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主义理论中，资本家原本就被定义为无产阶级的压迫者、剥削者，中共也同样继承这种观点。 建政初期，资本家被归类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中的右派份子，即使改革开放后引进市场经济机制，允许私人创办企业，但政府对市场依旧有极大影响力，企业在政府面前，始终处于被宰制的处境。

在这种体制下，政府一方面阻挡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竞争，让中国的本土企业获得发展空间（例如百度搜索引擎、微信社群网站分别是在谷歌、脸书无法进入下垄断了市场）; 但另方面，政府决策的不透明，也对企业带来极大不确定性，以至于政府“想谁发达，谁就发达”，企业的发展，往往是“成也政府，败也政府”。 陈云将这种模式称为“鸟笼理论”，即无论市场经济再怎么发展，终须服膺于计划经济框架，二者关系就如同鸟与笼。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开始紧缩私人资本，推动国进民退，即采取刻意扶持国有企业、控制民营企业发展，与1990年代鼓励经济自由化所形成的国退民进呈鲜明对比。 而这么做的原因，从经济层面看，是面对全球市场动荡，有必要由政府出面稳定金融秩序; 从政治层面看，则是中国在长期放纵资本发展下，效率不彰的国有企业竞争力不足，削弱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能力，民营企业则挟庞大资本为后盾，不断挑战政府管制市场的底线，马云等企业巨子更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偶像。

2018年美、中贸易冲突加剧后，中国开始新一波对民营企业的控制，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联想创办人柳传志等大企业家先后被迫退休或离开公司要职。 2021年9月，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政策后，腾讯、阿里巴巴相继宣布捐出500亿、1000亿人民币响应，随后腾讯又捐出自行研发的算法技术“龙蜥”（Anolisos），华为也捐出手机操作系统“鸿蒙”，这些举动，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向政府缴交“保护费”，以期政府别再干预企业经营。

然而企业家的低头，并未能停止政府持续将触角深入民营企业内部。 美、中贸易冲突后，中国各省市政府开始将原本只在国有企业设立的党委组织派驻于民营企业，陕西、甘肃、辽宁、重庆等地都传出类似案例，但因分布较为零星，且企业规模属于中、小型，尚未引起太大关注。 2023年1月中旬，党组织进驻巨型企业阿里巴巴后，始引发业界恐慌。 据悉中共已在阿里巴巴集团、阿里巴巴集团总部、子公司蚂蚁金服设置3个党委，下辖25个二级党组织、一百五十多个党支部。 这犹如在向外界宣示：中共将更全面的将影响力深入民营企业，因为如果连阿里巴巴这种量级的企业都无力反抗，其他规模较小者恐将无一幸免。

习近平对阿里巴巴的整肃

习近平对阿里巴巴的整肃，可从对马云的约谈事件开始谈起。 2020年11月2日，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及多名集团高层遭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罚款、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监管约谈，隔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随即宣布，原定于11月5日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或称首次公开募股）的子公司蚂蚁金服暂缓上市，理由为：“近日，发生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 总经理被有关部门联合进行监管约谈，你公司也报告所处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等重大事项。 该重大事项可能导致你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 根据《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26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60条等规定，并征询保荐机构的意见，本所决定你公司暂缓上市。 “消息公布后，蚂蚁金服宣布同时间暂缓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H股（意旨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外资股），香港联合交易所则表示，暂缓上市完全是公司自行决定的，并无政府力量干预。

关于马云等人被约谈的原因，表面看似事涉蚂蚁金服，背后其实有盘根错节的政治因素。 从远程背景看，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主导的政商关系。 在这种不对等的态势下，政府对市场有极大影响力。 以阿里巴巴曾遭受过的实例来说，该集团股票于2014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后，股价一路飙升，但2015年1月，中国工商总局指出阿里巴巴旗下网购平台淘宝网贩售假货，使阿里巴巴股价在短短4天内从每股102.94美元跌至89.08美元，迫使马云不得不向工商总局低头。 马云曾表示：“只要国家需要，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我们应将阿里巴巴定位为一家国家企业。 三星是韩国的国家企业，奔驰是德国的国家企业，苹果、谷歌是美国的国家企业，中国已到了需要有一批代表中国文化的国家企业，阿里巴巴应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这些言论，都被认为意在向政府表忠。

