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去了上海，又看了在那里举办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下文简称工博会）。
今年工博会已进行到第22届，举办时间为9月15日至19日。1999年召开首届工博会时，笔者尚在日本，无缘参观，但那时去中国及日本的工厂做调查，是笔者在国外大学任职时的科研任务，因此笔者对中日工厂、管理方式、技术特点多少有些了解。22年弹指一挥间，中日企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再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时，更能够感觉到变化的巨大。
中日企业在自动化、智能化方面殊途同归。具体的不同特点，有时需要我们听听专家的意见，这样更能推进中日两国工业的共同进步。
1978年笔者上大学之前在农村下乡三年，那三年时间基本上用木推车、扁担运送各种农产品，大田的农活主要靠镰刀、锄头。公社里有一台手扶拖拉机，但基本上是用来参观的，真正下田的机会并不多。1980年代末期到日本留学后，笔者也常去农村，但从未见过日本农民用木推车，更不用说扁担了。
农村如此，工厂就更不一样了。笔者上大学前也在工厂做过车工、木工等工作，尤其是做车工的时候，车刀的好坏直接影响成品率，就算检验科的工友能高抬贵手，把一些不太合格的零部件放过去了，但也还是有不少次品过不去，挨师傅骂是挺平常的事。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工厂参观的时候，看到人家早已经规定要零次品，买回来的日本产品也真的特别耐用，深深体会到日本产品的高质量、中日产业的不同。
最近去40余年前下乡的农村看了看，见过去的小伙伴现在都已进入老年，家里的农具放在仓库里已经基本不用，农村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机械化。即便自己不会使用相关机械，也能雇人用机器播种、收割。
此外，农村里也有了小型加工厂，但感觉还不能和二十年前日本的作坊比。在农村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其技能都不能和中国城里的工人比，更不用说和日本的大多数工厂的员工做比较了。看看厂里的机械，更能感觉到中日之间在部分工业领域存在相当的落差。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在一百多年前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让这个国家有数量巨大的从事生产的企业，在现代的工厂里保有了较为先进的机械设备——如果设备不够先进，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肯定处于弱势，企业最终会被淘汰。
这一点中国和日本很不一样，至少在我下乡过的村庄里，现在还使用着相当多的陈旧设备。中国市场还没有完全达到全国生产技术水平完全一致的地步，有些地方仍在使用落后的设备。
日本相当多的企业有上百年或者几十年的历史，而我们的大部分企业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后，长的三十多年，短的只有十几年历史，工业化历史的短暂，决定了企业技术竞争还不充分，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追赶，需要大量的技术。在工博会上，能看到很多中国企业已拥有了世界最为先进的智能技术，但中国企业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还相当大；如果看日本企业的相关技术，日企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来参展的企业，其技术水平较为接近，只是在某个专业方面侧重点不同。同一个专业领域，日本企业在技术上显示出相当的近似特点，落后于整个时代的技术不会拿到中国的工博会上展示；不过就笔者在日本所接触到的技术，大部分同样处于基本相同的水平，太落后的也不多。
在向中国企业介绍自己技术的时候，笔者看到日立公司展出的智能设备特别引人注目。该公司按“工厂前”、“工厂中”、“工厂后”三个部分推出各个时段的工厂智能化解决方案，展示了日本智能制造领域中的创新与创想。
分阶段向中国企业介绍自己的技术，特别适合中国企业的需求。中国大企业有能力去组织全生产过程的智能化，但太多的企业还只能对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进行改造，需要有参照的对象，引进具体技术。
在工业化方面，日本历史的长与中国的短形成了各自智能化特点。工博会上能看到中国大型钢铁厂等企业在智能化上实现的巨大进步，但中国市场上也还是有对各个时段智能化的不同需求，日立分阶段展示自己的智能化生产技术，在工博会上吸引了大批前来参观的中国企业。
智能化的渐进模式与跳跃发展
百余年来，日本在进入智能化之前，有过机械化、自动化的阶段，但中国的智能化可能在很多场合是智能化、自动化、机械化三者同时推进。三个阶段同时推进，让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发生了跳跃性的变化，也让整个工业体系变得更为复杂，导致各地区、同一企业内部的工业生产技术不一定能够同步推进。
在工博会笔者见到了日立（中国）有限公司产业系统事业统括本部佐佐木一彰总经理。谈及日本智能化过程时，佐佐木总经理认为这是自动化向智能化进步的一个结果。
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广泛地导入了微电子技术，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经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生育率的下降、老龄化的加深，这些让日本产业在劳动力的保障方面出了很大的问题——长时间劳动力不足。自动化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在产业从微电子时代进入IT（信息通讯技术）时代后，时代更需要让生产过程向智能化发展。
