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歼轰-7歼击轰炸机的总设计师陈一坚院士，被人们誉为“飞豹”之父，是国产歼击轰炸机这一机种研制和技术的开拓者。上世纪70年代末，他带领航空603所的研制团队，在国内航空工业技术基础薄弱、从未接触过歼击轰炸机这一机种设计研发的大背景下，筚路蓝缕，克服重重困难，历经10年艰苦研发，于1988年12月14日将“飞豹”战机放飞蓝天，随后大量生产装备海军、空军航空兵部队，填补了国产对面攻击飞机的空白。而今距离“飞豹”国产歼击轰炸机首飞已经过去了30年，30年后，我们与已经88岁高龄的陈一坚院士再谈“飞豹”，聊起关于“飞豹”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在飞机设计之初，就曾在海军和空军之间爆发过一场激烈的关于“采用并列双座设计还是串列双座设计”的激烈争议！

　　要说起海军和空军之间关于“采用并列双座设计还是串列双座设计”的争议，最早还得从越南战争的经验即“飞豹”的来历说起。

　　1974、1975年，空军和海军方面向中央打报告，提出希望研制一种可以用于对地、对海攻击的歼击轰炸机的要求。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空军只有歼击机，虽然空军和海军装备有一定数量的强-5，但它最大起飞重量还不到12吨，带弹能力不足。当时世界上航空工业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在朝鲜战争中，歼击机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制空作战，然而我们研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应用发现，以F-4和F-111为代表的美军作战飞机，在实战中既能够空战格斗，又强调对地作战，并取得了良好的战果。所以空军和海军方面向航空工业部门提出了研制歼击轰炸机的任务。如果说朝鲜战争，使我们认识到了歼击机对于掌握制空权的重要作用，那么越南战争，则使我们认识到了歼击轰炸机对地作战的重要作用。

　　“飞豹”是采用并列双座还是串列双座，源自空军和海军两个用户对于新型国产歼击轰炸机有不同的需求和要求，空军有自己的一整套设计规范要求（一厚本），海军同样也有一厚本。空军对于越南战争进行分析后支持并列双座设计，他们是看到美国空军/海军的先进经验，当时采用并列双座的F-111战斗轰炸机，在越南战争中有很好的表现，空军认为并列双座在实战中体现出飞行员并排坐，便于沟通和驾驶的优点。而海军方面则认可串列双座设计。

　　然而陈院士作为603所设计团队的领导者，他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从我们飞机设计角度来看，并列双座设计有一个极大的缺陷，那就是机头“非常胖”，会大幅增加机头的截面积，飞行器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只要增加一点点的截面积，就会极大增加飞行中的阻力，使得飞机的气动性能大幅下降，甚至于是落后一代水平。美国的F-111可以这么做，是因为它最大起飞重量45吨多，我们的“飞豹”则要小得多，差了一大截。对于F-111整体的大尺寸大个头而言，并列双座设计机头就比较合适，但对于小了一圈的“飞豹”而言，并列双座机头实在太宽了，不成比例。而串列双座不但在机头设计方面“比较瘦”有利于减阻，有明显优势，而经过我们论证和研究，认为相比并列双座，串列双座并不影响两个飞行员之间进行交流。

　　为了解决海军和空军用户不同需求的问题，当时军方提出了所谓“一机两型”的要求，即一个歼击轰炸机，要有空军和海军两种型号，满足两个用户的不同需求。

　　603所团队首先根据串列双座设计按照用户的需求，做成了4个主要的设计方案，在北京进行了多次技术汇报，海军方面对陈院士团队提出的方案十分满意，拍板确定先要串列双座的方案；而空军方面此时坚持要并列双座的方案，603所团队也做了同样4个并列双座的方案，报给了空军。经过上面协调，副总理张爱萍决定，先搞串列双座型，先满足海军的要求，有力量再给空军搞并列双座型。最终邓小平同志拍板，下决心先搞海军的串列双座。后来陈一坚院士拿着图纸到北京，见到时任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将军，向他汇报了并列双座型的研制情况，林虎将军当场表示，可以先给海军搞串列双座，再给空军研制并列双座。同时，如果串列双座在实际使用中确实表现好，空军也能用，可能要的比海军量还要大。

　　事实证明，串列双座设计是成功的！

　　最终，串列双座设计的“飞豹”歼击轰炸机服役海军航空兵后受到用户的广泛赞誉和欢迎，随后，空军用户也认可该机设计并大量采购、改进，“飞豹”成为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对地/对海打击的“拳头”！

　　陈院士以及此事时评价：“最终事实证明，这步棋是走对了！串列双座的‘飞豹’设计完全满足了海军航空兵的需求，也用实际表现得到了空军的青睐，并在后来的逐步改进中，更加满足了空军的使用需求。”“实际上总结而言，并列双座和串列双座并不是简单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多大规格、具体什么性质的飞机适合用哪一种布局的问题，目的是获得最优、最适合的设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