做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创业的民营企业家，如何妥善处理政商关系，是所有创业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对此，马云的见解是：“阿里巴巴始终坚持的信念是只和政府谈恋爱，但不结婚”，言下之意是可以跟政府维持友好关系，但谢绝商业往来，以免在不对等的政商关系中进行无法获利的交易。 这种政商地位的不对等，让政府得以在相当程度上以人治代替法治，可视为马云遭约谈的远程背景。

那么，何以在众多企业家中，马云首先成为目标呢？ 从中程背景看，除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企业外，更重要的是马云在政治立场上“选错边”。 为了在不对等的政商关系中寻求政治靠山，马云做出许多取悦当权者的行为。 2014年阿里巴巴集团股票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时，《纽约时报》指出，持有该集团股票的多家企业带有特殊政治背景，例如博裕资本公司实际负责人是江泽民之孙江志成、新天域资本公司创办人是温家宝之子温雪松、中信资本公司实际负责人是王震之子王军、国家开发银行负责人是陈云之子陈元、副总裁是贺国强之子贺锦雷。

以上这几家股东企业负责人，囊括中共党内多位重要人物，可见马云并未特别“押宝”在某个特定政治派系，而是平均分摊风险。 然而，自习近平于2012年执掌大权后，为强化个人集权，以反贪腐为手段，对内整肃政敌、对外博得民心，江派更成为主要打击对象。 原本支持习近平上位的红二代，也受反贪腐政策影响损及自身利益，近年与习近平的关系渐行渐远，这让马云的“押宝”，全部成为政治上的“负债”。

更重要的是，马云的“押宝”看似兼顾各派系，却忽略了当权的习派人马。 2017年7月17日，阿里巴巴持股过半的香港《南华早报》登文指涉被视为习近平左右手的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之女、建银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栗潜心涉贪，却旋即在2天后删文并道歉。 这起事件，一方面透露出马云虽试图透过交互持股，在中共各派系间寻求平衡，却无法巧妙处理平衡关系，以致让曾庆红在幕后操控的《南华早报》打了习近平的爱将栗战书; 另方面马云未“押宝”习派，或因渠认为习近平既透过反贪腐赢得民心，理应无法容忍其派系人马涉贪，殊不知习近平只是以此作为个人集权的工具，而非根本目的。

2018年9月7日，《纽约时报》率先透露马云即将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的消息，该集团随即澄清，紧接着《南华早报》也刊文驳斥，孰料马云竟于9月10日宣布辞职。 这起事件透露出的弦外之音是，马云的退休多少是身不由己的，很可能是中共高层已决定逼退马云，甚至透过外国媒体放出风声，马云虽力求扭转局势，但终究不敌。 造成这种被当局逼退的状况，更凸显出马云在政治活动中“选错边”。

而在最后直接导致马云遭约谈的近程因素，则是其本人屡次出言批评当局政策。 马云虽2018年9月辞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交棒予集团首席执行官（CEO）张勇，却依然是该集团幕后操控者。 在遭到约谈的前一周，马云参加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中的一席发言，被认为是触怒当局的导火线。 当天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开幕致词说道：“要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 “这段话被解读为在针对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带动起的行动支付、电子商务等虚拟经济风潮。

随后上台发言的马云，竟随即反唇相讥：“中国的金融和其他刚成长起来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金融业是青春少年，还没有成熟的生态系统，没有完完全全地流动起来”、“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风险，是缺乏系统的风险”被认为是在同台出席的前英国首相布莱尔等外宾面前，当众让王岐山难堪，甚至被媒体形容为“大闹天宫”。  

马云发言风波，直接顶撞了王岐山，而王岐山又是习近平团队核心人物，其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实际上反映习近平的看法，因此马云的言论犹如直接否认习近平，以致当局必须出手严惩。

互联网企业在金融领域危及中共统治

阿里巴巴集团遭到整肃，除政治面因素外，也存在多项可能危及中共统治的金融面因素，可从三个角度解读：阿里巴巴已大到必须管控、阿里巴巴推动的虚拟经济与政府争利，并且游走在法律漏洞边缘。

