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抗战胜利后，国共争夺东北，国军统帅陈诚因厌恶汉奸，拒绝收编几十万伪满洲国军，导致这些部队不得不投靠林彪，而后者全部“笑纳”。因为这些“训练有素”的伪满军的加入“大大提升”了中共的战斗力，使得东北国军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甚至间接导致了国军在东北的失败。流传最广泛的是《陈诚传》中的介绍：“日军投降后，苏军将关东军六十万人的装备交给了林彪，除此之外，林彪又收编了四十万伪军及保安团队，组成四十个师。”并称杜聿明曾因此“大骂”过陈诚。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考证，发现这个说法不太靠谱。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伪满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他们究竟能不能提升中共武装的战斗力。伪满军的全称是“满洲国防军”，是9•18事变后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武装力量。“9•18”后东北军奉不抵抗之命撤入关内，实际上东北军主力已在中原大战和平定“石友三叛乱”时入关，而事变发生时撤到关内的主要是辽沈地区的东北军，吉林、黑龙江的东北军都被隔绝在关外。这部分东北军分成两派，一部分爱国官兵在李杜、马占山等将领率领下自发抵抗日寇，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基础；另一派在熙恰、张海鹏等汉奸败类的裹挟下投靠日本人为虎作伥，成为伪满洲国军的基础。1932年4月15日，伪满洲国军正式建军。最初的伪满军战斗力极差且非常“不可靠”，说战斗力差，是因为这些投靠日本人的东北军主要以省防旅为主，即便在东北军内部也不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比不上东北军国防旅，而且数量也不多。为了弥补数量上的不足，日军开始扩充这些部队，但正常人谁都不愿意当汉奸，所以只能招募些地痞无赖充数，结果反而侵蚀了原本就不强的战斗力。说不可靠，是因为很多人都是在被政府抛弃后被长官裹挟才被迫当了伪军的，他们内心中并不甘心当日本人的走狗，所以小规模的哗变屡见不鲜，打仗也多出工不出力。日本人也不信任这支部队，除了上述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国人不甘心当顺民，虽然政府跑了，但民间自发抵抗十分强烈。日本人虽于1931年12月份占领了东北全境，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等待他们的近10年的残酷斗争。所以总的来说，日本人不信任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中国人”组成的伪满军。因此尽管伪满军素质差、不可靠，但日本人却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改变这种情况。然而，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这种情况，一方面日军全力投入中国关内战场，从东北抽调大批部队，造成兵力空虚；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触动了苏联的敏感神经，使得后者曾强了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东北抗联也趁机加快发展，对日本人的威胁日渐增强。这几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军感到在东北的军事存在亟待加强，因此不得不将目光再次投向伪满军，开始对其进行整训，增加数量，提高质量，令其成为日本人的得力帮手。1938年，日本人操纵伪满洲国政府颁布“《国兵法》”，实行征兵制，规定未满境内的成年男子都要服3年兵役，将流氓地痞逐出军队，以此提高士兵素质。1939年，又在“新京”（长春）设立军官学校，培养高素质的军官。根据1933年8月9日颁布的“《满州国陆军指导要纲》”，伪满军队数量控制在6万人，1937年扩充到8万，1945年扩充到了15万，并增编了工兵、航空兵、辎重兵、高射炮兵等技术兵种，经过这一番整训，伪满军的实力大幅度提升。然而，由于中国人的抵抗过于强烈，日本始终难以对中国人组成的部队放心。因此在伪满军中编入的大量日本军官和朝鲜军人来监视中国人，同时还大大增加了少数民族军人的比例，如兴安警备军，就完全是由蒙古族组成的。但这种方法非但没有增强伪满军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军中内部矛盾，使得伪满军更加“不可靠”。最典型的事件发生在诺门罕战争期间，1939年7月30日，伪满军少将石兰斌率所部开赴诺门罕前线，参加对苏作战。负责前方指挥的日军第23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出于对石部的不信任（石兰斌本人曾是马占山的部下，参加过江桥抗战），将本来拟用于支援石部的野炮调去支援“兴安北警备军”（伪满军中的蒙古族部队），引起石部上下的极端不满。8月5日，趁日军不注意，石部步兵第14团第1营共378人在营长陈荣发少校率领下成建制地在诺门罕前线起义，穿越火线投奔苏军。耐人寻味的是，闻知事变的石兰斌并没有命令部队去追击他们，而是眼睁睁地看着第1营安全进入苏方一线。更令日本人震惊的事件是1943年5月2日发生的“五顶山事件”，堂堂伪满洲国军事部最高顾问，陆军中将南木实隆在富锦视察五顶山要塞时被伪满军的一个普通上等兵常隆基刺杀身亡，后者第二天在日伪军的围捕中跳入松花江自尽，年仅23岁。这名普通士兵不是共党，不是军统，也没有受任何人指使，仅仅凭一己之义愤就干出来这样一件惊天大事，伪满军的军心可想而知。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日军对伪满军本就不多的信任几乎归零，以至于日军在苏联大兵压境时为弥补自身的装备不足，竟将部分伪满军直接缴械。而后者也用自己的行动回敬了日军——当苏军进攻东北时，伪满军没有进行任何配合日军作战的行动，遇到苏军就直接投降。

