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半岛局势因近邻、利害表里、休戚相关，不能不予过问，但如何处置却是牵涉智慧的大战略事务。

　　朝鲜的形势和发展一直是中国媒体和公众特别有兴趣的话题，近年随着朝核等问题升级，再加日美等国际因素，朝鲜问题在中国政策研究和公众中引发的争端之激烈，不亚于任何热门内部问题。朝鲜问题之所以特别引人兴奋，不仅是因为现实的角力，更因为朝鲜的局势与中国的国运和历史发展纠缠甚深，人们的思维很容易从历史和现实的交错换位中得到印证。

　　一般人爱说历史总会重演，但历史上高度重叠的事件其实少之又少，而明神宗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却可以说与冷战初期的朝鲜战争在许多关键性方面极为相似，而细究影响战争的诸元素，也与后世如出一辙。

　　朝鲜半岛的地缘战略地位历来重要。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将半岛称为“战略支轴”，而万历时期的朝鲜战争也可以充分印证此点。战争爆发时，朝鲜内部腐烂，朝政崩坏，而明朝国初建立的军事效能，也因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而处于转型时期。相反，在日本而言，丰臣秀吉接续织田信长的路线，要统一天下，一面是通过战争，职业化的军队已经建立，安置收编的庞大武士阶层需要有更多的土地征服；一面则是深化内部统一，巩固幕府政权也需要通过战争强化组织。因此，对朝鲜半岛的带有殖民色彩的征服战争，就成为必要的政策选项，而统一的日本还有面向东亚大陆的进一步征服野心。

　　通观战争进程，军事上有三点颇有意趣。首先，日军挟国内战胜之威，整个战局期间，明军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但明军入朝后，主要作战样式却是以攻势作战为主，这在东亚战争史上值得注意。因为明军编成内，各种火炮和火器的运用已经相当普及，而战术体系已具火炮和步骑等兵种的高度趋同特征。

　　其次，由于大规模远征而引发的财政问题暴露在国家决策台面，战争进程中几度封贡的政策讨论，以及日本国内的战和议论都表明，东亚争雄已由过去战场上的决战，转到国内整合和财政能力的竞争，这就是真正大战略层面的竞争了。

　　最后，也特别有启发性的是，虽然战争中大规模作战是陆战，但海上作战却起到了决定战局走向的作用，在两个高度统合的大国之间，有限的陆地作战胜负并不能决定战局，而切断海上运补的海权争夺，却直接导致海岛国家与大陆国家军事竞争的成败，这点从朝中水师的战绩足以证明，却往往被战史低估。

　　明史》称 “东洋大捷，万世之功”，说明这场战争的战略性后果十分严重。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因战争失败，内乱兴起，从而导致其治下诸侯演变为对立的“文治派”和“武功派”，两派斗争的最后高潮为关原合战，这奠定了德川幕府的300年基业，也使东亚的巨强竞争延缓了300年。而在中国而言，战争的巨大财政支出，使得国库空虚，导致国内矛盾激化，从而延缓了军事转型的进程，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满洲的军事崛起和更大规模的内部叛乱的出现，这二者最终结束了王朝的命数。

　　很有趣的是，朝鲜战争后，受战争摧残的影响，朝鲜朝野认识到军事效能低下的危险，战后，除加紧社会恢复之外，在军事上特别注重铁炮和火器的运用，这些新型作战利器最后在满清征服中原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史载，在决定满清与明朝战略优劣转换的松山大战(1635年)中，朝鲜的铁炮队对抗明军马步兵野战战术十分有效。而明军的大规模火器运用，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战术上，倒进步有限，这都是直接和间接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联想近日朝鲜对核武、导弹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追求，不能不使人发时空错乱的感慨。

　　曾有一位中国学者说过，半岛时局在历史上即为中国战略陷阱。鉴往以知来，中国对半岛局势因近邻、利害表里、休戚相关，不能不予过问，但如何处置却是牵涉智慧的大战略事务，绝非可以逞强负气之心对待的蛮荒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