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挪威的一个“小区”，耗资2.5亿美元，占地4500平方米，拥有教堂、医院、图书馆、足球场等一系列配套设施。

每个人都可以住在酒店风格的房间，里面配备冰箱、电视和浴室，还有影音室、图书馆，以及配备攀岩墙的健身房和顶级医疗设备，连家具都是由专业设计师量身定制的。

你会想住在这里吗？

这个“小区”其实是一所监狱，不光住的好，囚犯的一日三餐都由顶级大厨亲自烹饪。此外，囚犯们还可以自己下厨，监狱内设有超市，供他们选购食材。

最近我认识一位护士陆彼岸，她就在类似的监狱里工作，只是地点从挪威换到美国西雅图。她管辖的犯人，既有盗窃、吸毒这种轻犯，也有轰动美国的连环杀人犯。

罪犯们在监狱里养狗种花，能免费读大学，出狱前就能得到跨国企业的聘用书。

荒谬的是，在她居住的西雅图，市中心遍布流浪者的帐篷营地，瘾君子就在街上公然吸毒，警察看见了抢劫也不管。

挪威的监狱

城市一片狼藉，监狱里却像一块世外桃源，这让她感觉里面比外面更安全，直到她被一位疯狂的老太太吓了一跳。

以下是她的讲述。

我的病人是连环杀手

我在美国华盛顿州女子监狱做精神科的开业护士。

开业护士是香港的翻译，台湾叫护理医生，就是有处方权的护士，病人看开业护士和看医生是一样的。

与男子监狱不同的是，女子监狱的犯人轻罪比较多，最常见的与吸毒相关，是贩毒、抢劫这种轻罪。她们多是从犯，在一起案件里起到抚衬作用，比如帮人放哨，男朋友杀了人帮忙扛尸等等。

十恶不赦的确实有，连环杀手也确实有，但是少。

第一个吓到我的是一位老太太。她面目慈祥，走在街上，你绝对不会认为她是一个凶手，就是一个邻家老太太。

当时我跟她复盘她的药，我说为什么你既有口服药，又有注射药，还是同一种药？

瞬间，她的眼神变得极其冷酷凶狠。她说，如果我不吃口服药，他们会给我打针。

我问，为什么。

她说，因为我从不觉得我有病。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典型的反社会人格，亲手把自己三个孩子杀了。她认为自己是救他们，人生太苦，早点送他们超脱。

她犯案的时候40多岁，估计要在这里待一辈子。她的丈夫，也就是被她杀掉三个孩子的父亲，到现在还不停地往监狱里给她打钱，给她寄各种东西，生怕她在监狱里过得不好。可以想象她在外面的时候，是如何控制她丈夫的。

她经常对空气说话，跟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交流。她跟狱友说，她孩子的脸就在墙上挂着。这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但她不承认有幻觉。我们告诉她，这是妄想，不是真的，她仍然不愿意相信我们。

她总觉得有人害她，总说别人给她的食物下毒，所以三天两头一会不吃饭，一会不喝水。严重的时候，得当着她的面，给她开一瓶装水。她只喝瓶装水。

这种反社会人格加上精神分裂症，是最难治的，因为她没有自知力，也不承认自己有病。我们给的药，她有时候愿意吃，有时候不愿意吃。

犯人们在教室里上课

如果是一个病人认知正常，不愿意吃药，是有权拒绝吃药的。她是少有的几个，必须强制用药的病人之一。

我们要专门做一个听证会，至少两到三个像我一样的医生，或者开业护士一起投票，决定是否需要给她强制用药。这是有法律效力的。

通常给病人的药都是口服药。如果哪一天强制用药的病人拒绝吃口服药，那么就换成同一个口服药的注射版。

给病人发药的时候，两个护士加三个狱警，五个人同时出场，如果病人乖乖吃口服药，团队散伙，如果不吃口服药，三个狱警马上把她压住，护士给她打针。

我们总是希望治疗能够给人带来正向的改变，但是事实上，在这个人群里边，很可能你看不到正向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医生离开时失望又沮丧。可能一辈子花几十年下去，没有任何起色。

作为一名医者，这是很紧张的一件事情。

那位老太太已经治疗十几年了，病情没有任何起色。

华盛顿女子监狱差不多关着800人，像老太太这样病情没有起色，只能靠药物勉强维持的病人不少，所有病人的精神类用药都是我来负责。

国内的家人无法理解我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要在一个充满罪犯和精神病人的地方工作。我很难向他们解释，我工作的监狱和一般人想象中的监狱，完全不一样。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工作

