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2月1日，美国著名杂志《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发表记者拉尔夫（Julian　Ralph）的长篇报道《美国在华的袖手旁观》(American　Helplessness　in　China)，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巨大震动，《纽约时报》等主流报纸也纷纷转载。　
   

    这篇文章尖锐地攻击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起因就是美国政府居然将跑入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寻求避难的两名日本间谍交给了中国当局。　
   
    文章详细地描写了这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后受到的“非人折磨”：　　
   
    “中国人将这两名日本青年带到南京，在那里他们遭受了2天----有的说是3天的酷刑。他们让日本人跪在铁链上，用木条穿腿，人还站压到木条上。日本人的指甲盖也被生生拔除。他们在日本人的手腕上绑上铁链，再拿烧开的水不断浇在铁链上，直到铁链嵌进了骨头。他们钳压日本人的舌头。他们将日本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捏碎。在种种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刽子手的剑倒成了最痛快的一种。”　　
   
    文章指责，软弱的美国政府，正是造成这两名日本青年被中国“杀害”的帮凶。
   
    在野的美国共和党如获至宝，抓住这一事件，对克里夫兰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发起了猛烈攻击。共和党领袖西奥多罗斯福（后来的美国总统）鼓动议员们发起弹劾。共和党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随即要求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公开所有相关文件，被后者拒绝，支持政府的参议员们开始站出来护架，议会内爆发激烈斗争。　
   
    引起华盛顿巨大政治风波的这一事件，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上海间谍事件”，或者“上海间谍丑闻”。这两名成为中、美、日三国外交关注焦点的日本人，一名楠内有次郎（Kusunchi，1865-1894），一名福原林平(Fukuhara，1868-1894)。　
   
    楠内有次郎的家乡是以陶器闻名的九州佐贺县，他原姓青木，过继给楠内家为嗣，遂移居到鹿儿岛。因视力不合格，在报考陆军军校时没通过体检。这和"三崎"中藤崎秀（也是鹿儿岛人氏）报考军校未果相似（详见本刊上期专栏）。楠内随后到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改学法律、英语。1890年，受荒尾精鼓动，他前往上海就读于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间谍技术。　
   
    福原林平是冈山县人，就读于历史悠久的藩校闲谷黉（音hóng，学校之意）。在黉长（校长）、著名维新人物西毅一教诲下，年轻的福原慨然以国士自许。他第一次报考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未中，竟径直找到负责人荒尾精，慷慨陈词，感动了荒尾精，被破格录取。　
   
    战争爆发后，楠内、福原两人都在上海潜伏下来，从事间谍工作。随即奉命到满洲内地侦察军情。因船期更改，两人暂时难以出行，遂于8月12、13日，分别化装成湖北商贩，投宿于法租界的同福客栈，试图避开其原住处的耳目，但依然没有逃脱清廷遍布的反间谍网络。　
   
    8月14日傍晚，两人在同福客栈被上海道台衙门的差弁抓获，随身搜出关东地图和清军军官名录等，但因人犯是在法国租界内抓获，只能交由法国巡捕房，而法国方面则干脆将两人交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因此惹出件轰动世界的惊天大案。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受中日两国委托，担负起“调停人”（Good　Office）角色，为两国在对方国家中照顾侨民及利益。根据“调停人”原则，法租界当局将日本人交由美国外交官处理，倒也还在理上。　
   
    两名日本间谍向美国总领事佐尼干（Jernigan）宣称受到中国政府诬告，并要求获得庇护。佐尼干很快批准了日本人的要求，并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引渡要求。　
   
    清廷也不示弱，立即在北京向美国驻华临时公使小田贝（Jenior　Denby）提出严正交涉，小田贝的父亲老田贝是驻华公使，此时回国休养，由其子代办。同时，总理衙门指示中国驻美公使杨儒，立即向美国国务院进行交涉。　
    时任美国国务卿葛礼山是律师出身，一切行为讲究法治和条理。他闻报大惊，立即指示小田贝，美国外交机构没有权利庇护任何被中国政府指控有罪的日本人。　
   
    小田贝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既然美国充当了“调停人”，则在华日本人自然获得美国在华享受的治外法权，两名日本间谍不应被引渡给中国，而应接受领事裁判。两人为此发生激烈争论，电文往来十分频繁。　

    在法理上难以说服葛礼山后，小田贝又诉诸道义，认为如果接受中国的引渡要求，则两名日本人必然会被中国刑讯折磨并最终残酷处决。　
   
    葛礼山不为所动，在他的强硬命令下，小田贝只好下令佐尼干，将日本间谍移交给中国政府。但同时，葛礼山与杨儒在华盛顿达成君子协议，中国政府承诺给日本间谍公正的审判，并在老田贝返回北京任上之前，不作出任何终审判决。　
   
