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2月18日发表题为《理性的中国政策》的文章，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胡祖六。作者们认为，拜登政府应该吸取50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教训：现实地关注保护美国利益所必需的目标是最有效的，而实施政治工程以推广美国价值观的努力则是最糟糕的。全文摘编如下：

　　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前，与中国接触被盛赞为美国罕见的两党外交政策成就，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赞同华盛顿能够与北京合作，推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然而今天，两党领导人都宣称接触是失败的。

　　然而，值得铭记的是与中国接触是为了什么。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改善与这个国家关系的努力并不是要改变它。从尼克松开始，动机无疑就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比如制衡苏联。

　　如今，随着拜登及其团队制定新战略以应对这代人面临的决定性国际挑战，许多人敦促他们彻底放弃接触。这将是一个错误。相反，政府应该吸取50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教训：现实地关注保护美国利益所必需的地缘政治目标是最有效的，而实施政治工程以推广美国价值观的努力则是最糟糕的。

　　依据美国自己的标准来判断，美国与中国的接触取得了成功。其主要目标，即应对苏联，迅速取得成果。对美国来说也许更有价值的是，对中国的开放。

　　第二个接触目标，将中国纳入世界秩序，也获得了成功。如今，当妖魔化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人们很难理解这个国家从过去到今天走了多远。今天，中国已经成为所有主要国际组织的积极成员。

　　中国成功融入全球体系最具说服力的事例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当时美国迫切希望争取全球支持，以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尽管在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受影响最小，尽管这场危机已经在美国开始，北京迅速响应了华盛顿的号召。中国是第一个实行经济刺激的国家。

　　至于第三个接触目标，即让中国人摆脱贫困，其结果已经无异于奇迹。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大国贫困人口最大幅度减少的历史。

　　从尼克松政府时期到冷战结束，美国的对华政策都追求这些具体而实际的目标——而且基本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在苏联解体带来的胜利狂喜之中，许多人想象世界已经走到了“历史的终结”。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预见将出现一个“单极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和平将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想法表明乔治·H·W·布什总统和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期望，即把中国纳入国际贸易体系将为新的自由世界秩序奠定基础。

　　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永远不会步日本和德国的后尘，在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必定失败的，是一种伴随愿景而来的盲目：美国沉迷于一个理想结局，却不接受这是无法实现的。

　　看看与中国打交道的这些记录，拜登政府应当发现四个教训具有启发性。

　　首先，在追求地缘政治目标时，接触取得成功的案例多于失败。通过与中国接触，华盛顿得以建立一个可行的退出越南的机制，而且更重要的是，令力量平衡向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倾斜。通过说服北京相信，加入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可以实现更多自己想要实现的东西，华盛顿减缓了核武器的扩散速度，打击了全球恐怖主义，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并且避免了另一场大萧条。

　　成功的秘诀在于，美国创造了客观条件，令中国能够相信，做华盛顿希望的事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面对一个强大得多的中国，拜登和他的团队将很难照着这个剧本去做。

　　其次，那些主张促进所谓“民主”的人，与那些为了追求同一目标在中东发动战争的人一样误入了歧途。迈克·蓬佩奥在担任国务卿时曾提议把这一目标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并试图争取其他国家加入这一事业。这注定会失败。要想解决美国生存面临的直接威胁，需要与当前的中国合作。

　　防止军事危机、应对气候变化、遏制未来的大流行病、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管理金融危机——如果不接受北京在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都将管理中国的现实，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对拜登来说第三个教训是，开放和一体化政策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对于未来的成功仍然至关重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热烈欢迎美国的回归。但是，华盛顿回归后会发现自己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减少了，而且面临着一个经济规模按某些标准来说现在已经和它自己一样大的挑战者。

　　最后，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成功应对一代人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给后来者带来了新的、更艰巨的挑战。与中国接触使美国得以在20世纪的主要斗争中获胜，这也让华盛顿陷入了与中国的长期对抗，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恰如其分地称中国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