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研究的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日军擅长迂回包抄”的说法。实际的确如此，且看：

    1938年的太原会战时，日军从北路进攻忻口，可是由于两边高山，久攻不下，于是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南怀化，南怀化如同一个门栓，栓住左右两山的大门，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在久攻受阻后，日军改变进攻策略，以一部佯攻南怀化，而主要兵力却突然进攻南怀化两边的1200高地，高地守军猝不及防，被日军攻陷，于是日军居高临下，炮轰南怀化，南怀化守军看退路被断，军心涣散，撤离阵地。

    在东线的进攻，日军也是在进攻雪花山受阻后，也是突然转身南边的娘子关旧关，并进攻阳泉。娘子关是太原东线屏障，毛泽东曾告诫闫锡山，要保太原，娘子关不能失。可是日军攻占娘子关后边的阳泉，国军看退路被断，也丢了娘子关。

    后来的中条山战役中，日军更是把此战法运用熟练，本来日军用10万之众对国军18万已占优势，可是日军仍然不大意，兵出各黄河渡口，中间突破，使国军看退路被断，军心涣散，四出奔逃。于死亡600多人的代价毙伤俘国军10多万人，不可谓不精彩。此战被国共均认为是最耻辱的战役，也说明日军的战法实在值得借鉴！

    这些战例说明：

    1.我军如果把握了地形优势，阵地防守也往往使日军很难办。毕竟在我军具有地利的情况下，日军地形不利，硬冲很可能成为我军“靶子”。

    2.日军战法灵活，一般也不愿意这样当“靶子”。

    3.我国“国军”害怕成为“敌后武装”，所以一旦日军迂回包抄成功，往往赶快大规模撤退。

    那么，为什么日军的迂回包抄战术屡屡得手呢？我看原因有三条：

    1.日军战法灵活：这一点，说明日军很不容易对付。

    2.我国“国军”害怕成为“敌后武装”：这一点，说明敌后作战实在太艰苦。

    3.我国“国军”主动进攻意识太差。因为迂回包抄也是有风险的，毕竟是孤军深入，如果我国军队配合意识强一点、具有牺牲精神，则日军的迂回包抄有可能遭到覆灭啊！

    由此想到了一个问题：右右们为什么一再攻击共产党军队“小打小闹”、“见了敌人就跑”，却对共产党军队保住了那么多根据地、并发展壮大一再回避呢？

    “小打小闹”、“见了敌人就跑”，日军必一直追下去，共产党军队必然会被赶出华北，跑回延安，哪里能保住那么多根据地、并发展壮大呢？

    其实，共产党军队的抗战，是以根据地为依托的。几十万军队，如果没有根据地，生存都困难，如何发展壮大？

    所以共产党对黄巢、捻军的“流寇主义”是非常反对的。敌后作战，决非仅仅游击战甚至“打一枪就跑”的骚扰战，而是以游击战为主，阻击战、伏击战、奇袭战等战术共用的.不断的主动进攻、以主动进攻为主代替消极防御是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基本手段。

    且不说我军扩大根据地的进攻战，就说防御性质的反扫荡吧？

    在直接防御方面，右右们夸大了日军的进攻能力。其实，如前分析，若我军有效利用地利，完全可以让日军进攻受阻，再加上各种奇袭战、骚扰战、对敌军供给部队的各种作战、与兄弟部队合作的对敌人占领区的进攻战，各种战法合用，敌人吃不消也是非常正常的。比如在晋察冀军区反八路围攻战役中，我军就有这样的战例：由保定西进之日军被军区骑兵营阻止于满城附近。由定县、新乐向曲阳、行唐进攻的日军1000余人，在高门屯、豆家庄遭到四支队的阻击，进占曲阳的日军退回保定，进占行唐的日军停滞不前。

    在进攻方面，我军常常打奇袭战：在晋察冀军区反八路围攻战役中，有这样的记载：“11月24日起，由平汉铁路沿线出动的日军第14师团分两路向西进攻。一路30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由保定、易县向涞源进攻，其中易县出动之日军一股于12月2日进占大龙华镇。晋察冀军区一支队于当夜发动袭击，一举突入镇内，毙伤日军200余人，残余日军逃回易县。”还有“12月中旬, 正太铁路之日军第5、109师团各一部共4000余人，分别向平山、盂县进攻，经三支队和群众武装的连续打击，十分疲惫。115师344旅奉命由五台进至平山以南，协同三支队相机打击进攻之日军。15日，在盂县东南隐蔽待机的三支队, 乘进占清城镇的日军立足未稳, 突然发起攻击, 毙伤其200余人。”这种奇袭战，是在敌军行军疲劳、对驻地又来不及布置防御驻地的情况下，往往在夜晚进行，所以效果往往不错。何况，即使规模小一点，也能使敌人得不到充分休息，影响其作战进度，为我军展开其他部署赢得时间。

    利用地利打伏击战的战例就更多了，这里不再多说，只需要指出：正因为我军进攻意识超强，敌人扫荡时往往不敢冒险迂回包抄，对我军从容跳出敌人包围、在各线部署起了很好的作用。

    打击敌人运输线、破坏敌人粮草运输，是曹操、李世民等兵家惯用手段，共产党军队用的也非常多，这在反扫荡中非常有用。如晋察冀反二十五路围攻战役中，我军就在明堡地区和王快镇、郑家庄等地多次截击日军运输队，对日军破坏极大。

    “敌进我进”，反过来深入敌占区配合其他部队拔据点、毁铁路乃至进攻敌人的飞机场等要害地区，“围魏救赵”，逼敌人撤兵，这也是共产党军队最常用的战术之一，是打破敌人扫荡的重要手段之一。比如在1941年中，日军进攻我新四军军部，我一师就趁机进攻，连续攻克黄桥、古溪、季家市、姜堰、蒋垛、三垛等重要居点，迫使敌人撤兵。苏南反清乡战役中，我军就一部坚持内线在原地斗争，一部突围转至外线积极策应。52团二营挺进到苏州附近，攻克白马洞、寺桥等伪军据点。54团一营攻克无锡近郊西胶山、严埭等多处据点。51团袭击了江阴县西门外伪军。敌人“撑不住”，只好撤兵。

    需要说明的是，敌后作战非常残酷，由于语言局限又往往无法得到准确信息，所以被敌人“粘”住也是经常的。而日军战斗力又特别强悍，象淞沪会战，日军损失将近20%兵力，居然仍旧对几十万“国军”展开大追击，以至于我军重金打造的吴福线、锡澄线报废，在南京也组织不起有力防御，酿成“南京大屠杀”。故反扫荡作战中一旦被敌人“粘”住，就必须有人作出牺牲了。全军利用地利打防御战，如果弹药充足倒是有可能使敌人造成巨大损失、逼退敌人，可是我军弹药不足啊（并非我军作战不坚决，也非自身战斗力差，而是蒋介石这个后勤部长当的太不称职。他不能把抗日大局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消除异己看的更重，直接导致我军无力消灭更多敌人），所以往往只好留下少数部队（如一个团、一个营），给相对充足一点的弹药，利用地利逐次坚守。等大部队转移了，再如法炮制，留下一个连、一个排乃至一个班殿后，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如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典型例子。

    反扫荡的成功，有赖于部分将士的牺牲，有赖于各种骚扰战、奇袭战、伏击战并用，有赖于与其他部队的合作对敌人后方的进攻。根本上看，由于弹药缺乏，我军的作战基本上都不是单纯防御、片面防御的，而是“以攻为守”。进攻是共产党军队作战的精髓，是保住、扩大根据地的根本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