如果你第一次来到华盛顿州女子监狱，过了三道门以后，完全不觉得是在监狱里，更像一个社区大学。有宿舍区，有教学楼，有办公楼，我们相当于校内的医务室。

这里还有一栋母婴楼，专门给妈妈和孩子的。这些罪犯进来前怀孕了，生下孩子之后，孩子可以跟她们一起待到三岁左右。现在这个院子里面有三个孕妇，四个刚出生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妈妈。

楼里面有育婴房，有小孩玩的地方，有滑梯，有花园。

女子监狱的犯人穿的是灰色棉质、戴帽衫的衣服，有点像运动衫，不像男子监狱的犯人穿橙色监服，所以完全感觉不到她们是犯人。

我第一次来到这所监狱参观的时候，看到一个妈妈抱着孩子，推着小孩的童车在花园里面散步。

当时很恍惚，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两个妈妈陪孩子在母婴楼的院子里散步

我已经在华盛顿州生活十多年，一直在公务员系统，最早一份工作是在军人事务部，专门为退役的美国军人做康复理疗，后来负责华盛顿州所有养老院，相当于养老院系统的检察长，直到去年十二月开始做开业护士。

我主要是管精神备用类的处方药，也会做短程心理治疗。

每个病人都有自己的心理治疗师，我主要负责药，每次给他们调药的时候，我要是有多余时间，就会跟他们一起，复习一下他们学过的情绪调节技巧。这些技巧，他们已经从心理治疗师那边学过了。

有时候，她们会跟我讲最近遇到的麻烦。比如案子被重审了，可能要延长刑期，或者家人去世了，她没有办法参加葬礼，这种情况会增加焦虑，我就会做短暂的心理咨询。

这个职位，招到我之前已经空置了一整年。满员工的状态，应该是一个全职医生加一个半职医生，再加一个兼职的开业护士。目前为止只有我一个人，另外一个半医生到现在也没招到。我一个人从去年十二月撑到现在。

介绍我来这个职位的精神科医生，在华盛顿州女子监狱工作了26年。

她已经一个人撑了很久，该到退休的年纪了。我进来以后，再也没找到合适的医生，招过几个临时合同的医生过来顶一下，几个星期就走了，没有什么人愿意长期待在这里。

母婴楼里的活动室

因为这个职位属于精神科一个亚专科，叫司法精神科，工作环境在司法机构里。医生需要经过特殊的培训之后，才可以到这种工作岗位。然而不是很多人愿意接受这个训练，谁愿意拿到精神科的执照到监狱来工作？

唯独那位精神科医生，她对病人有绝对超乎常人的同情心和热情。

她愿意为病人争取一切可以帮她们争取的东西。包括有些病人由于强烈的社交焦虑，没有办法上学（在监狱里都是可以读书的）。她就帮人家写一个特殊医嘱，说这个学生很可能会翘课，但是她并不是真的想翘课，而是社交焦虑发作的时候，她没有办法出门，请老师能够理解，让同学帮她带回作业。

很多病人到现在还很怀念她，都说她是她们这辈子见过最好的医生。

监狱福利始于一座最危险的监狱

大概十多年前，我在路易斯安那州读书，当时就接触过美国监狱。

我的护理老师在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做临终关怀，我跟着她，去那座监狱做临终护理的志愿者。

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俗称安哥拉监狱，修建于1901年，最早是美国奴隶制时期的一座种植园，奴隶制废除后被改造成监狱。电影《乱世佳人》中，斯佳丽用囚犯给她的种植园干活，就是这座安哥拉监狱。

现在的安哥拉监狱

这是美国最危险的一家监狱，里面关押的是美国最严重的重刑犯，判三五百年那种，85%的罪犯都死在里面，终身不能出狱。

监狱里的犯人都要戴手铐、脚镣，到处都是高墙、铁丝网和岗哨。进去的时候层层关卡，除了狱警，即使工作人员也不允许有钥匙。

我作为志愿者，进去前要签一个生死状。如果监狱里面的囚犯准备越狱，他们很可能会劫持我们作为人质，逼狱警开门。协议上面说，他们会尽全力解救我们，一旦无法解救，他们有权力选择不救我们。

有一次，我跟着老师走过一处单独的监仓。老师告诉我，里面关押着一个全美国著名的连环杀手，是唯一一个监仓里装有摄像头，被二十四小时监控的囚犯。

他的名字叫德里克·托德·李，在路易斯安那州残忍夺走 28 条人命，被称为“巴吞鲁日连环杀手”。他对猎物的无差别选择，使破案难度极大，其中一个受害者就是我老师的同学。

