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之后，我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成立专管地空和海防导弹的八机部，小平同志同意了，后来我从上海调回北京任八机部科技局局长。

　　那时，就二院而言，情况很不好。搞了多年花费十几个亿的反导项目“超级大炮”、“激光”和“导弹反导”都以失败告终。到头来从全国各地拉回了一大堆废铜烂铁，都卖给了收废品的。“文革”当中上马的红旗-4号地空导弹也因各种原因下马了。

　　偌大的研究院几乎无事可干。而空军当时只有仿照SA-2生产的红旗 -2号这种性能早就落后的地空导弹在“支撑门户”，凑付担当要地防空任务。而陆军的野战防空、海军的舰载防空差不多完全是一片空白。军委很着急，空军首当其冲，而研制定型一种导弹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说句实在话，作为国家地空导弹专业研究机关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的我更是急上加急了。

　　但是从当时的国内环境来讲，十年动乱已经结束，人心思治，改革开放已经起步。国际上东西方冷战——这把从二战结束之后烧起的“火”也渐“熄灭”。许多西方先进武器的生产公司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也开始向我国开放有限的市场。在这种有利的国内国际大环境下，中央作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一些西方先进的军用技术的方针政策是很及时的。国防军工口最早动作的还是八机部。

　　1977年，我们和三机部(航空工业部)、七机部(航天工业部)联合组团，前往法国参观著名的巴黎航展。这是我第一次去苏联以外的国家参观考察，尽管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航展上进行飞行表演是必有的保留项目。

　　那次有一架A-10攻击机坠毁了，可我们有个小青年竟鼓起掌来，惹得其它国家的人侧目相视，我看着非常尴尬。我们一个团员想测量一下某型飞机起落架的外径有多粗，他拿着个卷尺围着飞机转了半天，引起有关人员的注意。我赶忙把他拉到一旁问他想干什么?他把想法讲了，我说飞机摆在那儿就是让看的，干嘛偷偷摸摸的。

　　于是我从背包里掏出一把小檀香扇(当时，我们出国通常都是带这种很精致的小折扇和小景泰蓝瓶这两种礼物，后者一般送给对方的主要负责人，前者一般送给工作人员，他们对这些有浓郁东方色彩的礼品也还挺喜欢的)。走到看守在机旁的一位女工作人员旁边，先递上小扇子，示范打开一扇，幽香扑面，然后我对她讲，要量一下起落架，她接过扇子，冲我嫣然一笑一声也没言语，就离开飞机，到别处逛去了。这意思是再明白不过：我不在跟前，你们量吧。那个小伙子量完之后，冲我一伸大姆指，“姜还是老的辣”

　　那次我们还参观了一个大口径炮弹壳的生产车间，从方钢、加热到开坯、冲压、拉伸，最后成为一个大直径发射药筒，流水线生产很先进。车间很整洁、干净，法国人生性浪漫在这里也有体现。车间隔不了多远就有一个同比例的裸体女人像，这令我们团的小青年很好奇，但又有些想看不敢看，不好意思看。

　　法国人还挺 “坏”，专挑我们的人走到模特旁边给你照像。我在参观团的最后，仔细地看了他们的每一道生产工序。因为工作关系，在国内我也参观过我们的同类工厂，相比之下，差别不小。忽然我发现他们在药筒成形之后要在底部(也就是安装底火的地方)焊上一块圆钢片，在国内我没见过咱们的工厂这么干过啊?于是我“故伎重演”，又掏出了两把檀香扇塞给那个操作工，并告诉他回家送给太太，她肯定高兴。

