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林的成功完全依赖于一次没有任何先兆的全球性疫情，运气的成分远远高于任何其它的努力。而这样的奇迹，千载难逢。

卡塔林·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如果不是最贫穷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也至少是最贫穷的之一，这大概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在长达将近40年的时间里，她的年薪从来没有超出过6万美元。据我所知，作为收入在美国平均水平中算是中下等的新闻工作者，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大概在4万—5万美元。

不过，讽刺的是，当10月2日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把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她的时候，她早就已经不贫穷了，甚至应该算是富婆了。

从2020年开始，她和她的搭档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横扫整个西方最重要的医学奖，其中2021年获得的生命科学突破奖就给了她300万美元，同年她还获得了号称诺贝尔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而且她还是当下全球最赚钱的医药公司BioNTech的高级副总裁，根本就不差钱。

因此，诺贝尔奖给的1100万瑞典克朗（约100万美元，还要和搭档韦斯曼平分），以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对她来说，都不过是锦上添花，事后追认。她的困顿岁月早就已经过去。

不仅如此，她也算是获得诺贝尔奖身份最为卑微的获奖者之一了，大约只有2002年日本的化学奖获得者，公司小职员田中耕一可以比拟。同样地，在2020年之前，她没有什么光辉的头衔，不是名校教授，也没有任何学术光谱。

卡塔林·卡里科和她的搭档德鲁·韦斯曼（图/网络）

多数的诺贝尔科学奖（除去文学奖和和平奖）获得者，都来自于学术豪门：要么是家风门第，要么是名校师承。华裔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老师，是氢弹的发明者泰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贫穷的本质》的作者阿比吉特·班纳吉，是麻省理工大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家族和师生，不计其数。

如果不是因为新冠疫情，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卡塔林·卡里科的身上，她是一个标准的失败者。

01

现在，许多人都拿卡塔林的40年冷板凳作为励志故事来传颂。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因为旁人根本无法理解40年穷困潦倒的生活，意味着怎样的煎熬和痛楚。

“我们的家很简单，很小。它是用周围的土地建造的：用粘土和稻草压成土坯墙，粉刷成白色，然后覆盖厚厚的芦苇屋顶。我记得，芦苇在阳光下已经褪色了。它们看起来就像一顶蓬乱的灰色假发。”

这段描述来自于卡塔林的学术自传。她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乡村。当下的媒体都过分简单地把她的父亲描述成一个“屠夫”，但是并不准确。

她父亲是一个在中国任何乡村里都随处可见的典型的农民。他要种庄稼，蔬菜，以及养牲畜。所谓的屠夫，不过是他众多乡村生活中的一个场景：在自家院子里把猪养大，杀了卖钱，这是我们家乡农村里的农民也常常可见的多种技能之一。

但显然卡塔林是有天赋的。她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全国性的生物竞赛三等奖。当然她也成绩优秀，因此考进了匈牙利第一流的塞格德大学。

所以，40年冷板凳并不确切，而是50年，从她1972年进入大学开始，她在一次讲座中无意听到了1961年发现的mRNA理论，从此就开始痴迷，矢志不渝。

50年冷板凳伴随的是50年的穷困潦倒，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前期的困顿来自于匈牙利失败的计划经济和经济危机。1985年，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匈牙利国营实验室中担任研究员的卡塔林第一次失业，那年她30岁。

卡塔林一家（图/网络）

在2023年出版的新书《被放逐的聪慧：流散外国的匈牙利科学家》中，卡塔林说，如果她没有离开匈牙利，她会成为一个“平平无奇的、郁郁寡欢的研究者”。

不过现实的困顿可能才是促使她背井离乡的真正动力：她已经结婚，女儿3岁，正想要跟丈夫一块儿搬到一个新的公寓里，失业会毁了整个家庭。所以她申请了无数个美国的研究职位，终于得到了在费城的天普大学的博士后工作。

按照当时匈牙利政府的规定，她只能带走100美元。她把家里唯一的资产汽车在黑市上卖掉，得到了900英镑。她把女儿的玩具熊拆开，把钱塞进去，重新缝起来，在去往美国的飞机全程，让女儿紧紧抱在手上。

卡塔林的女儿抱着装钱的玩具熊（图/网络）

她大概没有想到，在美国她反而真正地成为了一个“平平无奇的、郁郁寡欢的研究者”。她所有的灾难，都来自于她心心念念的mRNA。

简单叙述一下已经在所有媒体中都大肆渲染的三次失业：

因为mRNA遭到了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所以几乎所有的实验都终归失败。所以她在天普大学3年之后，整个团队解散，她失业了。