遭到逮捕后，德里克被判处死刑。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不断上诉，又拒不供出一些受害者的埋尸地，很多案件因此无法结案，死刑也一直被拖延。直到2016年1月，他死于心脏病并发症。

遭到逮捕后的德里克·托德·李

安哥拉监狱改变了美国监狱，因为1995年1月，安哥拉监狱迎来一位新任狱长伯尔·该隐。

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希望将监狱改造成一个基督教的宗教环境。他认为，这些囚犯已经用他们一辈子的囚禁赎罪了，在临终这一刻，应该有机会得到上帝的原谅，所以他就为犯人争取一个临终关怀项目。

在这个项目以前，安哥拉监狱的犯人快要死的时候，被关在一个单独的监仓里面，任凭犯人在里面呻吟，慢慢到没声音了为止。

临终关怀需要人力和药物。狱长没有办法从州政府的财政支出里得到支持，就找当地的护理协会，找一些已经退休的护士，看谁愿意来支持。天主教的几个护理组织，愿意来帮他做这个事情，这样算是有人力了。

临终关怀很重要的是止痛药和镇静药，常用的是吗啡。如果病人得不到吗啡，是没有办法很舒服地走的。监狱长就去药厂寻求捐赠。

整个临终关怀项目，没有用纳税人的一分钱。

护士们不可能每天在监狱里面伺候病人，他们就教这些囚犯的朋友。挑出表现良好的、跟他们关系好的狱友，来帮忙照顾这些临终的病人。

谁愿意承担照顾病人的任务，就能降低安全级别。原来要戴手铐脚镣的，可以不用戴脚镣，手铐换成铁链更长的。还可以跟临终病人一起搬到环境更好的房间里。

当然还是监狱里的房间，没有真正的窗子，在墙上画着假窗。监狱里没有床，就是一块硬板，相当于床铺，他们可以和临终病人睡真正的床。

护士们教会他们怎么给病人翻身、擦身，喂流质食物，在病人已经无意识的状态下，怎样探知病人正在经历疼痛，根据他的体征表现，判断是不是要让护士给他增加吗啡。

当然，药是不能让犯人碰的，必须护士给。

项目开始以后，出其不意地，囚犯中的暴力事件显著减少。大家都想要成为志愿者，所以表现良好。那些重刑犯，学会做拼布工艺，把做出来的艺术品拿去拍卖，然后用拍卖得到的钱来支持项目继续。

临终关怀项目已经持续很多年。安哥拉监狱是全美国第一个做这项目的，现在已经普及到很多监狱。

从我去了安哥拉监狱起，我的眼中只有病人，没有犯人。他们在我面前就是饱受病痛折磨的一个人而已。

教犯人种花、养狗、修飞机

在华盛顿州女子监狱，犯人福利比安哥拉监狱更好，是可以读书的。

有意向要读书的犯人，需要经过评估。第一个评估标准是年龄，第二是她以前做过什么，第三是根据她犯的罪。综合评估以后，她就可以在监狱里读书，想读多少读多少。

我手上有一个杀人犯，她被判了三十几年，小学二年级就退学，连字都不认识，治疗同意书都不会签，看不懂，需要给她口头解释。七年下来，她读完高中，目前在读大学。

还有一个犯人，进来大概有十一年，在这里补完高中，读完本科，现在读硕士。对于这些高中都没读完的人，本地有一个社区大学派老师进来教，每天都有老师进来授课。这些全是免费的。

华盛顿州立女子监狱还有很多教育培训的项目，其中有两个王牌，一个是驯狗师，一个是园艺师。

两个项目本身对她们的心理健康非常有益。你要么跟动物一起工作，要么是跟植物一起工作。看一个种子种下去，长出来开花结果，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心理治疗有好处的。

监狱里一年四季都有花，非常漂亮，就是学园艺的这些学生种的。

华州女子监狱的园艺师培训

如果是驯狗师，犯人会被分配一只狗。一般来讲是拉布拉多犬或者是其他智商比较高一点的犬种。这种狗先筛选出来，性情沉稳温和，不会上窜下跳，适合做疗愈犬的。狗跟着这个学生在一起住两年，形影不离。

两年当中，这个人要学会照顾狗，也就是教她们怎么爱一个动物，怎么爱其他人。狗也要学很多技能，包括给盲人导航，给有情绪障碍的人提供情绪支持，包括靠闻嗅，知道糖尿病人是否血糖偏低了。

