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上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两会”记者会。这是王毅第六次以外交部长身份出席“两会”记者会，也是他首次作为国务委员亮相这一场合。“国务委员”身份特殊，意味着王国委今天的讲话，将代表着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外重要政策的宣示，也预示着未来中国外交的走向，因而受到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

      在回答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等国外媒体有关中印、中巴以及中国如何看待当前的印巴局势等问题时，王毅国委指出：

      2018年是中印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举行历史性的武汉会晤，开创了中印高层交往的新模式，增进了两国领导人的互信和友谊，也明确了中印关系发展的大方向。这个大方向是什么？就是作为拥有27亿人口的两大文明古国，作为两大发展中国家和两大新兴经济体，我们应当互为实现各自梦想的合作伙伴，互为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机遇，携手为亚洲的振兴与繁荣作出应有贡献。我们看到，一年来中印两国政府部门在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我认为，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把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共识扩展为两国社会各界的共同认知，转化为两国人民的自觉行动。为此，中方愿同印方一道，全面加强务实合作，特别是人文交流，让中印友好与合作像长江和恒河一样奔涌向前，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不断注入强劲持久动力。

       如何理解王国委的上述讲话？如何理解中印关系自2017年跌落之后，在2018年又迅速返升，并在五月的武汉峰会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些表象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是哪些力量和基本逻辑？

      2017年，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印太”概念，使这个原本被多国学者和智库讨论的概念首次进入本届美国政府的官方话语体系。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他的首次亚洲之行，并在日本、韩国、中国、越南以及APEC峰会上的一系列讲话中，对该理念做了一些仍显模糊的论述，并予以推广。

      此后，随着《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份重量级官方文件的出台，“印太”正式从官方话语（discourse）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在国家总体安全、国防安全与核安全三个层次上确立相应政策，为“印太战略”的实施提供指导与支持。

      所谓“印太战略”，其目标简而言之即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采取包括政治（强调民主价值观）、外交（加强双边同盟、离间中国与他国关系等）、军事（联合军演、加强军售）、经济（排他性的经贸制度安排）等综合手段，整合中国周边的战略力量，以削弱中国影响力，遏制中国的崛起，从而实现美国霸权的护持。

      在“印太战略”所涉及的众多国家中，美、日、印、澳为核心四国，其中美国是当然“盟主”。从地缘上看，日本与印度如中国象棋里的“双車错”一般将中国夹在其中，而澳大利亚则奥援于东南。连接日——印——澳所形成的三角形，其中心正是南海。

      理论上讲，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似乎在地缘部署上精巧得当，同时也有力地利用了中日、中印、中澳等双边关系中的固有矛盾，使一个“反华同盟”日渐成型。然而在经验层面，半年来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如美国所期望的那样，使中国与上述诸国的关系急剧恶化。恰恰相反，中印、中日关系都迎来了戏剧性转圜。

      在边界、西藏、中巴关系、印度谋求联合国“入常”以及地区大国影响力等问题上，中印之间存在一定矛盾，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且长期为美、日等国所利用。近年来，中印关系恶化的高潮体现在2017年夏的洞朗对峙事件中。此后虽然两国和平结束对峙，但双边关系仍较冷淡。

      至少到2018年春节前夕，两国关系尚未转圜：印度总理莫迪以“挑衅者”的姿态对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即我国藏南地区）进行访问。当邻国马尔代夫国内政局出现动荡后，印度又加紧活动，并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正常海洋活动斥责为“旨在包围印度”的行为。

       然而在3月份后，印度开始逐步调整其对华行为。譬如，3月初，印度政府建议各邦高级官员与达赖活动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与即将到访孟买参加亚投行会议的中方高级官员产生冲突。3月26日至3月30日在中印两国专家在杭州会晤，以讨论重启共享跨境河流信息的事宜。4月13日至15日，中国发改委与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4月下旬，包括印度在内的上合组织国家外长在北京会晤。

      中印缓和的高潮发生在4月27日和28日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东湖宾馆同莫迪举行非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同意，应构建中印间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扩大利益交融，妥善管控分歧，实现共同发展。

      由此可见，中印关系从洞朗对峙的谷底上升到两国领导人会晤，经历了一个先长期冷淡而后加速变化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美中、美印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特朗普于3月8日宣称愿与朝鲜最高领导人会晤，使得此前半岛地区面临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而使中国可能在其他战略方向相应地提高关注度。

      此后中美贸易战的打响也极大地恶化了中美两国关系，使中国在不断加强的美国压力下产生了与周边竞争对手转圜关系的客观需要。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并不是特朗普经济战的唯一打击目标。譬如，特朗普公开将印度与中国相提并论，称如果这两国国家不降低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则将对他们征收报复性关税。美国财政部的半年度外汇政策报告也没有将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反而把印度列入了观察名单。

      近半年来，美国一系列在战略和经贸上的单边主义行为，以及“印太”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让期望值被一度调高的印度再度失望。此前，印度相继提出“香料计划”、“季风计划”等，但由于其国内实力的限制，并不能在国际舞台上产生较大的实质性影响，只能在话语层面对中国“一带一路”产生一定的对冲作用。美国虽乐观其成，但强调“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权也没有为印度的区域经济计划提供实质性帮助。与之相反，印度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存有一定疑惧心态，但加强在亚投行支持下的基础建设合作，仍使中印有了更强动力去转圜双边关系。

      在经济领域，美国、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并进一步加剧了油价上升的趋势，这便使得同样依赖石油进口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倍感压力。对此，与拥有原油期货合约且为世界原油第一大进口国的中国在进口问题上加强协作显然是符合印度利益的。

      综合上述，可能导致印度从“支持‘印太’、抗衡中国”，向“保持平衡、转圜中印关系”转变的动力主要有二：一是与中国合作可能带来巨大收益，而继续与中国对抗不仅没有收益，而且可能会有新的损失;二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并没有给予印度实质性收益。

      通过对上述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文推测可能存在两个原因，导致美国“印太”战略在实施后产生了非预期后果：一是特朗普印太区域战略与“美国优先”总体方略之间的矛盾。二是中、印等国领导人的务实智慧与良性互动。

      从“印太”战略来看，特朗普的确敏锐地观察到中印间的固有矛盾并加以利用，但他有可能低估了中印间巨大的合作潜能。而且，特朗普在利用中印、中日矛盾时，也不是采取提供支持、援助盟友的传统模式，而是靠强化中印矛盾来达到既遏制中国又强化对盟友、准盟友影响力的目的。这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总方略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即美国利益优先、美国内政优先。在安全领域，该原则必然导致美国在处理与盟友（如日本）和试图联合的国家（如印度）的关系时，表现出一定的单边倾向，譬如要求日本支付更多的防务开支以分摊美军负担。这使得日本、印度等国因为并未得到实质性利益而对美国产生疏离。

      在经贸领域，“美国优先”同样以单边的、只服务于美国的方式，在世界自由贸易框架之外重构了的基于双边谈判的特朗普经贸模式。美国经济、军事及外交的巨大实力使得该模式对包括中日韩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构成一定挑战。与之相反，中国坚持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框架下的自由贸易体制，而日本、韩国也同样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所以，在特朗普式一对一“交易”方案与中国支持全球化、倡导互利共赢的方案两者间，印、日、韩等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因此，印度国作为理性的行为体，在权衡比较了“追随美国印太战略对抗中国”与“团结中国互利共赢”两种方案的成本、收益与风险后，做出了符合其国家利益的选择。这或许正是中印创造性地实现“历史性转圜”的动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