“在日本，智能制造不是为了减少工人的数量，也不是单纯地为了实现无人化，是因为日本本身的劳动力不足，需要由机器取代过去的人工操作。”佐佐木总经理谈道。
相比之下，笔者看到的中国企业，很多工厂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工人的技术是在这二、三十年中形成的，没有几十年、上百年的传承。企业生产技术本身的积累与中国国内及世界市场的需求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落差。
一方面中国积极通过研发积累自己的技术，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从国外引进技术，向外资企业学习（包括近些年来，中国企业在工资待遇等方面的改进，让很多企业具有了从外资企业招聘人才的竞争力）。国外的最新技术往往能够很快被引入中国国内，让中国很多企业具有了在生产阶段上实现跳跃发展的态势。
日本企业通过上百年的技术积累、研究开发，渐渐形成一套独立的技术模式，进而形成日本的完整技术体系，中国企业的上述发展与日本有着很大的不同。
很多时候，中国企业需要解决技术积累不够充分的问题。当一种技术从个人技能转变为某种自动化方式，或者使用了更多的IT技术具有了智能特点之后，个人技能便转为一种体系化的工业生产方式，这种方式解决了因工业生产线上技能的不同、知识运用能力的不同造成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在佐佐木总经理看来，中国的智能化与日本的智能化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实行智能制造或者无人化，主要目的是减少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操作错误，尽可能使这种因为不熟练而出现的错误做到最小化。”
工博会上的日立展台有这样一种演示。某种工序需要按顺序安装四种零部件。工人面前的屏幕显示了需要安装的第一个零部件的名称与照片。如果工人拿一个相近的零部件安装的话，摄像头迅速做出判断，发出警告声，让工人重新安装。这种智能化的对生产过程的监督，保障了产品不会发生因为零部件的安装错误而导致次品的出现。
也同样在日立的展台上，可通过使用传感器对电流等方面进行检测，预测机器未来会出现的故障，提示员工按时保养机械或者更换零部件。这样的智能化，让生产能够稳定地进行，不会因为某个工序的故障，让整个生产停顿下来。
日立是一家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企业，该公司在智能化过程中，将整个公司具有的生产技术逐步通过IT及人工智能（AI）的方式，使用到了工业生产中。日立现有的技术，该是中国企业在生产中同样需要的，尤其当企业的员工个体技能水平参差不齐时，特别需要使用这样的技术。用上这些技术，企业便有了飞跃的发展机会。很多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是从机械化直接进入智能化，省略了日本企业大部分经历过的自动化阶段。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突然出现，中国企业在智能化的飞跃上有了新的需求。由于人员往来的一时阻断，春节后大量工人不能从家乡返回工作的城市。曾经有相当多的工厂因为员工的不足而完不成订单；新冠的出现，让更多企业开始考虑如何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完成（智能）生产，保障（智能）物流通畅。这更加速了中国企业在智能化上的飞跃。
尽管中日在工业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殊途同归，最终的目的该是一样的：提高生产效率，满足市场需求。在这里有中日企业最终该建立起何种协作关系的问题。
智能化的制造，换句话说是将整个制造过程搬到IT解决方案平台上，保障零部件的供应，实现高效生产，将产品快速提供给客户。
日本的IT平台，日立称之为Lumada的综合解决方案。具体来讲，Lumada是基于IT技术和生产技术于一体的平台，将日立上百年来的制造技术、信息技术合为一体。在和佐佐木一彰总经理交谈时，能感觉到日立要用这个平台将其所有的技术囊括进去，不仅供日立自己使用，也对各国各家企业开放。
回过头来看中国。在工博会上，阿里巴巴、腾讯等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地展示其IT平台在制造、物流过程中的最新利用方式。从IT平台的规模看，阿里巴巴、腾讯及这两年开始积极向云端进取的华为技术，其平台今后向工业智能化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如何稳定地运行智能化制造方面的IT平台，中日企业可以交流的地方很多，合作的空间也非常广阔。
在工博会之前，北京召开了中国服务贸易交易会，会上特别强调了数字服务的意义。日本政府在9月16日完成了向菅义伟新内阁的过渡，而设立数字厅是新政权的一大亮点。推进数字经济，在工业生产方面就是推进制造的智能化。中日在数字经济方面的目标愈发接近，两国企业的合作也有了新的空间。
中国制造能力突出，国内市场可开拓的空间巨大，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不断更新。历史上中国的工业化步伐迈得晚了一些，但在以跳跃的方式大步前进。很多时候旧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全部更新完，新的方式已经进入到了生产过程中。从日本企业那里学习、借鉴新技术，今后一段时间依然是中国企业获取技术进步的重要方式之一。
用日本的智能制造技术为中国服务，可能在技术规模上需要适应中国的庞大，在速度上需要能跟上中国企业快速前进的步伐。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用好日本技术，能在制造领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过去在自动化阶段，中国很多企业从日本引进了技术，实现了进步；今后在智能制造上和日本企业的合作，也同样能获得巨大的效果。
殊途同归该是中日两国工业化（智能化）的最终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