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评论分析文章：曾经的中共政权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当年利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机会向全世界展现了他政治上的“大度”。但事实上长公子邓朴方文革中被迫害致瘫一事，令他邓小平内心对这个政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及其夫人江青的仇恨一直都是刻骨铭心。

　　媒体上炒得最为火爆的以许家印为故事主角的中国房市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曾经读到过的一则四十年前的邓小平“就想买房”的故事。说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邓小平看到北京前三门修建很漂亮的马路和宿舍楼，有感而发，对随行人员说：“你们说房子将来可不可以作为商品？我看将来会作为商品。如果将来买房子的话，我要给我大儿子买一套，他是因为我而受伤的，其他的孩子我就不管了。”

　　相关报道中描述说：邓小平的这番话，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他的大儿子邓朴方才从别人口中听到，他才深刻了解到，他父亲心中，其实有着极其深重的伤痕。

　　邓小平对自己的长子邓朴方曾经寄予的厚望可以从一九六二年，，也就是邓朴方十八岁的那年讲起。当时的应该届高中毕业生邓朴方所在学校北京男十三中接到上级通知，分配给该校一部分“保送”应届高中毕业生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名额。所谓“保送”，就是不经过全国统一的升学考试，直接进入大学就读。

　　按照惯例，这种特权名额都是要分配给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高级干部子女的，而男十三中的六二届高中毕业生中，数邓朴方爸爸的官阶最高，所以校方明白这种“保送”名额实际上就是冲着邓朴方来的，立刻心领神会地将邓朴方安排为“保送”候选人里的第一个。没想到自恃才高的邓朴方反而因此感觉伤了自尊心，说自己每门功课的成绩平均90分，为什么还要保送？于是他和同班同学俞敏声等一起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结果邓朴方如 物理系一班团支部书记。从那以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自己的长子的满意度便超过了百分之一百。谁知邓朴方的党员预备期未满，“文革”就开始了。

　　当时的邓小平很快成为斗争核心，和刘少奇并列中国第一号和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家子女也就此被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中心。邓朴方以及在中央美院的姐姐邓林和在北大物理系的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江青指使的造反派们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

　　一天，郁闷不已的邓朴方和一位同窗散步到颐和园的后湖，坐在山腰的树林里借酒浇愁。酒后吐真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这么多人，毛主席这么搞，必定要骑虎难下……。林彪、江青这样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一定要垮台。也许要有很长的时间，国家怎么能经得起他们这样闹！”

　　很快，邓朴方的这番酒后真言被传到已经受到毛泽东和江青力挺的北大造反派总头目聂元梓那里。她先是派人对邓朴方、邓楠进行跟踪调查，接着便将兄妹二人分别关押在物理大楼的两间实验室里，进行背对背的诱供、逼供。邓朴方拒不开口交待，造反派们便对邓朴方施用各种酷刑，让他无法吃、无法睡、无法坐、无法站，并要求邓朴方以揭发父亲邓小平、母亲卓琳的“罪行”为获取自由的交换条件，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这种非人的磨难一直持续了五个月之久，实在不能继续忍受下去的邓朴方选择了“死路一条”。于1968年5月某日写下一份绝命书后从8米高的三层楼的里的一个厕所窗户一跃而下，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背部先落地，导致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

　　事发后几经辗转，邓朴方才于一九六九年春被送进北京有名的高干医院三零一医院。但很快便有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发出了意在谴送大批老干部出京的“一号战备命令”。于是，邓朴方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治疗，邓小平去江西之前甚至没有到医院看看自己孩子的权利。而当时的北大“军宣队”仍不肯放过邓朴方，竟然把他从医院里赶出去，送往条件极差的北京郊区清河社会救济院。

　　日后的邓朴方向手下康华公司的小兄弟们说到他发起成立中国残联的动机时回忆：当我被架进福利院一间小屋时，一股难以忍受的大小便气味熏得我直流眼泪，脏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一个小屋里住了十一个残废人，冬天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煤球炉子，烧不多久就灭了……。小屋里仿佛象个冰窟，床上的被褥十分单薄，每天夜里被冻醒。我下肢瘫痪了，但上肢还灵活有力。每天会咬着牙和别人一起用铁丝编织字纸篓，每编出一个篓底可以赚一分钱，编出一个篓帮赚四分钱，一个月拼命干也只能挣到四、五块人民币。

　　当时这家救济院的生活标准还是五十年代规定的，每人每月七元五角人民币伙食费。每当救济院里开饭的时候，护理员老大爷拖着两条长长的鼻涕，递给邓朴方半碗白水熬白菜加一个黑糊糊的馒头。

　　在清河救济院半年时间后，邓朴方在天津的小姑，当时是现役军人的邓先群终于找到了他。

　　邓小平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被送往江西南昌的。出发时经邓小平再三要求， ，亲人中只能有患高血压的夫人卓琳和继母夏老太太同行。

　　到江西两年后的邓小平收到邓先群的信，邓小平夫妇这才知道失联已经近四年的长子早已经完全瘫痪了。于是邓小平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此生对党别无所求，只希望允许将重残的大儿子接到身边自己护理。

　　以下是一个采访过邓朴方本人的中国大陆作者曾经的描述：……两名持枪看守押解着自己手摇轮椅的邓朴方到了江西，与分离了四年的父亲重聚。当天晚上，邓小平和卓琳围在儿子床边，帮他脱下又臭又脏的衣服。邓朴方比划着告诉父母:“从胸口以下，都不是我的了。已经完全没有知觉。”