等到两年期满，狗狗毕业，就会被分配给盲人或者是有残障的人。狗被送走，犯人会再分配到另外一只狗，直到她出狱。

出狱以后，她可以开驯狗公司，专门帮别人驯狗。

犬类美容师训练班，学习给狗狗梳毛洗澡

这两个项目都非常难进。首先要表现非常好，第二是成绩要好，要拼学分才能进去的。因为进入这两个项目之前，她们要先完成一些预修的课程，不像考大学那么难，但是需要一些努力。

每个人都有一个指导员，参与这两个项目，需要负责她们的指导员推荐，要保持一定时间记录良好，没有在监狱里面被惩罚过，甚至可能比减刑要难。

还有一个项目是飞行器工程技术，出狱以后可以做飞机的保养和维修。

这个项目，在我们这读完毕业，出狱前就已经有人下聘书了。大概两个礼拜前，我见到一个病人。她是上个月出狱的，跟我说已经有录用书了，其中一个是波音。

听到这种消息，我非常开心。这些人能够不再走回原路，能够有正常的生活，出去以后展开新的人生篇章，也许永远都不会再回来。那样送他们走，我是很开心的。

我经常跟病人说，我希望永远不要在这里再见到你，也许哪一天我在超市里撞见你，但是我不希望再在这里看到你。

监狱之外，西雅图全乱了

监狱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左右着监狱福利待遇的，是华盛顿州当地的政治风向。

华盛顿州最大的城市是西雅图，这里是深蓝州，民主党执政，自由派的大本营之一。

在保守派共和党掌控的红州，有很多无家可归者，过得不怎么舒畅，就搬到这里来了，搞得城市非常狼藉，随处可见扎帐篷的无家可归者，走在旧城街上，很难避开这些随处躺平的人。

这里气候好，夏天不是特别热，冬天也不是特别冷，他们在这里扎帐篷，不会冻死，也不会晒死。

华盛顿州对无家可归者特别宽容，在首府奥林匹亚，有一栋白色穹顶建筑，是州政府的办公楼，号称小白宫。在小白宫外面距离不到500 米的位置，就是一片无家可归者的帐篷营地，州长每天上班就从他们营地面前走过。

西雅图老城区，流浪者的帐篷营地

要是在其他地方，怎么可能容忍无家可归者在政府机要的建筑周围扎营？但华盛顿州就是这么自由。他们认为扎营的地方属于公众场所，谁都可以去。

有一次我在附近散步，隔着花坛的树枝，我看到在帐篷营地门口有人给自己注射毒品。

为减少吸毒过量死亡，尽量控制HIV和丙型肝炎传播，华州政府建立了许多安全吸毒站，里面有医护人员，看着瘾君子注射毒品不得干预，一旦吸毒过量立刻抢救，还要给瘾君子提供无菌的针筒和回收针筒服务。

之所以这样做，是当地政府要标榜自由主义。华盛顿州这几年的人口增长非常快，把房地产越捧越高，很多外州的人都过来了，加上这里科技公司又多，高收入人群又多，纳税人有能力能养他们。

2012年，我搬到华盛顿，那时候这里几乎没有无家可归的帐篷，城市的治安也相对良好。

弗洛伊德案发生后，一切都变了。

2020年5月，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很多城市爆发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期间夹杂着抢劫和骚乱。

后来涉事的四名警察被判刑，很多地方的警局预算大规模削减，甚至整个部门遭到裁撤，很多警察辞职，本来就稀缺的警力变得若有若无。

华盛顿州的法律规定，750 美元以上的盗窃才能判最低等级的重罪。意思是说，如果盗窃价值750 美元以下，检察官将不会提起诉讼，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零元购。

我亲身遇到过一回零元购。那些人拿着枪，从商店里推出两大购物车的商品。店员打电话报警，警车就停在不远处的停车场，警察待在车里，眼看着他们推走两车商品。

在弗洛伊德案以前，遇到抢劫、盗窃商店这些事，警察还会管一管。可是自那以后，警察们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对非暴力性质的案件几乎不插手。

这些抢劫商店的，都是小混混，他们图财不害命，心里也都清楚，一旦开枪就属于暴力事件，性质完全变了。真正的亡命徒瞧不起零元购。

那家商店我再也没去过，听说没过多久就关门了。

我有一个病人以前在药店工作，去年零元购，导致她的店损失160万美金，今年总公司关掉了她的店。像这样关张的商店，在西雅图老城区比比皆是，派克市场和唐人街附近的商场和沿街商铺是重灾区。