接下来她获得了宾州大学心脏专家巴纳森的雇佣，成为了一个助理教授，试图利用mRNA来改善心脏搭桥手术之后的血管。但是巴纳森离开了学术界，所以她也失业了。

她被神经外科收留，想利用mRNA技术来治疗脑血栓患者。但是实验室主任也很快辞职了，她还是失业了。

卡塔林在实验室（图/网络）

其实失业并不是最糟糕的经历，而是侮辱。1989年在巴纳森实验室的时候，她申请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科研经费10万美元，用以研究mRNA，但是显然这笔钱没有带来任何突破。并且，卡塔林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来获得宾州大学终身教职。

1995年她的人生至暗时刻到来，三重重大打击：她被误诊为癌症；丈夫大概是因为返回匈牙利的签证问题无法回到美国；而宾州大学这时给她发了一封最后通牒：要么放弃mRNA研究，要么就滚蛋。她屈辱地接受了降职减薪，以便能够让mRNA研究能够持续下去。

在她的学术生涯前20年里，没有任何的成功可言。她的人生也一塌糊涂，没有光亮。

卡塔林如何看待这段岁月？我猜想她心中有着怨气，即便今日的成功也没能让她释怀。她在一次演讲中如此说道：

我很感谢那些试图让我的生活悲惨的人，那些把我从雇员职位中降级的人，把我从职位上开除的人，他们让我工作更加努力，如果没有他们，我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

但是谁能够责怪她如此的阴阳怪气呢？如果你曾经像她一样穷困潦倒，一事无成。

02

卡塔林的灾难并没有结束，报偿来得太晚。

1997年，她和韦斯曼第一次相遇，发生了争吵。因为他们都要使用复印机：还是在宾州大学校园里。那个时候人们只能复印阅读最新的科学期刊来获得最新的研究成果。

但是他们很快就攀谈起来，韦斯曼的专业领域是研究艾滋病疫苗，他一直得不到突破；而卡塔林的专业是mRNA的应用，但是找不到突破的领域。所以自然而然地，卡塔林建议韦斯曼试一试mRNA。

于是韦斯曼邀请她加入自己的实验室，两个人的命运从此绑在了一起。卡塔林也从此摆脱了不断失业的命运。

2005年，他们合作写作了第一篇论文，但是基本上没有人接受，被十几家专业杂志拒稿。最后论文在非常小众的《免疫》杂志上发表。韦斯曼兴奋地跟卡塔林说，准备好接无穷无尽的电话吧。但是，一通电话都没有。

2006年，忍无可忍的韦斯曼决定成立一家小公司RNARx来实践他们的发现，而且顺利获得了政府的90万美元的资助。卡塔林担任CEO。这家公司最大的成就，就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mRNA疫苗应用的一系列论文，并且申请了专利。

但专利是属于宾州大学的。2010年，宾州大学以30万美元的价格，把专利卖给了一家小公司。

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两家初创公司同时慧眼识珠地看上了mRNA疫苗技术。他们的宾州同事德里克·罗西成立的Moderna（莫德纳），和成立于德国的公司BioNTech（百欧恩泰）。他们想向卡塔林和韦斯曼购买专利，但是卡塔林根本没有权限：因为宾州大学已经卖掉了。

他们俩的小公司RNARx就在这一年彻底破产了。卡塔林依然一无所有，依然是宾州大学一个低阶的研究人员。

但是mRNA疫苗开发的进程却已经开启了。这两家公司分别开始了疯狂的融资和上市进程。卡塔林和韦斯曼奋斗了数十年毫无进展的科学实践，在金融资本的加持之下，成为了市场的香饽饽：只是这还是和他们毫无关系。

一直到2013年，BioNTech在数年的资本冲撞之后，邀请卡塔林去担任副总裁，负责监督mRNA生产的科学工作。

这是卡塔林最后一次灭顶之灾。已经58岁的她被宾州大学开除了：强迫退休。在此后的长达9年时间里，她必须往返于德国和美国之间，照顾家庭，坚持工作。

卡塔林和韦斯曼在实验室（图/网络）

在10年的时间里，这两家公司都没有任何的疫苗产品通过临床试验和上市。但是《纽约时报》2021年的报道说，Moderna已经为它的几位创始人赚到了几亿美元。2019年BioNTech上市的时候筹集了1.5亿美元，市值34亿美元。这家公司得以建立的科学基础，就是mRNA技术。