　　那个老外打开扇子，扇了两下，脸上笑开了花，对我连声道谢。我趁机问他，为什么还要焊钢片?他说：这是为了防止膛炸，因为，钢材从方钢经过一系列工序，成形之后，这底部应力最大，所以强度也最差，搞不好，发射时，这里会承受不了发射药燃烧起爆产生的巨大压力，而从这里炸开，从而导致炸膛，这对于火炮是极为危险的。为了加强这里，所以要焊上一块钢板。我这才恍然大悟。老外接着又问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个地方的，我说“这是我们的商业秘密不能告诉你!”那个老外肩膀一耸，表示理解。回国之后，我把这事告诉了一个炮弹厂的厂长，他高兴极了，对我一个劲儿地道谢说：“刘总，您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978年初，我陪同邹家华同志(时任国防工办主任)前往南斯拉夫。考察SA-3地空导弹。

　　这种导弹是苏联在SA-2地空导弹基础上研制的全天候中低空导弹系统，主要战术技术指标和美国的“霍克”接近。SA-3最大射程25千米，射高20 千米，最大速度为M3，战斗部为破片杀伤，采用无线电指令制导，助推器和主发动机均为固体燃料，采用四联装拖车，倾斜发射，战时系统反应时间为30 秒。

　　综合各项指标，SA-3比当时我国空军的红旗-2号优势明显，所以空军想要。当时南斯拉夫还未解体，国内情况也很好，老百姓生活比我们国家的人强多了，我们也挺羡慕的。由于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领导，南方接待很热情。在与我们会谈时南斯拉夫军工部长很真诚地说：“中国同志们来访，我们很高兴，我们是战友是同志，在建设社会主义、反帝反霸斗争中我们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说的是挺好听，但谈到正经事，这些南斯拉夫的同志和战友就不行了。我们本来是要去考察SA-3地空导弹的，但他们却不同意。而且还糊弄我们说，那不是 SA-3是SA-6。我很生气地说“那我把SA-6是什么样画出来给你看看怎么样?”他们无言可答，只能尴尬地笑，装备到部队的也不让看。以后我们只参观几个普通武器生产厂家。

　　总之，这次南斯拉夫之行一无所获。不过我们后来细想，南斯拉夫方面如此“绝情”，可能也是“老毛子”(苏联)从中作崇，因为南军的 SA-3全部都是“老毛子”生产的。南斯拉夫不行，我们就去了法国。在法国参观考察了法、德联合研制的“罗兰特”机动低空短程地空导弹，又看了一下马特拉公司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奥托马特”海防导弹。但都未谈具体引进事项。

　　从法国我们又去了意大利，主要考察了“信天翁”中低空导弹系统。相对于我们在研的红旗-61地空导弹，“信天翁”在杀伤威力、机动性、射程等方面差距不大。但在抗干扰方面“信天翁”有抗红外、电磁波、电视等多方面有效技术手段，而红旗61则没有抗干扰手段。在意大利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固体发动机从发射药生产到装药的成套生产线。相对我们的类似工厂要先进不少。在意大利我们也应邀参观了“奥托马特”的生产线。

　　这次出国进行技术考察，由于多方面原因，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差距”。

　　回国之后，我们向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作了汇报，因为他当时也主管国防科委武器引进研制方面的具体工作。

　　空军又提出来瑞典的RBS-70和英国的“海标枪”好，于是重新组团出国考察，这次是由张爱萍将军带队。随行的有空军的王海及王万林和总参外事局的局长，邓小平同志的女婿贺平也去了。另外张老年事已高，所以又为他配备了两位保健医生。

　　这大概是1979年初的事情，张老正式成行之前，还是由我和邹家华同志带一个翻译去打前站，后来张老他们来了。瑞典方面接待得也不错。但我们提出要看 RBS-70时，他们却百般阻挠不让看。后来张老发了脾气，瑞典方面才把导弹扛到旅馆让我们看了一下，张老余怒未消，也没下楼来看。后来，我们几个人又在靶场看了实弹打靶，我还实际操作一回该弹的操纵装置。