　　卓琳和夏老太太都忍不住哭了，邓小平却凝视着儿子的残体，不发一语。谁也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但可以猜测，如果此时他在分析谁是令他的长公子致残的罪魁祸首，绝不会想到林彪头上，而是毛泽东夫妇。

　　在江西期间的邓朴方成天躺在床上，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大小便不能自控。南昌是有名的大火炉，天气十分炎热，邓朴方每天都得擦澡、换衣服。邓小平的继母夏倍根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每天烧饭菜已经够忙的了:卓琳体质甚差，所以照料邓朴方的任务，每天都由当时已经六十五岁的邓小平承担。每天上午劳动回来，邓小平都要先去看看儿子。吃完午饭就要帮助邓朴方擦澡，从木床上搬下，帮他翻身，在热腾腾的蒸汽中一遍又一遍地替儿子擦身，绝不马虎。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与继母夏氏及妻子卓琳回到北京。邓朴方也有幸被送进三零一医院。

　　此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马天水时，问起上海骨科方面对治疗截瘫病人有无良方，马氏当面回绝了他。此后，卓琳虽然在上海找到了愿意为邓朴方治疗的名医，整个过程却是背着马天水及当时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病亡后，随着江青等人的倒台，马天水及其他江青在上海的追随者亦很快入狱。在狱中得知邓小平再次复出的消息后，知道邓小平绝不会轻饶他的马天水随即便有了神经错乱的表现，整日狂呼革命口号……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邓朴方被送到加拿大手术，当时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由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亲自批准。这个特鲁多就是曾经被习近平当面狠狠羞辱的现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父亲。

　　回顾一九八零年年末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当时的邓小平只关心两件事情，一件是邓朴方在加拿大的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另一件便是对江青等人的审判。审判负责人之一黄王昆曾回忆，邓小平对当时的审判录相一次不少地认真观看，正式宣布判处江青“死缓”的那一天，邓小平还与其他中共政要特别赶到公安部大院，聚在一处秘密会议室听里收看现场实况。可见，在如何处置江青的问题上，他邓小平不可能不把在这件事情上的决策与自己儿子的“文革”遭遇及残疾现状联系在一起。

　　当年为采访邓小平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担任现场翻译的施燕华回忆说：法拉奇问：“（您被下放江西劳动）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笑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施燕华描述说：当时的法拉奇露出钦佩而又迷惑的神气，当然她是难以理解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的。这是一个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历尽磨难的人，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说的话。他本人和家人都曾遭受很大的冤屈，但他不是从个人恩怨来看这个问题，而是从政治的高度，从国家、民族的前途来考虑问题。我当时听了邓小平的话都很感动。

　　但是事实上，当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种所谓“以德报怨”仅仅是局限在让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继续悬挂和不同意拆除毛泽东纪念堂两件事上，当年要不是陈云力阻，毛夫人江青的脑袋早就被邓小平砍了。除了对江青一度想置于死地，对毛泽东的后代他邓小平也曾百般刁难，甚至让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失去自由”长达五年时间。

　　在中共内部，所谓“陈云同志曾力排众议反对判江青死刑”的故事尽人皆知，主要依据之一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陈东林发表的《陈云为何力排众议反对杀江青？》一文。文中记载：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这里所说的“政治局开会讨论”，“主张判江青死刑”的“许多同志”，包括了邓小平，华国锋，王震和韦国清等。笔者也听到过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和乌兰夫也都是主杀派。对中共“文革”史多少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两个人对毛泽东和江青夫妇的仇恨都可以用无以复加来形容。

　　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李锐生前曾著文披露，1989年4月5日下午两点半，胡耀邦在他与世长辞的前十天，约李锐到会计司胡同家中长谈7个半小时，在这次最后的长谈中，胡耀邦谈到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邓小平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立即执行。叶帅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邓小平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

　　笔者也就此向几位内部人士，包括陈云二公子陈方的朋友讨论过，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徐帅是第一个提出反对小平死刑意见的，陈云接着徐帅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向邓小平等 “主杀派”很不客气地说：“如果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继而又有胡耀邦等人斗胆拒看邓小平脸色行事， 一一表态“刀下留人”。

　　当时一度因为邓小平坚持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以当时的“著名民主党派代表”屈武的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主杀信”为例，导致政治局为此事议了两天，最终决定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缓，其实是用“刀下留人”否定了邓小平和另外几个主杀派的意见。

　　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八十年代之后，邓小平和陈云第一次摆上台面的分歧就是这次“杀不杀江青” 的党内激辩。当时那次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过程中，陈云除了强调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的理由，还因为一句“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令邓小平长时间里郁闷不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锐先生在美国哈佛访问期间，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询问过此事，李锐先生说，自己最寄希望的长子文革跳楼自杀落下高度截瘫，他邓小平当然恨江青不死（大意）。

　　没把江青立即处死，，邓小平心中的恶气自然没有出尽。终日看着自己儿子坐在轮椅上的那付样子，对毛氏夫妇的冤仇肯定还要被时时勾起。没有机会便罢，只要一有机会，他邓小平还是按捺不住他与毛氏夫妇的这段私仇。于是，报复目标自然转到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后代李讷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