    综上所述，对于伪满军，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伪满军的数量从来没有达到“40万”，1933年时只有6万，1937年才扩充到8万，1945年才扩充到15万。这还是苏军出兵东北前的数字。苏军出兵东北后，部分伪满军投降，后被苏军遣散回家。也就是说，中共进入东北时，伪满军的数量肯定要少于15万。如此一来，共军到哪里收编“40万伪军”？

    第二，伪满军的战斗力很差。1938年以前的伪满军由东北军残部，土匪、流氓组成，充其量只能为日军当带路党，对付一下义勇军和抗联。1938年以后的伪满军虽然由“良民”组成，战斗力有了一定的提升，甚至被拉到前线和苏联红军碰了一下。但由于忠诚问题始终得不到日军的信任，自诺门罕战争后，就很少上战场，严重缺乏作战经验。1944年，还有一部分被日军缴械，成了“徒手官兵”，训练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相对于关内来的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八路，伪满军的战斗力基本不值一提。这些人加入中共，只能拖后腿，根本无法提升中共部队的战斗力。

    所以，这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是完全靠不住的。既然如此，这种说法是又是怎么产生的呢？笔者认为，这和一封电报有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新京”，伪满大小汉奸，顿时慌了手脚，都急切地希望找到一条出路。于是，伪满军的“老大”，伪满洲国“军政部大臣”邢士廉便向那些伪满将领拍着胸脯保证，说他有办法，叫大家不用担心。刑士廉的办法很简单——投靠重庆。抗战胜利之时，距东北最近的抗日武装是八路军冀热辽军区，而中央政府则远在千里之外的重庆，如果按照正常的速度，第一个进入东北接收的肯定是中共。对于东北这块“肥肉”，重庆方面无论如何都不会无动于衷，坐视中共独享其成。刑士廉如果投靠中共，后者肯定不会太看重，因为他们自己就在东北边上，不需要伪军帮忙；但若投靠重庆，在其无法赶到的这段时间内帮其守住底盘，则是大功一件，就冲这一点，重庆也肯定会接受伪满军的投靠。可仅凭伪满军这10多万人，筹码实在太小，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刑士廉吹了一个天大的牛B，他给重庆发电报，称：“他掌握130万的伪满军队，愿意效命国家，听命于中央，希望中央赶快派人到东北来主持一切。”于是一夕之间，伪满军的数量坐地增长10倍！对于伪满军的投靠，重庆方面自然是大喜过望，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都认为应该接受，然而此时有一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就是陈诚。在陈诚看来，收编伪军“不仅妨害国军的整编，且混淆了国军的血液，千万不能办。”但胳膊是拗不过大腿，最终还是领导们的意见占了上风，确定同意接受伪满军投靠。不过由于陈诚掌握军政部，大方向定不了，小方向还是有些决定权的。他下令军政部不给收编伪军军师番号，而是分别给予纵队、总队、支队的名义，且在纵队、总队之前要加上“暂编”二字。同时陈诚又命把收编的纵队、总队军官人事档案与国民党军军官人事档案分放。一句话，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就这样，原伪满洲国军，在东北光复后，被改编为东北保安部队的4 个保安总队、20个支队，52个保安团，东北国民党军凡是带“暂”的、带“保安”的，几乎都是伪满洲国军的底子。这些部队差不多是伪满军的全部了，但兵力只有10来万人，那剩下那“100多万”哪里去了？伪满将领当然不会白痴到高诉陈诚伪满军其实只有这么点人，答案是现成的——被共军收编了。但东北共军直到四平之战，也只有40多万，说他们收编“100多万伪军”不是自己抽自己的耳光吗？于是根据东北共军的实力，这个数字被缩减的40万，收编“40万伪军”的说法就这样出炉了。

    那么中共到底有没有收编过伪军？笔者认为，零散收编一些是有的，但没有大规模成建制的收编。1947年，陈诚代替杜聿明主持东北，由于深感兵力不足，便将他过去瞧不起的伪军由保安部队升级为正规军，编出了10个暂编师：

    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

    新六军暂编六十二师；

    新三军暂编五十九师 ；

    新七军暂编五十六师、暂编六十一师；

    新八军暂编五十四师、暂编五十五师；

    第五十二军暂编五十八师； ,

    第五十三军暂编三十师；

    第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

    东北野战军真正有伪满军血统的只有五十军一五零师——前身为长春起义的暂编五十二师。除此以外，暂编五十八师在营口起义，新七军的暂编五十六师、暂编六十一师在长春缴械，第五十三军暂编三十师在沈阳缴械。这些部队都没有成建制的保留下来，人员被打散，愿意留下来的编入其他部队，不愿意留的发路费遣散回家。

    总体而言，伪满军是一支规模不大且战斗力不强的武装，在伪满洲国覆灭后，一部分被遣散，大部被国军收编，后在内战中被中共消灭。至于网上流传的四野收编几十万伪军的说法，实乃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