忙吗?只要我们稍稍瞭解一下「文革」期间周恩来的工作状态就很清楚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靠边站」了，按毛泽东的意图，党中央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是，除了抓权的事，其他日常事务林彪一概不管，全推给了周恩来。因此，周恩来除了主持召开国务院的会议外，还要召集中央政治局的会，后来中央文革碰头会也是周恩来召集。

　　——经过几个月白热化的「革命」之后，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只剩下七分之一仍在工作。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了，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和大多数部长有的被打倒，有的被弄得无法工作，本来是这些人承担的工作，都落到了周恩来身上。周恩来曾说过：现在是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部长。

　　——运动中此起彼伏的社会动乱，林彪和中央文革不但不管，还到处煽风点火。这个地方武斗打死人了，那个地方的铁路交通中断了，这个城市的煤支撑不了几天了，那个城市的粮食快供应不上了，等等，这些事情中央文革一概视而不见，闻而不动。周恩来哪能坐视不管呢，他不得不疲于奔命，四处「救火」。为此，中央文革一伙还攻击周恩来是「救火队长」。

　　——没日没夜地为解决各种问题找各级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以及接见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代表。笔者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统计(还不完全)：仅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周恩来与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八十八次，接见红卫兵、造反派及群众组织代表一百一十四次。照一个月三十天算，一天平均下来就是将近七次。光这项工作就已经够呛，还不要说处理其他中央工作大事。尤其是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代表，为了给他们讲政策，说服他们不要做对党和国家不利的事情，周恩来耐着性子，常常是通宵达旦，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也就是人的嘴巴是肉长的，如果是铁打的，恐怕也磨了个大缺口。而红卫兵和造反派经常在有些问题上无理取闹，无休止地纠缠，一次接见时间有时长达七、八个小时。有些造反派不接见他们还不行，不接见他们，他们就在社会上采取一些极端行动，逼周恩来接见。

　　——每天的各种请示、报告、文件，像小山似地堆在周恩来的面前，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央的，国务院的，中央军委的，中央文革的，不管是不是应该由周恩来处理，全都推到周恩来手中。一次(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实在是累得难以忍受了，在一份军委总政治部报送的文件上批道：「军委有关日常行政、部队调遣、干部任免、部队编组、武器装备等非属三支两军和国防外交范围的请示报告和批件，应由军委和总参直报林副主席批，不需经我手转报。此事请军委常委一议，报林副主席转报主席批准。否则，压在我处文件太多，无时处理，而且超越权限，贻误大事。」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中，周总理处理的事情从柴米油盐到人造卫星，从少数民族事务到接待外国客人，几乎什麽都有。当时住在中国的两个外国人精确地描述了周恩来的活动：「成百万的中国人相信他本人是这个巨大的国家里唯一能够解决他们难题的人……无数的人指望他瞭解他们的个人困难，指望他回答他们那些诉苦的信件，或答应为他们的孩子——在华北游荡的红卫兵搞到被子。」

　　在「文革」最紧张的日子里，为减少运动对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冲击，总理整天陷在各种会议里，根本没有时间批阅文件。就是那些必须限时发出的外交文件，他也只好在开完各种会议后，已到了凌晨再批。身体已到了疲惫不堪的程度，很难再坚持坐在办公室批阅这些文件，为了不误事，总理只好把这些限时发出的文件抱到床上去批。他背靠在床头上，两腿躬起来，把文件放在两个腿上。这样批不了几份文件就坚持不下去了。后来卫士就找来了一块硬纸版，让总理垫在腿上工作，减少点疲劳。这样又延续了一段时间。这样工作久了仍然十分疲劳，后来，邓颖超见总理用硬纸版也太累了，就让木工为总理做了一张小桌子。许多内政外交的大事，总理就是利用这张小桌子处理的。这个小炕桌后来保存在革命博物馆中，它是总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有力见证。

　　除了身体上的劳累外，还有一个使周恩来身体急速垮下的重要因素是精神上的劳累与郁闷。周恩来的心累，一般人更是觉察不到的。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战术是「双管齐下」，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经常找茬整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对周恩来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是难以想像的。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凭周恩来强健的身体基础，他的生命历程绝对不止七十八岁。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周恩来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做中国的「刹车」，最终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痛楚和思念。（王贵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