阿里巴巴已“大到不能倒，但必须管”。 当企业的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若贸然倒闭，将会产生严重的内、外影响。 内在影响包括企业员工失业、资本市场恐慌、股汇市下跌、与企业往来的上下游供应链受波及、与企业产品有关的民生经济物资短缺，外部则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持股公司、合作企业、购买该企业产品的他国民生经济。 最著名的案例，是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银行倒闭所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

阿里巴巴长年是中国最大企业，事发之际市值超过4兆人民币、员工人数达七万多人，产业范围涵盖电子商务、行动支付、云端计算、传播媒体、娱乐影视等，企业盈亏与中国经济休戚与共，如突然倒闭或发生任何变故，必将影响总体经济发展。 因此，阿里巴巴在中国可谓“大到不能倒”，政府可以接受其规模逐渐萎缩，却无法承受突然倒闭。

在一般国家，类似这样的巨型企业发生财务问题时，政府都会适时出手相助，然而在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开放私人资本、允许私人企业进入市场，只是发展国家经济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如资本主义国家般地将保障私有财产、市场自由化本身就视为目的。 因此，当任何企业、甚至任何团体发展到一定规模，可能危及中共统治时，就必须介入遏制，宗教上如法轮功、金融领域如阿里巴巴。 尤其在中国近年提倡“国进民退”政策下，巨型企业的存在，必须服膺于中央政策，而非只是单纯的追求获利。

虚拟经济与政府争利。 阿里巴巴在2004年推出“支付宝”（为一第三方支付平台），在中国金融基础设施（如银行、提款机）不普及的环境利基下，成功进军虚拟经济市场，之后又陆续衍生出“余额宝”（供“支付宝”用户线上购买基金）、“招财宝”（为一理财平台） 、“蚂蚁小贷”（为一线上信用贷款平台）、“芝麻信用”（为一个人信用鉴评机制），几乎囊括个人金融财务的所有层面， 威胁到传统的银行业务，而中国的银行又多是国有企业。

在杭州，一名乘客刷支付宝乘公车，免去找零钱的麻烦（新华社）

国有银行在技术屈居劣势下，不得不与科技厂商合作。 负责发行人民币的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11月与科技大厂华为公司签定2份协议，分别是华为与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签订的《金融科技战略合作协议》及与数字货币研究所签订的《合作备忘录》，双方意欲合作推动虚拟人民币的意图明显。

而之所以要推动虚拟人民币，系因银行业务近年面临来自境内、境外的强力竞争，包括境外的比特币及境内因支付宝、腾讯微信支付的普及，人民币使用空间愈趋受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统计，都市地区的行动支付使用者已超过8成、农村地区也超过7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若再不出手夺回主导权，则金融服务带来的可观利益恐将尽数归于互联网公司。

虚拟经济游走于法律漏洞。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的说法：“暂缓蚂蚁上市是基于确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的综合考虑，以及维护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依法依规作出的决定。 “ 这番话透露的信息是，以蚂蚁集团为首的虚拟经济，正游走在法律漏洞的边缘。

中国人民银行旗下媒体《金融时报》于11月2日发表长文“大型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与监管”，指出“近年来，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科技公司成长迅速，并不断向金融领域渗透发展，利用其长期服务积累的客户资料和新兴的大资料处理技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金融服务生态...... 大型互联网企业跨界金融服务业，对推动我国金融业在部分领域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扩大服务范围，拓展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推动普惠金融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也要认识到，大型互联网企业广泛深入地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也在深刻地改变金融业，并可能产生一些与过去我们所熟知的传统金融业截然不同的风险和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剖析并妥善应对。 “并点出这些风险包括”垄断和不公平竞争“、”产品和业务边界模糊“、”信息技术可控性、稳定性风险“、”数据泄漏与侵权风险“、”系统性风险“，而改善的方法有”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监管制度体系“、”严格市场准入，全面推行功能监管“、”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在平衡个人资讯保护的基础上，加强资料管理，防止资料垄断“、”发展监管科技，提升风险识别、防范与处置能力“、”强化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

