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文明的纽带

　　尽管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区域全球竞争起伏不定，但仍有某些联系将彼此紧密捆绑在一起。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级古老文明，自初生之时起，就一直保持着文化联系。这些文明的联系尤其得到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关注与重视。中印两国同样敬重这位伟大的诗人、艺术家、小说家和音乐家——一位真正具有文艺复兴精神的伟人——并联合纪念其诞辰，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印两国文明间的联系。

　　当泰戈尔1924年来到中国时，他问：“中印之间有何区别？”在北京的车站，他受到了“多到难以想象的人”的迎接。梁启超也带领一众中国学者到站迎接泰戈尔。梁启超谈到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亲如兄弟——这预言了20世纪50年代彰显两国亲密关系的口号——但同时却更富有知识深度和情感共鸣。

　　1924年，泰戈尔在清华合影

　　用梁启超的话说：“中印是兄弟，印度是兄，中国是弟。这不仅是出于礼貌的表达，而且也是充分历史证据的反映……印度从未垂涎中国的任何东西，他们给了我们沉思、专注和冥想的自由，也给了我们友谊。泰戈尔正是来自于我们的兄长之国——印度。”而泰戈尔在回应这番话时提到，印度感到“与中国存在巨大的亲密感”。泰戈尔特别选用了“sraddha”一词，意为相互在意、尊重，以及由其产生的亲密感。

　　泰戈尔的理想是一种普世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由智慧和理性联系起来，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狭隘界限。在病毒肆虐全球、摧残生灵的当下，理性的重要性应被世界重视，其普世性将超出地理的狭窄范围。

　　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空前挑战

　　当前世界正处于悬崖边缘，全球性的社会和经济大灾难正考验着人类韧性极限。然而，各国的举动似乎和往常一样，他们在争取全球领导地位或地区霸权的过程中，继续纠缠于不断扩大的分歧、悬而未决的纷争、积弊已久的不满。令人遗憾的是，在灾难面前，对野心的狭隘的追逐，对争夺势力范围而不是相互依存的索求，似乎仍是各国政策首选。

　　迅速扩散的疫情已经令全球所有国家不堪重负，用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的话说，疫情已对当今世界产生“人类学意义上的威胁”。这场大灾难理应促使各国更加清醒。令人遗憾的是，各国却忙于彼此指责，而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也不能免俗，他们互相埋怨使全球局势更为复杂。外交语言的修辞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沦为街头粗口。语言的堕落使局面雪上加霜，因为“成熟的国家应该表现得像成年人一样”。各国之间本该看法趋同的地方，反而出现了分歧和不满，而混乱自然招致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大幅回潮——不同的世界正发生激烈碰撞。

　　没有战略，没有远见的外交会成什么样？我们必须以未来远大的目标来定义发展图景。同时，我们在描绘未来图景、编制战略规划时，也必须深思未来。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把问题留给未来”于事无补。从现在起的两到三年，我们想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中印“等式”

　　中印两国关系复杂。同为亚洲巨人，但中印两国之间的互动却常常充满相互拉扯、相互怀疑。尽管两国领导人在非正式或正式会晤产生的积极成果常常吸引媒体高度关注，但问题仍悬而未决，反而以一种令人不快的频率干扰两国关系。尽管2020年是两国建交70周年，尽管当前疫情肆虐全球，但就是这样的时候，仍有消息称中印两国在边境地区暴出对峙事件。

　　新一代中印年轻人，在浓厚的民族主义氛围中长大，这与泰戈尔的愿景大相径庭。尽管全球化进程如潮水般涌起，却只能在两国让民族主义之船水涨船高。从历史上看，中印两国都不以霸权主义或武装占领而著称，而都是文明价值观、和平贸易和丰富文化传统的传播者。但是，回顾过去七十年，两者似乎都希望按照与西方剧本相仿的习惯和作法制定行动路线图。来自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似乎盖过了释迦牟尼2500年前所传讲的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众生平等的传统文明原则。

　　疫情大流行是否会留给我们深刻的教训？尽管两国之间存在分歧，但两国关系过于重要，必须悉心处理。决定我们未来的，应是和平问题，而不是冲突问题。尽管“修昔底德陷阱”无法准确应用于当前现实，但两国必须竭力避免这一局面——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不应成为21世纪亚洲国家的范例。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国主义的文化政治运动，源于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发起的抗议活动。领导这一运动的中国青年精神至今仍被铭记，他们寻求民族独立、富强发展、科学探索、公平正义。当代国家也应以这些精神为指导，追求建设性的合作，而不是出于狭隘的利益而相互损耗。

　　中印关系的未来

　　首先，两国都必须确保在双边关系中构建嵌入式的“自我纠正机制”，以防两国关系被具有自我毁灭倾向的冲突所破坏。中印两国过去二十年建立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必须服务于两国人民，而不仅仅呈现为重商主义利益的代表。两国有志青年改善生计、提高技能、享受技术进步成果的机会不应被剥夺。公共卫生和教育必须成为合作的新领域。在城市发展和大众运输、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资源、生物技术、制药、电子和通讯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和益处的新技术科研合作应成为中印双边关系的一部分。

　　100位全球领导者和意见人士已经对新冠病毒疫苗提出了高度需求。一旦疫苗成功研发，将大规模生产，且无偿为所有人免费提供。这种“人民疫苗”应该成为两国运用科学人才、人力和物力的共同目标。我们还需要对疫情大流行的根源进行公正的调查，以便弄清疫情起因和传播路径，并制定出防止失误操作的流程规范。

　　正如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最近所指，历史之河正在改变方向，此刻正需要道德领导，避免霸权的多边主义也需要加强和维护。世界需要同行者和合作者，而不是独行侠。大国和强国不能欺负小国和弱国。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机构不能仅仅因为其在大流行期间的工作欠佳而被轻慢。世卫组织有必要提出防控疫情大流行的明智战略，并制定缓解、治疗和预防疫情及应对未来生物威胁的全球协议。

　　未来应该建立在中印之间平衡的伙伴关系基础之上。中印作为相互负责的国家，应为世界秩序而努力，使之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同情心、发展导向并尊重多样性和国际法治。两者都必须在两极分化的世界中拓宽中间立场，并强调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观。这可能是印度和中国之间“喜马拉雅共识”的开端，而这一共识将应用于全世界。

　　尼鲁帕玛·拉奥1973年成为印度外交公务员。2009年7月，她成为继Chokila Iyer之后印度第二位女外交国务秘书，成为印度外交官僚系统负责人。在职业生涯中，拉奥曾担任多个职务，包括在印度驻美大使馆任新闻、信息和文化负责人，在印度驻俄大使馆任副职负责人副团长，在印度外交部担任负责东亚和外宣的联秘，其中外宣工作职责使她成为印度史上第一位女发言人。此外，她还在外交部任人事主管，驻秘鲁、中国大使，以及驻斯里兰卡高级专员。她与增效基金会（Synergia Foundation）紧密合作，对地缘政治领域产生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