卡塔林和韦斯曼仍然名不见经传，只是拿着微薄的工资，作为科学支持者。两家公司花费数亿美元从宾州大学出售专利的小公司购买了专利授权。

对于卡塔林来说，这是一个无奈但可以接受的生活吧。如果生活只是这样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卡塔林的困顿也能够有提升。随着mRNA技术的商业化，和两家公司市值的不断提升，卡塔林的工资应该也能够水涨船高，只是她就会像许多为商业公司服务的科学家一样默默无闻，成为背景，终老一生。

但是，命运向来钟情于戏剧化。

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发，2020年初，中国政府公布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在几个小时之后，BioNTech就设计出了疫苗。两天之后，Moderna也设计出了疫苗。这两个设计，就是后来的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

2020年11月8日，BioNTech和辉瑞合作设计的疫苗实验结果出炉，对人体有显著的预防效果。卡塔林听完电话后回头跟她的丈夫说：“哦，它是有效的。我也是这么想的。”然后，为了庆祝自己的成功，她吃掉了一整盒花生巧克力。

当年12月18日，她和韦斯曼一起在宾州大学接种了疫苗。对于这两位mRNA疫苗的唯二功臣，这场接种变成了一个媒体事件，从来不曾接受闪光灯洗礼的卡塔林哭了。

卡塔林和韦斯曼接种mRNA疫苗（图/网络）

接下来的故事耳熟能详，卡塔林接受了所有的奖项，成为了所有重要大学的荣誉教授，直到诺贝尔奖为她人生的巅峰盖棺论定。

2022年，《时代》周刊评选当年最有影响力的100人，卡塔林当选。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詹妮弗·杜德娜写道：“所有接种美国或欧洲疫苗的人都欠卡塔林一份巨大的谢意。”

有一份研究这么计算mRNA新冠疫苗的作用：仅仅在美国，疫苗挽救了300万人的生命，让1700万人免于住院，减少经济损失至少1万亿美元。

哪个神明会有如此巨大的善行？

03

她已经成为了匈牙利的英雄，她的画像挂在许多公共场合里，她也成为了塞格德大学的教授。过去50年的悲惨生活全部都得到了补偿。她今年68岁了。

在媒体的报道中几乎找不到她丈夫的任何报道。他的名字叫贝拉·弗兰西亚，只知道他是一名工程师，工作是一所公寓大楼的经理。他们1977年成婚，是塞格德大学的校友。

卡塔林的同事和朋友在她屡次失业、公司破产的时候都曾经劝过她，干脆转换研究领域吧，至少主要研究领域转一下，换一个终身教职，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拿到终身教职，可以评教授，可以涨工资，可以更加声名显赫一些。

卡塔林性格外向，十分健谈，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和光同尘一些呢。

她也犹豫过，2013年被开除的时候。在接受诺贝尔委员会采访的时候她说。但是她的丈夫不同意。所以他宁愿守着清贫的生活，也要让妻子获得内心的愉悦。

她以前的名号是“苏珊的妈妈”。苏珊·弗兰西亚（Susan Francia）是他们唯一的女儿，出生于1982年，其实真名叫苏珊娜·弗兰西亚，是个匈牙利名字，能够说流利的匈牙利语，可见卡塔林和贝拉在家都说匈牙利语，而卡塔林迄今为止英语发音都有很重的匈牙利口音。

苏珊以前比卡塔林要有名得多。2008年和2012年，她分别获得了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的女子八人单桨赛艇冠军。她而且还是个模特。

苏珊的父母都身形高大，所以她遗传了父母的体型，从高中开始，她就被各类教练邀请参加体育运动，她也没有任何定性，一直到到宾州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她才确认自己有赛艇的天分，从此以后就钉在这个项目上，成为运动员，成为冠军，成为教练。

她和父母的工作专业都没有任何关系，拿的是犯罪学本科学士学位，和社会学硕士学位。

如果说，她的父母对她的职业有什么作用的话，在ESPN的采访中，她是这么说的：“在赛艇的时候，我背对着自己的目标，不知道什么时候划到终点。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努力。”

