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颗氢弹实际爆炸当量为330万吨TNT的庞然大物，也是由首次空投原子弹的功臣——4251号图-16飞机（在一些文献中也称之为轰-6甲）投掷的。

　　提到共和国的氢弹，那就必须再拜一次今年年初仙逝的于老！

　　由于首颗氢弹的重量明显大于原子弹，因此这架图-16对弹舱进行了改进，这项改进也为1969年首飞的国产化图-16——轰-6甲量产时所沿用。装备部队的轰-6甲保留了核武器投放能力，其独树一帜的勾边空心机徽和白色涂装（白色反射性最好，可有效抵抗核爆光辐射）也都是为了尽可能减少机体受核辐射损害的设计。

　　虽然图-16理论最大载弹量确有9吨，但国内查阅苏联试飞年鉴资料后发现该机在试飞中实际只测试过5.7吨载弹量，为此对图-16的弹舱竖梁和竖柱进行了加高和加强

　　而在将庞大的氢弹组件从内陆运抵马兰基地时，1967年1月刚刚交付我军的苏制安-12运输机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轰-6甲的经典涂装

　　但它们不仅从未真正装备空投核弹战备值班过，而且等到1988年轰-6终于完成生产定型的时候，其弹舱内的核弹专用吊钩和恒温恒湿控制系统，以及相关投放电路都被取消，此后的轰-6改进型也均遵循这一技术状态。其中的原因，值得多说几句。

　　轰-6甲停产时都迟迟未能定型的原因，摘自《中国航空工业史丛书——国营第172厂飞机发展史》

　　早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的1963年12月5日，当时在关于核武器研制的第7次专委会上，就已经确定了我国实战化核武器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的研究方向。此后，改装后的轰-6甲、轰-5甲和强-5甲也进行了多次空投核弹试验，但后两者一共只参加过5次空投试验，均未投入量产服役；前者虽然后来还多次执行空投核弹试验任务（例如1976年的500万吨级氢弹试验），但更多是为东风-3/4和东风-5的热核弹头进行前期测试，确实“为辅”。

　　1976年11月17日的核试验场景，即是为东风-5的热核弹头进行测试

　　1965年12月，代号为空36师机务八中队的核武器专业中队组建，担负参试轰-6甲的保障工作；1966年8月，空军又从各院校单位抽调了数十名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干部，在该中队的基础上组建空军技术保障大队。这是中国空军历史上第一支为空基核力量准备的专业机务保障队伍，一直保障到1980年10月16日最后一次大气层内核试验之后。

　　随着原计划于1985年11月3日进行的真·最后一次大气层内氢弹试验，最终在“临门一脚”前因非技术原因被取消，这支精干的保障力量也被撤编，和他们的老战友——4251/4252号图-16轰炸机——就此结束了为共和国核力量默默奉献20年的征程。

　　由于第一代空基核武器全部为临空投放的核炸弹，这种极其缺乏生存性和突防能力的投掷手段，在面对超级大国时的威慑力和效费比确实远远不如陆基核导弹。这使得第一代空基核武器平台并未实际装备部队，也使得中国空军在此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几乎再无涉核岗位。

　　虽然随着我国核武器小型化事业的进步，轰-6K使用的长剑-20/20A空射巡航导弹理论上完全可以像美俄类似导弹那样装载战术核弹头，但由于空基核力量的发展长期被“遗忘”等诸多原因，实际上长剑-20系列并无核型号。直到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军委、总部和空军各级首长的推动下，发展空基核力量才再次成为重大战略课题。

　　虽然这项战略课题的最初成果——基于轰-6K研制的，可携带空射中程核导弹，具备空中加油能力的新型轰炸机，在平台性能上距离美俄尚有很大差距；但作为担负填补“三位一体”核威慑体系最后一环使命的，起步很早、却又经历过长期空白的中国空基核力量建设，更应从基础做起，从常识做起。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款相对成熟可靠的飞机平台，对于空军势必需要重新组建的空基核力量专业保障队伍来说，确实能减轻很多起步阶段的工作负担，尽可能使其集中精力于摸索核武器战备使用和安全保障领域的经验，缩短与其他军种的差距。这样等到传说中的轰-20投入使用的时候，这支届时经过锻炼，有一定经验的专业保障队伍，才能让空基核力量更好地发挥“国之重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