我和周围的朋友越来越不愿逛街，东西都在网上买。网购又进一步导致实体店的破产。

街上遍布流浪者的帐篷

很多人对当下的环境感到不满，觉得这座城市发生的一切过于荒诞了，传统的价值观都在被打破。

可是这样的想法与自由派相悖，“政治不正确”，所以得不到支持。怀有这样的想法，只能搬到红州，甚至离开美国。我有一个同事已经在意大利买了房子，计划三年退休后，离开这个地方。

我住的地方偏安一隅，距离零元购的重灾区较远，还不至于考虑离开。可是抢劫什么时候蔓延到我家，谁也说不清楚。

不禁枪、不禁毒，就会越来越混乱，这是必然趋势，是自由没有约束的结果。

监狱成了社会最后的希望

在这些背景下，监狱变成了现在这样，从惩戒人的地方，变成了奖励人的地方。

华盛顿州最后一个被判死刑的人是1997年。那个人已经判了很长的刑期，他在监狱里杀了一个狱警，于是改判死刑。现在这里没有死刑，监狱的负担非常重。

华盛顿州女子监狱满员可以关 800 个人，现在差不多满员，大部分刑期在十年内，也有的判决相当于终身监禁。

整个州十几家监狱基本上都是满的，有的病人进来就住一辈子，是州政府的刚需支出。除非自然死亡，否则要提供吃穿、供其上学，还有医疗费用，甚至连上百万美元的变性手术也由政府出钱。

在他们后面，还有源源不断新的犯人进来。这些公共负担，最后都是我们这些纳税人养。

这些年监狱的待遇越来越好，尤其是民主党执政时期，他们希望社会能接纳刑满释放人员。

监狱里学习园艺的花房

今年白宫的主题之一，就是施压各大科技公司，让他们招聘刑满释放人员。我闺蜜是微软的人力资源，今年已经去白宫领了三次指标，同去的还有亚马逊、脸书、苹果、谷歌和波音的人。

没有严厉的刑狱系统，对屡教不改之辈很难起到警示教育作用。犯罪成本太低，使得很多人法律意识淡薄，认为违法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而充满矛盾的是，对于现在的系统来说，高福利的监狱又成了犯人们唯一获得正向引导的地方，不然他们是一点转变的可能也没有了。

女性犯罪往往和父母缺失、心理创伤、被虐待和童年不幸紧密相关。我们的工作常常是re-parenting ，中文相当于“再造父母”。如果她们在这里的时间足够长，最后结果是很不错的，甚至可以脱胎换骨与过去翻篇。

居住在母婴楼里的那些母亲，大部分都是瘾君子。在监狱里，孩子和妈妈吃得好，不吸毒，不用担心居无定所，不会挨饿受冻。孩子出生就有各种营养，还有专门的儿科医生，定期给他们做体检。

三岁的时候，孩子要么被妈妈的家人接走，要么被儿童保护组织接走，找到一个领养家庭。母亲有罪坐牢，但这样的福利系统给了孩子一个尽量好的环境，让最早的三年童年，不要受任何创伤。

等到这些女犯出狱后，有稳定的工作、远离暴力、毒品、黑社会，避免她们的孩子来我这里报到，那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吧。当然这只是我一个美好的愿望。

我的孩子还太小，不太能理解我的工作。但是他知道，他爸爸是心脏科医生，是治疗心脏的。

我说，我治疗的是心的另外一头。

陆彼岸告诉我，去年圣诞节，她家附近一家商场发生了三起枪击案。这让她感觉在监狱里，随时有狱警在身边，甚至比在外面更安全。

这样荒诞的现实，源于一个美好的愿望：每个人都能自由地生活在这个地方。

无家可归者，想待在哪里就待在哪里、罪犯可以接受教育，在监狱里种花养狗、盗窃不够额度，不算犯罪，所有这些政策，围绕着美好的愿望，凝聚为一个理想化的系统。

到了现实里，这些事情就变了味儿。

犯罪成本变得无限低，监狱完全起不到惩戒的作用，导致很多罪犯进来几个月出狱，过几个月再进来，而遭遇抢劫的商店，和普通的市民，成为这套系统的牺牲品。

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不管愿不愿意，都得为这套系统买单，不然就会被扣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或者干脆离开这个地方。可是他们自由生活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所有美好的愿望，都必须在现实的泥潭里打个滚，沾一沾尘土与烟火，再来看它到底有多少价值？否则说得再漂亮也无济于事，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灾难。

这也许是陆彼岸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