她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家承，是工作伦理。只问付出，不问收获。卡塔林跟诺贝尔委员会的采访者说，你不用对你的子女有过多的协助，你只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他们会模仿你的行为。

她给女性科学家的忠告是：不要去平衡家庭和工作，因为根本没有矛盾。卡塔林在生活中，早就得到了报偿，丈夫的支持，与女儿的爱戴。

04

卡塔林在新闻中的出现，只不过刚刚是一个开始而已。

mRNA技术是根本颠覆了疫苗生产的一种底层技术。作为一个文科生，我当然没有能力研究清楚mRNA的应用方法，但是根据报道总结的结论大约如下：

mRNA如果直接应用于人体的话，人体的免疫系统会把它当成入侵者，于是会不断地攻击它，使它无法在人体中生存。卡塔林和韦斯曼发明了一种技术，欺骗了免疫系统，认为mRNA不会构成威胁，于是mRNA可以在体内合成许多化合物，用以攻击病毒细胞。

韦斯曼在采访中已经表现了巨大的野心。他说，我已经向前进了，我们想把mRNA用于泛冠状病毒疫苗、疟疾疫苗、钩端螺旋体病、花生过敏，其实是任何具有传染性疾病的疫苗。

卡德鲁·韦斯曼（图/网络）

现在，mRNA已经成为了显学，诸多的疫苗会被开发出来，而作为mRNA疫苗应用之母和之父的这两个人，将来会出现在无数的媒体之中。

但是，千万不要忽悠年轻一代人或者学者去模仿卡塔林的励志故事。

她的故事一点也不励志，而完全依赖于命运的垂青。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出现的话，卡塔林尽管在生活上并不会继续穷困潦倒，但是她40年或者50年的穷困潦倒，换来的不过只是为BioNTech和Moderna的金融发达和药品开发做了嫁衣，以及幕后默默无闻的科学顾问。

卡塔林的成功完全依赖于一次没有任何先兆的全球性疫情，运气的成分远远高于任何其它的努力。而这样的奇迹，千载难逢。如果没有这个运气，没有人会为她平反，没有机会让她宣泄怨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报偿对得起她的坚守。

她只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咸鱼翻生的故事，她的学术背景和科学传承，让她几乎没有任何的机会出人头地。而在未来的可见的岁月里，诺贝尔科学奖依然会颁发给那些学术豪门。

这个世界从来如此，对于卡塔林同样有效：他们会无穷无尽地奖赏优胜者，而对于坚持者不屑一顾。

卡塔林的故事只有一点是有效的，也验证了在她女儿的身上：热爱能够补偿一切挫折。

卡塔林和女儿苏珊（图/网络）

事实上，在2020年之前，她已经得到了她应得的报偿：家庭幸福，女儿成材，自己的研究成为了市场上的一个方向。即便新冠疫情没有发生，她也足以傲视所有平庸的名利追逐者。

我以前喜欢胡兰成的《禅是一枝花》，他借用了禅宗经典《碧岩录》里的一则公案，说英雄美人都是万民的亲人，所以是冤家，在一淘（一起）时便这样那样都不对，要凌辱他。不在一淘时，又别人不想只想他。所以，“时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

但我现在觉得，胡兰成说的实在是轻浮了。世人从来是拜高踩低的，对于优胜者是无尽的锦上添花，对于失败者是无尽的折辱折磨。人世间的势利与凉薄，从来不曾改变过。

没有一个神灵能有卡塔林这样的功德。给予她的报偿远远抵不上她所作出的贡献。

但是我们又都只是凡人，也配不上神灵享用的香火。所以我的意思，到最后，人不过都只是坚持自己所热爱的人事物而已。在16岁的时候，卡塔林读到了一本书，并且一直记忆到现在：专注一件你能够改变的事情。

也许她的故事倒是真的对于中国人有着异乎寻常的启示。在一个望子成龙的国度里，你不可能让他或她坚持40年的冷板凳：学区房，补习班，考研考公的炙热愿望，都是反卡塔林道路的。

现代世界的英雄，都是卡塔林一样的偏执狂，比如马斯克，比如黄仁勋，比如比尔·盖茨。他们不是一枝花，他们都曾经被世界无情地唾弃。

卡塔林人生的第一本著作，学术自传《突破：我的科学生命》即将在2023年10月10日出版，当然并不是刚写的，而是在2020年之后开始筹备的，正好在她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出版。“时来天地皆同力”，这是一个褒奖，还是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