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美国海军“下一代”的重要武器的研制取得了重大进展：美国海军的下一代舰载战斗机的研制工作被曝已经在着手进行。

　　美国海军学院新闻网本周报道，美国海军已经悄然组建了一个新的项目办公室，开始被称为“下一代空中优势”（NGAD）计划的未来舰载战斗机研制的初期研讨工作。作为美军的下一代战机，该机旨在于2030年代开始替换美军现役的F/A-18E/F“超级大黄蜂”和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并于目前刚开始在海军服役的F-35C战机协同作战。简单地说，美国海军和媒体之前长期炒作的所谓美国海军“六代机”与这个NGAD方案，说的基本是一码事。

　　如果将NGAD项目初期启动的时间与F-35C在美国海军中的服役和部署时间相比较，不难发现美军这回战机研制的节奏已经回到了“冷战时代”——美国海军的F-4B战机在1962年开始服役，而几乎就是在差不多的时间里，作为美国海军下一代战斗机项目研制的F-111B“海猪”项目就正式启动，尽管因为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强行要空海军开发一个基本型号的蛮干，加上F-111B遇到无法解决的超重问题导致其最后下马，但作为该机精神续作的VFX战机从1967年开始竞标，并最终演化出了1972年开始列装的F-14“熊猫”战斗机。

　　相比之下，冷战后美国海军的舰载机研制节奏则要“和缓”得多，作为F-14的后继型号，冷战中美国海军研制的NATF战机和后续A/F-X计划在冷战后被取消，之后，美军先是在1992年决定研制与F-14没有代差的F/A-18E/F“超级大黄蜂”，随后在1993年才启动了现在F-35C项目的前身JAST。从冷战中“上一代服役下一代就研制”，到美国海军的四五代舰载机之间必须要靠四代半的“超级大黄蜂”过渡的现状，如今NGAD项目启动的时间之早，美国海军对下一代战机研制的急迫之情可见一斑。

　　这样的急迫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美国海军对F-35C战机整体性能不甚满意的态度。F-35作为作为一款美国空军、海军和陆战队共同设计和装备使用，有三个不同型号的战机，设计上的通用考虑使得三款战机相互影响，加上海军型结构重量和翼面积较大等因素，该机与海军所期待的舰队防空作战能力还有不小的差异，面对潜在对手的新一代战机带来的挑战也缺乏优势。而要巩固美国海军目前在舰载机领域的技术优势，自然唯有研制新一代的舰载战斗机。

　　不过由于当代航空技术的发展与新一代战机的复杂程度，现在研制第六代战斗机最大的挑战仍然在于对下一代战机内涵的具体确定上，也就是明确“下一代战机是什么样”。目前NGAD项目组取得的几个共识，包括新飞机一定要是新平台而不能是已有平台的改装或者融合；新飞机航程要远，至少要达到1800公里作战半径；以及要求高度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有更多的自主操作、并能操纵无人机，与前出节点传感器高度融合等一系列要求，依然不足以刻画出一款战机的全貌。

　　对于引领世界武器装备发展潮流，抢先开始六代机研制的美国而言，探索下一代装备既可能让美军继续获得对于其他国家的技术代差优势，却也可能因为走错方向误入歧途，导致本国装备体系建设的混乱，进而失去在武器装备技术竞赛中的领先优势。相比美国空军或者陆军，美国海军在这一点上的体会尤为深刻。本世纪初美国海军基于研制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和濒海战斗舰两类装备因为没有考虑到美国海军战略的重大调整以及作战需求的变化，导致在耗费了大量资金和宝贵的时间后，美国海军不仅没有得到符合自己需求的作战装备，反而在新一代水面舰艇的发展上出现了落后于潜在对手的危险倾向，即使新一代“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和FFG-X导弹护卫舰的建造也没有扭转这一趋势。也正因此，同属海军的新一代舰载机研制上自然要吸取相关的经验和教训。

　　尽管所谓第五代战斗机正式进入各国军队现役的时间尚不足20年的时间，但从上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研制ATF至今，有关五代机的探索和发展已经有了40多年的历史，在这40年中，同在“五代机”概念之下，不同时期提出的战机设计方案本身就带有很大的差异。上世纪70年代末的五代机强调超机动性，到80年代又加入了隐身性，加上以机载相控阵雷达为代表的新一代航电系统，就成为F-22这款典型五代机的技术特征。

　　由于当时的五代机没有预见到诸如新一代数据链等战场网络硬件的出现会对战场产生颠覆性的变化，因此F-22对于隐身的过于追求反而影响了该机数据链的运用，因此在美国研制第二款五代机F-35的过程中，又将上世纪90年代末美军提出的“网络中心战”理论的相关理念加以运用，加上F-35对于经济性的追求和对于包括对地攻击能力等的兼顾，最终导致了F-35虽然好用且先进，但在战斗机最根本的制空作战领域，这款比F-22晚了10多年才服役的战机却并没有体现出相比后者更优秀的空战能力。而差不多同一时期开始研制，并在稍晚于F-35投入使用的歼-20和苏-57，则更接近于F-22和F-35的综合，即在综合运用当代各类技术的同时，优先强调满足制空作战的相关要求。

　　也正是这种同一代战斗机在不同时代运用的技术差异，导致美国海军下一代战机的NGAD目前提出的相关性能指标显得有些尴尬：大航程之类的性能指标确实很难通过对现有战机的升级改进实现，但确实也算不上某一代战机区别于前一代战机的性能特征；而包括更高的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等要求，虽然的确是2010年代的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新作战形式之下的新需求，但其实现途径更多是依靠机载软件的升级和各种其他平台的有机配合，同样也不是只有新一代战机才能做到的。

　　如果只看NGAD现在的这些要求，甚至很可能得出一个颇为谬误的结论：美国海军需要的，只是一款摆脱美国空军型号设计，属于美国海军自己的，航程放大的航电升级版五代机而已。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各国在定义六代机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之一，随着空战交战距离的不断扩大，超视距空战、防区外打击以及依靠数据链展开网络中心战在战机作战能力评价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传统上决定战机平台性能的设计里除了隐身设计还占据核心的意义之外，传统战机的飞行性能该往何处发展，又需要什么技术予以突破，目前很难在五代机和六代机之间划出明确的分野，而如果五六代机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其机内的电子设备，则这种对战机的划代的意义又要受到极大的怀疑。

　　对于第一个公开自己六代机研制计划的国家来说，美国对一系列困难的解决方式，对于中国这样仍在航空工业里跟踪追赶世界顶尖水平的国家来说，也会有不小的借鉴价值。

　　F-35项目研发时的高透明度，帮助中国航空工业避免了不少弯路，第六代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