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迫切需要从战略和政治角度比较1907年的英德对抗与2018年的中美竞争，从而揭示后者在广度和深度上的相对严重性，及其升级为一次划时代的对峙或冲突的可能性。目前，关于中美在公共和私营领域的竞争有太多“危言耸听”的言论，我希望借机提出强烈的质疑。

     让我们先谈谈1907年的英德对抗。当时，虽然包括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协约国已经形成，而且《克劳备忘录》（观察者网注：由艾尔•克劳所著，他警告德国的扩张意图不利于英国，英国必须与法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盟）已经引起英国大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但英国议会和公众舆论都未能看到英德对抗的严重性以及两国爆发重大冲突的可能性。

     英国最大的关切点是德国制造军舰的狂潮，却仅仅把德国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看作其对摩洛哥和波黑的野心——而这两个地区只是英国潜在盟友法俄的势力范围——德国充其量对英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带，例如土耳其和南非造成威胁。换句话说，英国的战略前沿——即北海和低地国家——尚未受到德国势力的冲击。

     现在，让我们来比较一下2018年的中美竞争。首先，2018年美国国内针对中国的动员程度远远甚于1907年的英国。美国国会和公众舆论十分确信中国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构成了威胁。美国政界三大阵营——共和党民粹派、共和党建制派和民主党——在反对中国这件事上基本是团结一致的。

     此外，导致中美竞争的根本原因不仅是中国迅速崛起的战略实力，还有中国在南海的突破和“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中国在南海的行为被美国视作对其战略前沿以及西太平洋同盟体系的大规模进攻。

     更重要的是，美国认为其中美竞争远比1907年英德对峙严重得多。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英国人早已习惯了英德对峙。但由于美国对中国过于戏剧性的妖魔化，严重夸大了中美竞争的严重程度。

     2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我们无法用“乐观”甚至“谨慎乐观”来描述中美关系的现状。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平衡地看待这个问题。至少我们大可以怀疑那些危言耸听的言论，原因如下：

     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四十年里，国际实力变迁动态比今天剧烈得多、复杂得多，处理起来也棘手得多。在19世纪60年代这十年期间，有三个国家急速崛起，它们分别是德国、日本和美国。而今天，只有中国一个国家的崛起程度能与当初那三个国家相比。尽管如此，中国在总体实力和军事能力方面仍落后于现有的超级大国美国，而且中美差距远远大于当初的英德差距。因此（对守成大国来说）处理中国崛起是件相对容易的事情。

     其次，今天的国际法、伦理和政治文化与一百年前存在着天壤之别。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1914年以前的世界远比今天更加民族主义、更丛林化，对大国争斗的约束也小得多。

     第三，今天的国际机制远没有1914年以前的“世界末日军事机器”和“世界末日外交机器”（观察者网注：亨利•基辛格在《外交》一书中用它们来形容一战前的欧洲外交形势和军事联盟）来的危险。

     第四，如果考虑到引发大国冲突的“第三方”，即经常作为催化剂或麻烦来源的中小国家，那么今天的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远远比1914年以前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更加安全，因为后两者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形势都更加危险、动荡。

     最后，当代中国不论是政治文化、战略文化还是国民的主流经历，都完全不同于1890年俾斯麦卸任后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中国保持着相对审慎、国内问题优先、规避风险，以及不惮于做出必要妥协等特点。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不确定因素很多，但未来肯定比过去40年的任何时期遭遇更多危险。中美两国的智识和政治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而普天之下所有人都是健忘的。尽管中美还远远没有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但这个距离已经比过去40年的任何时候都更近了。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底线思维，做好最坏打算。只有防患于未然，才能避免或延迟最坏情况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