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崇祯皇帝即位，在短时间装孙子后，一举拿下权宦魏忠贤，再接再厉又将280多人的阉党集团一锅端，赢得朝野“英明”之誉。接着，崇祯又把注意力转向辽东，11月19日，任命袁崇焕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左侍郎。

    一：献俘疑云

    崇祯元年4月，崇祯皇帝突然抽风，下旨“袁崇焕起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镇行边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移驻关门”，同时还有“即刻入京觐见”等语。

    出了什么事？

    表面上，朝野还真没出什么大事，只是在辽东皮岛方面出了一点诡异的情况。

    崇祯元年4月，朝鲜官员郑忠信飞报朝鲜国王曰：胡差五人及护送唐差一人，将轻货四五驮出自蛇岛，直向义州之路。问于唐人，则秘不明言。毛将之与虏相通，为日后地者，果似分明。黄户部方在岛中，不可不密通情形于户部，使之嘿察应变。宜以此意，下谕于接伴使。（朝鲜史料，谨作旁证）

    这个“黄户部”名叫黄中色，是明朝户部的一个小官，当时正好押送粮食到了皮岛，接到朝鲜方面的密报，立刻派亲信手下出去打探，同时又传书登莱方面。很快，山东和登莱等地的明军开始在海上加强警戒（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哨探），山东等地明军军官和地方官员也以各种借口率领卫队前来皮岛拜会毛文龙（登莱将弁及道官也下船来岛）。

    事实上后金还真有来使在皮岛上。不过，毛将军也不含煳，于5月16日（注意时间），将5名后金使者抓了起来，先将其中唯一翻译马通事推出辕门斩了，然后又将其他4人交给了明朝。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七：“夷目可可（阔科）孤山一名、牛鹿三名，俘解至阙”。

    《满文老档》中收录毛文龙给皇太极第三封信有：“可可等5人，误入黄户部座船”。

    明朝在收到毛将军“献俘大礼”的同时也听取了黄户部详细地汇报，朝野上下一片大哗，廷议部议认定：“毛文龙有谋叛之心”。

    但是，有“装孙子”前科的崇祯皇帝却选择了沉默——至少是朝议时很沉默。

    至于崇祯召见钱龙锡等内阁大学士时，是否另有密旨？我不知道。

    7月，新任蓟辽督师袁崇焕到达北京；14日，平台召对，袁督师有“计五年，全辽可复”等语，崇祯很振奋。

    几天后，很振奋的崇祯，就“东江献俘”一事，给内阁和兵部下达了最高指示：“文龙献俘，似或非实。前者冒饷亦多，该部详查以闻。”言下之意很明白：大家都别搞事，只能调查冒饷之类的事情。

    与此同时，大学士钱龙锡也单独去找袁督师密谈，所谈内容不详（内大臣结交边帅是死罪，这一点钱、袁都应该知道）。据后来钱袁二人所交待的材料，也就几句“杀文龙”的对话而已，事实上肯定远不止几句话。

    大学士钱龙锡和袁督师见过面后又去见了崇祯，所谈内容不详。但有一件事肯定谈到了——尚方宝剑。24日崇祯赐崇焕尚方宝剑。

    《明季北略》卷4：“大学士钱龙锡，过崇焕语及之，遂定计出，癸未赐崇焕尚方剑”。

    也许有人会问：毛文龙也有尚方剑，崇祯为什么不收回？答案是：不能收回，也没法收回。

    二：移镇风波

    自从接到圣谕要“前者冒饷亦多，该部详查以闻”后，兵部很扎实地忙活了几天，然后兵部尚书阎鸣泰给崇祯作了汇报，提出东江镇的牵制“终属虚着”，建议移镇。崇祯表示同意，不久圣旨到了东江。

    然后，大明王朝二百多年来罕见的怪事出现了：毛将军没理会这事。

    厉害吧？连圣旨都不理，还能收尚方剑不？

    当然，毛将军不理，那是人家的个性。但这么大个事，肯定有人会跳出来说话的。

    崇祯元年8月，右都督山东总兵杨国栋上奏折弹劾毛文龙“十大罪”，末尾还有一段很有分量的话：“至如奉旨移镇，竟若罔闻，奉旨回话，绝无应答，煌煌天语，视如弁髦，此等滔天之罪尚可容于尧舜之世哉！”《崇祯长编》卷12。