简言之，以阿里巴巴、腾讯为首的互联网企业，近年积极利用网络科技，跨足传统上属于银行的金融业务，既享有技术领先之便利，又可利用互联网企业身分规避适用于金融机构的法规，而政府主管机构在技术不如互联网企业、能够规范的法规也未到位下，只好暂缓这些互联网企业更进一步跨足金融领域的企图。

阿里巴巴遭整肃后的影响与补救

从马云遭约谈到后续的蚂蚁金服暂缓上市事件，无论对中国政府、乃至整个产业生态，均造成相当影响。

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包括内部政治斗争表面化，及外部失信于国际金融市场。 阿里巴巴集团创立于1999年，当时正好是邓小平已逝、江泽民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马云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特殊环境下，选择亲近当局人士，可谓理性选择; 2002年胡锦涛接任总书记，然而外界普遍认为江泽民仍在背后“垂帘听政”; 2012年习近平接任总书记，外界在一开始认为习近平只是江、胡两派势力妥协的结果，并不具备实权，这可能也造成马云未积极向习派靠拢。 待近年习近平权力逐渐巩固后，即处心对付被认为是江派人马的马云，而这也让中共内部派系斗争再度公开化。

外部影响则是失信于国际金融市场。 蚂蚁金服即将上市之际，做为全球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公司，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独角兽企业”（指创立未满10年但资本额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据悉从2018年即开始准备公开发行，因外界对其获利能力十分乐观，在蚂蚁金服IPO获得上海、香港两处证券交易所核准上市后，更引发全球投资者引颈企盼，无不在第一时间认购。 蚂蚁金服股票在上海及香港的认购金额分别为19.05兆元、1.3兆元人民币，两地认购规模加总，更与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英国的经济规模相当。 讵料中国当局竟在毫无预警下宣布暂缓公开发行，可谓失信于全球投资者，同时也让中共以政治力干预金融市场的作为浮上台面，增加跨国企业对于投资中国市场的疑虑。

对产业生态的影响，是蚂蚁金服上市暂缓案连带波及整体产业生态。 中国国家同年事发后公布《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指称“（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无正当理由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人实施差别待遇，排除、限制市场竞争。 “被认为是政府对于互联网企业态度转向的重要信号：过去，中国的经济强调外循环，即与国际竞争，因此政府扶持互联网企业与美国竞争，现在则强调内循环，即扩大内需市场，此时要加强的是中小企业发展，因此反对巨型企业垄断市场。 此外，对于其他企业家而言，在目睹了马云的遭遇后，很可能产生寒蝉效应，深怕自己的言行触怒当局，而变得事事却步，不利于往后的投资、创新、开发新市场。

为了解决这些不良影响，习近平在中共20大确定连任后，开始重新检视对民营企业的抑制政策。 2022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是长久之计，毫不含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所谓”两个毫不动摇“，系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2023年3月，李克强以国务院总理身分进行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时也表示：“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商业户发展。 ”

重启对民营经济的关注，除有其经济上的需求外，更多是政治上的考量。 目前中国名列前茅的民营企业，几乎都崛起于1990年代如火如荼开放民间资本时期（尤其是1992年至1997年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企业家为经营政商关系，纷纷以开放入股、提供回扣等方式试图拢络执政集团，久而久之成为难以分割的利益共生体，许多企业家都被贴上特定政治派系“金主”的大帽子，被习近平视为可能威胁其个人集权的特殊势力。 而今在习近平已顺利进入第三个任期，马云、马化腾等企业家纷纷“俯首称臣”、低调行事、甚至对政府大额捐献后，已没有再持续打击民营企业的必要。 重启对民营经济的关注，除有其经济上的需求外，更多是政治上的考量。 目前中国名列前茅的民营企业，几乎都崛起于1990年代如火如荼开放民间资本时期（尤其是1992年至1997年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企业家为经营政商关系，纷纷以开放入股、提供回扣等方式试图拢络执政集团，久而久之成为难以分割的利益共生体，许多企业家都被贴上特定政治派系“金主”的大帽子，被习近平视为可能威胁其个人集权的特殊势力。 而今在习近平已顺利进入第三个任期，马云、马化腾等企业家纷纷“俯首称臣”、低调行事、甚至对政府大额捐献后，已没有再持续打击民营企业的必要。*作者为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