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曾经在中国氢弹核武器开发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和物理学家于敏去世，在举国哀悼的同时，有关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程、现状以及核战略的许多话题又引发了不少的讨论与思考。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提出了新一轮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蓝图”，对于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毫无疑问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作为曾经获得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著名核武器专家，于敏的事迹曾经被国内外媒体广为报道，而在之前的几十年里，于敏又被作为中国核武器技术的“最高机密”长期保密，不仅无法出国进行学术活动，甚至连国内知道他的人，一度也是屈指可数。

　　当然今天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上世纪60年代于敏在氢弹理论领域的巨大突破，也许中国会长期被卡在掌握氢弹的国家行列之外。在上世纪60年代初，如果说中国研制原子弹是一项“工程技术攻关”的话，中国研制氢弹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更像是“科技探索”。

　　在当时，由于美国对外公开了不少资料，原子弹的基本原理和大致结构已经不像二战时那样的神秘，特别是1957年以后苏联向中国提供了部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技术和设备，让中国在技术原理和具体实现方式两个领域都有了方向。也正因如此，中国在启动“596”工程之后实际上并没有在原子弹技术原理领域纠结太久，在相关技术产品以及高浓度的核材料相继到位之后，中国很快就展开了原子弹的制造，并且在1964年试验成功。

　　但在氢弹领域，虽然有关聚变反应的基础原理并不复杂，但关于氢弹的构型，各国至今都对其有着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以至于除了五常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至今想要掌握氢弹原理依然是困难重重。美国在当年研制的过程中，使用大量昂贵的核材料对不同的原理猜想进行试验，而当时的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条件，用类似试错法的方式，耗费巨资将所有的疑问再来一遍。

　　在这个时候，改变中国氢弹研制历史的，毫无疑问就是于敏和他那旁人无法企及的天赋与才能。正是于敏利用杰出的理论解决了氢弹原理中的一系列可行性问题，才让中国在短时间内找到了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封闭的氢弹之路。而在1967年中国的氢弹爆炸成功之后，中国依然成为与美苏英等量齐观的核大国。

　　经常能听到所谓氢弹的“于敏构型”与美国的“T-U”构型孰优孰劣或者是否相似甚至相同的争论，但实际上在各核大国严格保密氢弹构型的情况下，外界连这两个构型分别是什么样都不知道，更遑论比较异同甚至优劣。

　　不过对于核大国而言，大家只关心你有几颗什么样级别的核弹头，至于他的构型，多数时候并不重要。

　　自联合国五常相继拥有了核武器之后，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又相继拥有了核武器，包括以色列、南非、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但他们的核武器多数只达到了“威胁地区和平”的水平，而根本没有办法与五大国“维护世界稳定”的核武器相提并论。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是否拥有氢弹这种“高级”的核武器。这些国家中，尽管印度一直宣称本国在1998年的核试验中成功爆炸了氢弹，朝鲜也反复试图向美国证明其已经拥有热核武器，但无奈都是“自我宣布”，也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承认。

　　于敏对于中国核武器工业所作出的贡献，其实远不止他对氢弹的研制所做的贡献，他在80年代中国核武器发展上的贡献，某种程度上甚至与他攻克氢弹原理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发展上，笔者觉得核武器部分的发展有三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发展也有三个相对应的阶段：其一自然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两弹试验，原子弹、氢弹试验及其后续的试验，让中国在上世纪70年拥有了实战型的原子弹和氢弹，并且初步实现了氢弹的小型化。

　　这一系列突破伴随着中国弹道导弹武器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当初钱学森提出的“八年四弹”构想中的东风二号甲中近程导弹、东风三号中程导弹、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和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全面研制成功。

　　第二个里程碑，则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于敏和邓稼先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得益于这一波发力，中国在90年代全面停止核试验之前掌握了世界先进核武器技术的绝大多数“得分点”，并且成功研制了第二代实用的小型化核弹头。

　　这种小型化的核弹头不仅是类似东风5B这样的导弹能实现多弹头分导能力的前提，也是中国新一代的战略核导弹可以采用机动式快速发射的关键。伴随这一系列核弹头的，是以东风21系列和东风31系列（包括海基巨浪-2潜射弹道导弹）为代表的中国的第二代核弹道导弹武器的发展。

　　由于中国经济能力的限制和20世纪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目标要求，当时的中国还有数个设计指标同样不俗的导弹最终宣告下马，这其中就有液体洲际弹道导弹东风22和固体中远程弹道导弹东风23这样已经取得部分技术成果的项目。

　　第三个阶段，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中国战略核武器发展。由于在核武器领域的高度保密，外界对这一阶段中国核武器的状况仍然无从了解，只能从相应的新一代战略弹道导弹一探究竟。包括外界热传的东风-26远程弹道导弹、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新一代的大型液体洲际弹道导弹、空射弹道导弹以及其他一些我们目前尚不知晓的战略导弹武器。毫无疑问，这一系列武器将成为未来几十年里中国战略核武器的中坚力量。

　　不难看出，前两阶段中国的核武器研发中，前两代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系统的研制中，都是核武器部分基本准时按计划完成，而弹道导弹系统，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却严重滞后，客观上影响了中国战略核威慑能力的形成。

　　1965年制定的“八年四弹”计划尽管启动时间在1965年，但因为其主要产品的完成时间都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常被误认为是这一时期的成就而加以宣扬，但实际上因为“文革”的干扰，这一项目大幅拖延了至少10年，使得中国实际在技术上构成对美战略核威慑（没有发射井的东风-5导弹在核大战中的生存能力极低）也要到80年代中后期，东风-5号完成地井发射试验，导弹和核弹头详尽设计定型之后，才开始形成。

　　80年代以后，由于国民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整个战略核武器研制发展的战略也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一方面国家坚持投入，保证了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一系列核试验和核武器技术验证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在战略核武器的研发上，则采取全面“缩短战线”的形式，将主要的资源投入到代表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固体洲际弹道导弹东风-31上来。

　　在这一考虑之下，一方面当时技术相对比较成熟，理论上也更容易实现的东风-22液体洲际弹道导弹计划下马（该导弹的“精神续作”就是朝鲜现在对美威慑所使用的火星14和火星15弹道导弹），而性能尚未完全达标的东风-5则在少量部署的同时，通过长2C运载火箭发射检验对东风-5的改进技术，以实现对东风-5弹道导弹的增程改进。

　　这一发展策略保证了中国在整个90年代一方面始终保有一定数量的洲际导弹能够对美威慑（也就是西方的报告中“永远的20枚”能威胁美国本土的核导弹），一方面能够以较小的投入，顺利实现东风-5弹道导弹增程型（东风-5A）和多弹头型（东风-5B）的研制定型和列装，同时保证了进入21世纪以后，以东风31为核心的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能够顺利成为新一代战略核威慑的重要支柱，避免了核威慑出现时间过长的“断层”。

　　到了东风-41、东风-26等新一代战略弹道导弹扛大梁的新时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发展目标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核战略也要在传统的“最低限度核威慑”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修正和调整，而无论是核弹头技术的发展更新，还是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推进，如今都仰赖于新一代的科技工作者们。对我们而言，这样的时刻，缅怀那些曾经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奠定关键基础的先辈们，对我们走好未来的核威慑发展之路，毫无疑问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