　　RBS-70便携式防空导弹于1979年装备瑞典本国军队，该弹采用激光制导，最大射程5 000米，最小200米，升限3 000米，最大速度525米/秒。弹长1.32米，弹径105毫米，重15千克，战斗部重1千克，采用破片杀伤。比起同期的美国“毒刺”来讲，RBS- 70抗干扰能力强、射程远，是一种不错的野战防空导弹。该导弹配用性能很好的“长颈鹿”雷达。但空军此时又说这种导弹只能用于野战防空，杀伤威力、射程、射高都不行，而且长颈鹿雷达升得高，目标大，易受反辐射导弹攻击，综合各方面RBS-70不能用作要地防空，所以他们又不要了。

　　我一看这种情况，就很不高兴地对空军高炮部长文绶说“在国内你们说这种导弹好，要来考察，到这会儿又说不要了，哪有这么办事的!”在瑞典期间，发生了一件很令我们气愤而且丢中国人脸面的事，因为张老德高望重，且身居要职，瑞典方面接待很隆重。代表团每个成员的房间里都有免费供应的各种饮料，可随便饮用。可那两位“不开眼”的医生，却把饮料都装在提包里，要带走，瑞典方面很不乐意，就委婉地向张老提了一下。张老勃然大怒，把那两个“贪财”的医生狠狠地训了一顿，责令他们马上“打道回府”，不用他们保健了。

　　瑞典方面又组织我们参观了诸如爱立信电器、沃尔沃汽车等项目。当然，我们也对瑞典的国防武器生产研制机构和体制作了较详细的考察。瑞典方面强调虽然他们国家长期坚持中立国策，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战争了，但对国防武器的研制抓得还是很紧的，而且水平也是很高的，现在不是也这样吗?

　　后来我们又去了法国，因为我们是由张老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所以该方的接待规格也是挺高的。在法国我们参观了玛特拉公司、汤姆逊公司等著名军火研制单位，有关方面对法国的“海响尾蛇”导弹感兴趣，有了初步的引进或购买意向。

　　1981年我任团长带队再赴法专门谈起这件事时，却出了问题。当时军方提出要在法国公司设军代表，监督生产，法方同意了。军方又提出每生产100发 “海响尾蛇”成品弹，要从中抽出3发实弹打靶，如有1发不中，其余97 发一律退货。法国方面听了，作色而起言道“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导弹公司能达到你们的要求”，谈判不欢而散。

　　后来，八机部方面通过交换方式引进了一套“海响尾蛇”系统，交给二院测绘仿制。困难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制导系统的微电子装置很难，科学院相关单位也没辙，后来被我们的专家拿下来了。马特拉公司也很快知道了，但它是卖给别人，别人再转手，它也管不了。该公司当时的驻华代表是个法裔华人，我们很熟的。

　　当然，单从外表上看两者并不一样，因为我们也作了不少改进。不管怎么讲“海响尾蛇”(国产型号为“红旗”-7)我们搞得还是很好的。现在红旗 -7仍是陆军野战防空和舰载防空的主要装备之一。SA-6就有些遗憾了。

　　当时，八机部也从某国交换来一套SA-6地空导弹，这种导弹在当时是性能相当好的野战防空武器，该种导弹最大速度为M3、射距5～24千米、射高 100～14千米、采用半主动雷达制导，反应时间为30秒。三联装倾斜发射架，破片杀伤，单发杀伤概率为80%。动力装置为固体冲压组合发动机。SA-6 在第4次中东战争中曾击落以色列飞机44架。苏军装备的目的就是为了替换100毫米高炮。但我们的某军种称不需要野战防空，并声明：仿制成功他们也不要。而陆军当时确实急需这种装备。但却未被批准研制，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改进装备机会。所以，装备体制也是很重要的。

　　从法国离开之后，我们又去了英国，对于“海标枪”，英方不同意向我们转让。只是把一些性能落后的东西向我们推销，当然，我们也不是“冤大头。”

　　随后的意大利之行，我们参观了著名的菲亚特公司。公司本来以为是笔大买卖，但我们也没有什么看上眼的东西。他们总裁很失望地对我们讲“我们公司为招待你们的费用，比卖出一百辆菲亚特汽车所赚的钱多多了。”

