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领导力学院承办的“明德战略对话（2025）”系列活动举行。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出席会议并发言指出，与美国军方交谈时，我们发现，二十年前美国人不会认为中国是强大的竞争对手，但现在他们真的认为和中国开战，他们可能打不赢，这就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看到美国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现将其发言实录发布如下：

我第一次到中国是1994年，多次到访中国见证了一路以来的发展。当年，刚到上海浦东时，那时候的浦东还只有一些田地、仓库、森林、绿地，现在去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搭建了许多令人惊叹的现代化高楼，这一钜变，标志着中国工业化进程迅猛发展的缩影。

三十年后的今天，在北京参加明德战略对话期间，我随团参访了小米科技园，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制造业现在蓬勃的发展。30年前，中国制造业还处于低端、低成本的水平，但现在中国正在生产全球最顶级、顶尖的产品，中国从“世界工厂”升级为“世界实验室”。因此，现在中国是充满了希望的国度，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也处于非常有希望的时刻，即处于价值链的顶端，且主导了许多世界市场和领域。

近些年，西方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向。其实，一开始全球化是被全球范围所共同接受的，人们都认为这是好事，但现在川普反对全球化，他不光对中国，甚至对全球都设置了关税的高墙，他对于世界，甚至对于欧洲、欧盟都发动了贸易战。

因此，反全球化、保护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如其他中国学者所提到，中国在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发展，因此，在这个不断地发展过程中，中国一定会遇到这些障碍。

西方对于全球化的态度发生巨大的转变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因素，二是战略因素。

从经济因素来讲，川普或像川普思维的人在欧洲都会有一样的结论，即认为全球化行不通。欧美国家有些地区是非常繁荣的，而有些地区则是工业城镇，因此，随着一些国家把工业转移到中国或亚洲其他地区，逐渐失去其核心产业，我们可以将这种行为称之为去工业化。

美国的失业率大概在4%左右，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在加剧，美国的整个不平等问题很多是与其自身的税收政策相关。如果西方工人突然有一天说要和全球的工人竞争，和中国、印度的工人竞争，要知道这些工人的能力更强，但是只需要更低的工资水平。

由于这样的现象，产业不可避免进行了迁移，这就是川普包括其他领导人对于反全球化经济因素的考量或说辞；另一些从和中国贸易交互之中获得了一些利益的国家，也面临着挑战，比如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在中国崛起的这段时间里，德国表现的也变得乏陈可善。

我当时去参访平治，平治的相关负责人跟我说：“中国是个非常伟大的市场，我们在中国的市场做得非常好。”然而，现在中国在价值链上游移动了，中国电动汽车用几年时间走完德系车百年的技术长征，德国人也开始担心他们可能会很快失去在这个市场的主导。中国汽车行业在崛起之中，特别是电动汽车发展非常迅速，正挑战着德国汽车业的地位，因此这引起以欧美为首对于全球化态度的转变。

战略焦虑比经济疼痛更致命。中国的崛起，在战略上来讲，西方到底怎样考量中国的角色？中国对于世界和自身的描述，和从西方的视角看到的报道和描述是不同的。很多人就会说中国是威胁，中国计划在亚洲开战，和美国开战。当时洛佩西蹿台，那时候就有很多关于台湾方面的讨论，中国当时也有很多的报道，说中国正在加强其军事建设。

其实，美国非常害怕中国，认为中国拥有了非常强的海军力量，美国对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存在的权力威胁，中国有非常先进的技术和武器。所以和美国军方交谈中，我们可以发现，二十年前美国人不会认为中国是强大的竞争对手，但现在他们真的认为和中国开战，他们可能打不赢，这就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看到美国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