    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方后，中国十分重视，两江总督刘坤一亲自下令将人犯押到南京审讯。同时，在天津和浙江也发生了两起日本间谍案（即石川伍一案、藤岛武彦/高见武夫案，详见本刊此前专栏），都受到美国领事的强烈干预，美国军舰甚至应其驻宁波领事福乐（Fowler）之要求而前往示威。　
   
    美国国务院明确了美国处理此类事务中的界限后，天津和浙江的间谍案也很快审理完毕。随后，这五名日本间谍分别在南京、天津、杭州被斩首处决，但并未事先通知美国方面。宗方小太郎在10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道：“研究所之学生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亦自上海槛送至南京，上月二十四日被处斩首云。嗟，痛哉！”　　
   
    小田贝对其上司的指令耿耿于怀，继续写信与葛礼山辩论法律问题，尤其是指出在上海有着十分复杂的、相互纠缠的中西审判体系，完全不必将日本人引渡给中国，他认为葛礼山向中国政府妥协的举动，将会破坏西方人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导致中国本土审判权的复归。这其实正是问题的本质，在华的西方人社会普遍对葛礼山感到不满，正是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大长了华人的威风、大伤了洋人的面子。　
   
    同样被葛礼山激怒的还有驻宁波领事福乐，他是一名著名的扩张主义者，他将这些事件通报给了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洛奇，后者随即在国会对葛礼山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攻击。在议员的鼓动下，美国报章开始连篇累牍报道上海间谍事件，攻击葛礼山和现政府，认为是美国政府的冷血和愚蠢葬送了两名日本青年的生命。其中，《哈泼斯周刊》的报道因直接采访了佐尼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章。《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甚至公开质问“葛礼山脑子是否正常？”，认为“一个正常的领导人不会这么做的”。亲政府的报刊则在葛礼山协调下，展开了微弱的还击，为政府的行为辩护。　
   
    上海间谍事件演变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国务卿葛礼山严厉指责了小田贝和佐尼干。小田贝和佐尼干见到事件已经危及到现政府的稳定，随即改变口径，承认了这两名日本人从事间谍活动证据确凿。在亲政府的议员帮助下，葛礼山最终抵抗住了国会中反对派的猛烈攻击。　
   
    葛礼山指责中国公使杨儒没有遵守双方约定，中国政府擅自处决了两名日本人，杨儒一开始还推说中国政府不可能实施处决，随后则辩护说，他从未向葛礼山承诺过不处决日本人，是葛礼山误解了他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间谍风波中，日本的外交机构并没有在前台大肆活动，而日本外交文件显示，他们在认真研究相关法律后，也认为美国政府的确没有权利干预中国对日本间谍的审判和处置。这成为美国支持民主党的报刊为政府辩护的重要理由。　
   
    心力交悴的葛礼山随后猝死在办公室内，成为少数殉职在工作岗位上的美国政治家之一。　
   
    《哈泼斯周刊》对两名日本人的“勇敢”表示了敬意，报道说他们宣称：“你们可以杀我，但我的天皇会以我为荣”，报道认为这“更能体现日本人的精神”。楠内曾在家书中道：“今日之事，乃国家安危之关键，皇运隆盛之所系。苟帝国臣民临事而偷安，异日之事不可问矣。”拳拳之心溢于言表。而福原曾在乘船侦察长江时作了六十多首七律汉诗，其中有云：“欲试长江万里游，飘然来投月明舟。把杯堪笑人间事，越水吴山使我愁。”，颇有豪情。据日本史料记载，他的未婚恋人山本幸子，读到了他写给她的另一首七律：“卿在瀛洲北海天，余游万里蜀吴川。此江月营此真影，写出往时奇遇缘”，大泪滂沱，立誓终身不嫁，致力女子教育。此故事今日读来也令人感慨万千。　
   
    这一轰动美国的上海间谍事件，不仅谱写了中、日、美之间的“三国演义”，更引爆美国内部政治斗争。美国国务院与其派驻在中国的使节之间所爆发的激烈分歧，也体现了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纷争。抱持扩张主义的驻华使节们希望利用此事，在东亚为美国攫取更大的利益空间。而美国国会的强力介入，则不仅有政见上的分歧，更有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上海间谍门事件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焦点问题，轰动一时，在大量的报道中，中国野蛮、落后、背信的形象被进一步宣扬，为日后的大规模排华运动积累了相当的民意基础。　
   
    甲午战争是刚刚走出内战的美国第一次介入国际事务，是其主动"睁眼看世界"和"伸手管世界"的开始。上海间谍门事件则是美国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次献演，从此美国东亚政策被彻底修改，不干预主义让位于炮舰政策，跟在狮子后面拣骨头吃的“豺狼外交”（Jackal　Diplomacy）被放弃，美国越来越深地开始主动卷入东亚事务。　
   
    上海间谍门事件也是满清最后一次得到西方大国的平等对待，此后，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满清的虚弱，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强国给予中国平等待遇，如何瓜分中国成为东亚国际政治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