　　1981年，我作为团长带着空军的人去美国考察“爱国者”防空导弹。当时该导弹也是刚研制成功不久(1980年9月中旬，美国防部长布朗宣布 “爱国者”正式投产)，性能是很优秀的。我们一行到了美国之后，美方接待得也不错，但当我们提出要看“爱国者”时，他们是百般找辙就是不答应，只让我们看 “霍克”改型弹。

　　位于波士顿的雷锡恩公司把生产的“爱国者”在其生产区之外摆了一个阵地，原本是用以检测全导弹系统联动试验的。但美方只让我们离着有100多米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根本什么也看不出来，尽管我们很生气，但也没办法，谁让自己干不出来呢?当时我和他们公司的几个年轻工程师约定，来年巴黎航展上再见。

　　第二年，我率团又去了巴黎，果然那几个工程师也去了，美国人待人也很热情，他们知道我是留苏的，所以就在凯旋门附近一家很有名的俄国餐馆请我们吃饭，我一想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灌这几个老美几杯，让他们“酒后吐真言”，我们弄点“内幕消息”。可这几个美国佬儿鬼精，我们怎么劝他们也不肯名唱!

　　即使是看“霍克”改，老美也控制很严，在白沙靶场老美也不让我们下车，只是慢慢地开，我们通过车窗看“火蜂”靶机起飞，“霍克”发射，直至击中目标这一过程。对于“霍克”改我们也根本没打算要，一者性能已经落后，二来台湾方面早已装备了。

　　当时虽然中美关系挺好，但美国人那高人一等的自我优越感处处显现，那次我们去参观五角大楼，在大门口，一个年龄不小的军官，用傲慢的口气问我：“谁让你们来的?”我很生气地用英语回答“是你们邀请我们来的!”他自知无趣，就溜一边去了。

　　我们在英国考察了“海标枪”，但没谈拢。后来由赖坚一行谈下来了，但由于其它原因又吹了。我们在英国航空空间公司还考察了“长剑”中短程地空导弹，英方极力推销，但”长剑”不是我们的理想目标。

　　通过几次出国考察后，我们有了深切的感受：我们想要的，人家不给，人家愿意给的，我们又不愿意要!几十年前聂荣臻元帅的那句名言“花钱是买不来国防现代化的”永远不会过时。后来，我们二院卧薪尝胆搞出的以红旗-9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地空导弹，基本上都是在1989年西方对华停止军售以后搞的。当然，不止是我们二院，其它单位做得非常出色，如国庆60年阅兵中大出风头的空警-200、空警-2000预警机都是自力更生搞国防武器现代化的极好例子。

　　当然，外国公司和生产厂家的严格管理和高效运作也确实给我们以很大的教育和震憾。尤其是这些公司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更令我感慨良多：没有扎实牢固的基础科学的研究，要搞出好的产品，继而创新发展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点我也有很深的感触，我们到人家公司参观，只有很少的有关人员陪同，绝不会像我们国内这样，前呼后拥一大群人。到了该用餐时，我们都到他们公司的员工餐厅吃自助餐，绝没有大摆宴席的情况。

　　从1981年以后，我没再从事地空导弹引进等技术工作，转而从事航天高科技产品的对外销售与合作工作。足迹踏遍南美各国，中国和巴西联合开发地球资源卫星最初就是由我们二院开始的。还有针对当时国内一些过时的导弹通过升级改造或转变使用，从而产生新的效益的情况。我带头适时适量地组织领导了一些武器出口，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经济效益。如某型地空导弹改为地地导弹，射程150千米，精度为30米，外军很满意。在国内每枚弹只有30万元人民币，而出口每枚 60万美元。另外，利用我院的科技力量强的优势，也做了一些军转民的工作，可惜有些很有发展前途的外向型工作已经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