    杨总兵语惊四座，朝野上下又是一片大哗，喊打喊杀者义愤填膺，廷议、部议也充斥着讨毛之声。

    但是，毛将军仍然没说什么，稳坐不理。

    崇祯也没说什么（除了装孙子，暂时也没啥办法）。

    大学士钱龙锡倒是很忙，一面去给崇祯汇报工作，一面给袁督师写密信。给皇帝汇报什么工作大家都不知道；至于给袁督师信件的内容，当时没人知，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也就是“杀毛这点破事”。也许是怕袁崇焕对这个事情不上心，新上任的兵部尚书王洽也跟着搀和进来了。

    中央领导的来信，袁督师都回答（比毛文龙态度端正），但行动是没有的，因为忙着平息关宁军的哗变。

    转眼间就到了崇祯二年，袁督师终于对东江出手了。

    袁督师先向朝廷汇报，得到批准后（朝廷方面早已是望眼欲穿了，自然是很配合的），推出了一道针对东江镇的禁海令：“议仍登、莱之海禁、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运起，至觉华登舟。即津运粮料，俱由静海、滦、乐以及觉华，必经臣衙门挂号始许往东。自兹一禁，不许一船私相往来，即往东官船，不许迫近南岸。登、莱自协营水兵之外，不许一舟出海等因。”（兵部行《申饰东江运道》稿）

    袁督师禁令一出，稳坐了几个月的毛文龙这时终于坐不住了，立刻上奏折弹劾袁督师（现在终于知道尊重皇帝了）“总兵毛文龙疏言：……然各岛兵丁，正月早已绝粒，赊借客粮，寻挑野菜度日，不意三月初七日见督师尚书策画东江事宜一疏……”。

    打笔墨官司，袁督师是不怕的，而毛将军明显是拖不起的，所以到了崇祯二年四月甲辰，毛将军干脆绕开袁督师，直接向崇祯发招，上奏说：“督臣为臣上司，臣辨驳其疏，臣亦自觉非体非理，听皇上或撤或留，臣随亲抱敕印，竟进登州候旨，逮臣进京，悉从公议，治臣以罪，完臣一生名节，免悞封疆大事矣。”

    毛将军说到做到，果然离开皮岛去了登州，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去的，他是率领大部队去的（部署多兵来登），场面盛大（舳舮相望，精甲耀日）。至于有没有带着大印就不太清楚了。

    话说毛将军到地方后，也就没提“候旨”和“逮臣进京”之类的客套话，直接是“索饷要挟”。登州官员吓了一大跳，急忙陪着笑脸安抚毛将军及其部下，然后又把责任往袁督师身上一推，背地里则六百里加急火速向朝廷告急。

    崇祯还是一如既往地沉默是金（还不到20的小伙子真够沉得住气的）。

   前一段喊打喊杀的满朝大臣则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沉默（真是无能鼠辈）。

    而此时的袁崇焕倒是很淡定，因为根据最新情报：毛文龙已经不想在登州闹事了，转眼就要到宁远来拜见督师大人。那很好，来就来嘛，谁怕谁呀？袁崇焕当即传话出去：欢迎毛将军来宁远做客。

    毛文龙在宁远“如愿以偿”地见到了袁督师，心中早前的愤怒立刻消失，反而平添了许多无奈地郁闷。

    对毛文龙而言，袁督师原本是个不错的人。几年前，朝野都说毛文龙杀良冒功，是袁崇焕跑出来说“俱系真正壮夷”；后来，宁远大战后，朝野都说毛文龙牵制不力，是袁崇焕跑出来说“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现在袁崇焕已经贵为督师了，是你真正的上级领导，手握重兵，你敢怎样？

所以当袁崇焕表示过几天我去皮岛阅兵再详细商量时，毛文龙也就没说什么，立刻规规矩矩回皮岛待命，一场由“移镇” 引起的风波也悄然而止。到这时，这场轩然大波除了让崇祯皇帝丢了面子外，其他人好像都没啥损失。

    三：角色转换

    崇祯二年5月29日，袁崇焕抵达双岛（属东江镇辖地）。30日，毛文龙也来了。袁崇焕显得异常客气，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臣诎体（屈身拜伏）待之”。很明显，袁崇焕这是摆出了谈判代表的礼节。

    一番寒暄毕，谈判袁代表提出了第一个条件：东江军的建设应该走正规化的路线（定营伍）。按袁代表的想法是“若定营伍，则有协有将，从此收其权亦不难，然求其必为营伍也，曰'营伍定，则年中必行甄别，祖宗自有法度，不得假也。'”。毛文龙可能是谈判经验不足，马上就答应了。

    袁代表趁热打铁，又抛出了第二个条件：军、地建设应该分开（设道厅）。明朝规矩“以文制武”，地方官员一经设立，东江镇就得接受地方官的节制。到这时，毛文龙已然反应过来，当即拒绝：“一用道厅，必激之为变，岛中人俱夷性，不可狎也。”
 
    但问题是：你毛将军既然同意“军队建设应该走正规化路线”，那“军、地建设就应该分开”啊。所以，毛将军也终于全面认识到了袁代表所提条件的“危害性”，不仅反对第二条，连第一条也反悔了“文龙于是悔其言之失，私对副将汪翥曰：'我姑以此了督师之意，其实营制难，我只包管完东事便了。'”

    袁代表竹篮打水，也不气馁，又提出了第三个条件：回家颐养天年。毛将军当然更不干（得罪了那么多人，连皇帝都得罪了，能安然待在家里？）“曰：'久劳边寨，杭州西湖尽有乐地'。文龙应臣曰：'久有此心，但惟我知灭奴孔覈，灭了东夷，朝鲜文弱可袭而有也。'臣曰：'朝廷不勤远略，当有代君者。'文龙曰：'此处谁代得？'”

    谈判就此陷入僵局，一陷就是三天。袁代表勃然大怒，心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投（为文龙者，束身归命于朝廷，一听臣之节制，其能为今是昨非，则有生无死。无奈……）。也不当谈判代表了，摇身一变成为抓人的捕头。“向西请命，缚毛文龙，去冠裳。”毛将军不同意“毛文龙尚倔强，不肯就擒。”袁捕头也不废话，直接又变成监斩官“崇焕命旗牌官张国柄，执剑杀之。”

    杀完人，监斩官当不成了，袁崇焕又成了“和事佬”，报疏云：“文龙跪而请死”（毛文龙不讲礼貌属于个人修养问题，本质上对国家还是忠心的，希望皇上别见怪，放过他家人吧）。转脸又变回袁督师，把东江镇重新整编一番（设马兵十营，步兵五营），当众再宣“五年平辽”誓言，东江众将士为之一振。

    当然，袁督师心中底气可能还是有些不足，毕竟没有当面聆听皇上的口谕，所以在报疏内加了一句“辅臣龙锡为此一事低徊过臣寓”。想借此来探下崇祯的口气，顺便把“奉命杀人”坐实。

    不久，崇祯圣旨来了：“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有迹，犄角无资，卿能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布置遵照”。

    不仅如此，崇祯还为此事给兵部也下了一道圣旨：“朕以边事付督师袁崇焕，阃外军机听以便宜从事，乃岛帅毛文龙悬军海上，开镇有年，以牵制为名全无功效，剿降献捷，欺诳朝廷，器甲刍粮，蠹耗军国，而且刚愎自用，节制不受，近乃部署多兵来登索饷，跑嚣跋扈，显着逆形，崇焕目击危机，躬亲正法……”

    很明显，崇祯虽然没说自己下过密诏（事关皇帝脸面，当然不便承认），但对此事也没有“不认帐”的打算，“毛文龙被杀案”算是结了。按理说，这事也不会给别人留下话柄，也不会给历史留下争议。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

    因为有一个人叫温体仁，他把“谋款”和“斩帅”巧妙地联系起来，并成功地让崇祯理解了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于是，崇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斩帅”是没错的，但为了“谋款”而“斩帅”就不行。

    “奇迹”就这样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