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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的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夏季和雨季，入秋以来，万物不是在被淋湿，就是在被晾干，难得一个晴天。这这里住了二十年，我已经习惯了宅在家里。

　　12 月的第一个星期，还是湿冷的天气。跟往年一样收到马蒂寄来的动画贺卡。点开邮件，《白色圣诞节》的音乐在电脑上响起。我看到漫天雪花中，一只漂亮的小鸟飞来，从雪地里衔起一枝冬青飞过松林。小兔子们在树下探头探脑，两只松鼠跃上枝头张望，几匹骏马和麋鹿在林中小屋前平静地踱步。镜头拉远，这一切原来是一幅画。画框下方的壁炉里火苗跳动，映着圣诞树上的饰品闪闪发亮，小猫和小狗在沙发上打盹。

　　这画面让我忘了窗外的湿气，仿佛回到了初到美国时在康涅狄格州阳光灿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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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蒂是大强的太太。大强是我到美国两个月的时候认识的。

　　第一次踏出国门，我英语还不太灵光，在耶鲁听课勉强够用，听不懂的就自己看书。第一学期我选了保罗・胡达克（Paul Hudak）教授的《编译原理》，这是我们计算机系的看家课。保罗慈眉善目，有几分像詹姆斯・喀麦隆，又有点像宫崎骏。听几位学长学姐介绍，他是系里公认的好人。

　　我出国前已经学过编译课了。到美国后，为了学位再学一遍。我想，对比一下也是好的。

　　果然不一样。我以前学的是用命令式（imperative）的 C 语言实现编译器，保罗教我们用函数式（functional）语言来实现。耶鲁是函数式编程研究的重镇，保罗正带队研究 Haskell 语言的应用，而科大少年班的学长邵中教授在这里带领另一个小组做 Standard ML 语言相关的研究。这两种语言涵盖了函数式编程的两大流派。

　　跟命令式编程不同，函数式编程强调避免副作用（side effects）。如果一个函数只是根据输入值算出一个结果，不造成其它任何改变，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没有副作用的纯函数（pure function）。去掉副作用，程序正确性更容易验证，也更容易优化执行。

　　Haskell 语言不允许任何副作用。保罗开玩笑地说：Standard ML 是腐败的（corrupted），Haskell 才是纯洁的（pure）。

　　这天保罗有事，给我们安排了一位代课老师。他就是大强。

　　大强是美国白人，四五十岁，一头金发看起来从上小学起就没有梳过，还有一撮林子祥式的小胡子。他个子很高，高到任何人跟他聊天都必须久仰、久仰。据他自己说有两米，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吹牛皮，但目测相去不远。那天他穿一件有点泛黄的 T 恤，长度不够，把肚脐眼都给露出来了。与其说是大学老师，他更像建筑工地上搬砖的小工。

　　很多年后我听到的一句歌词，脑子里马上跳出大强的形象：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

　　和大强在他办公室前合影。门上是他和朋友们攀岩漂流的照片。他其实是半蹲着的。

　　大强说话也有林子祥的中气，擅长贯口，不时掺入发自肺腑的大笑，整个教室都为之共振。他英文发音清楚，即便是我听起来也没有任何困难。

　　大强全名叫 John Peterson（约翰・彼得逊），但我觉得这个名字太正式，还是“大强”（Big John）传神，接地气，跟他搭。

　　大强的职位是研究科学家，不负责教学，但我觉得这是明珠暗投了，因为他讲课常一语中的，复杂的概念经他一分析就变得清晰明了。而且他对课程内容信手拈来，不假思索侃侃而谈。更难得的是从头到尾没有废话，也不加“嗯、啊、你知道”这些不含信息的添加剂。

　　后来跟他熟了，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开课，他说做老师就要写 Grant 申请研究资金，太麻烦。耶鲁计算机系那时没有纯教学岗，要么是教授岗，科研教学两手抓，需要自己找钱养活团队，要么是研究员岗，从教授那里领工资但不能开课。此事古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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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博第二年，我进了保罗的研究组，在他的指导下读论文、试着解决一些问题。很快，我发现组里个个都是能人，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只有我跟不上别人的思路，只能礼貌而尴尬地微笑，腮帮子相当酸爽。这让我煎熬了一年。终于，我确定自己不是做研究的料，在牛群中混下去迟早会暴露自己的蜗牛体质，给中国人民丢脸。于是我找到保罗，要求退学。

　　保罗说：做研究就像拼图，一开始都摸不着头绪。但只要坚持，总能把相关的知识一点一点拼接起来，最后完成一张大图。大强也鼓励我，说我是他们最省心的学生之一，给我指个方向，我就可以小车不倒只管推，不像有的学生，导师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帮他达到毕业要求。我不知道他是真地这么想，还是只是为了让我好受一些。不管怎么说，他看起来非常真诚，不像惯常开玩笑的样子，所以即便是善意的谎言我也当真的听了。我决定留下来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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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久了，我发现大强和保罗一样周末都不怎么工作，而是热衷于广阔天地练红心，经常开车几个小时去攀岩、漂流、还有滑雪。比我低一级的师弟美国人安东尼也是运动爱好者，和大强经常约了周末去攀岩。我虽然羡慕，从来没想过这一切和我会有什么关系，毕竟我小脑不发育外加恐高症。

　　这天我正在翻来覆去改一篇论文，已经到了韦编三绝不忍直视的程度。痛苦挣扎的时候，大强溜达进我的办公室，把我桌上的书本一推，一屁股坐下去：“伙计（Dude），周末我会跟安东尼和亨里克（我们组的瑞典博士后）去纽约攀岩。”

　　“好啊，祝你们玩得愉快，别掉下来。”

　　“你也去。”

　　我一惊：“你又在开玩笑？我可不会。还有，下星期还得交一篇论文呢，我改得都快吐了还没头绪。”

　　“这就是你为什么必须去。John Young，你干得太多了。相信我，攀完岩你肯定下笔有神。”

　　大强发不好我名字的中文读音 Zhanyong，我就告诉他读“John Young”（小强）好了。大强听了很高兴，说我是他失散多年的兄弟。

　　“谢谢，可我确实不会呀，也没那些器材。”其实我是有点怕。

　　“安东尼和我可以教你，你啥也不用准备，用我们的设备就行。我保证把你完整交还给你太太。这事就这么定了！”

　　都这样了，我再推辞就给中国人民丢脸了。

　　星期六一大早，大强开车，一行四人从纽黑文出发去纽约州的刚克斯山。我虽然到美国已经三年多了，对汽车了解还是有限，安全知识也比较匮乏，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印象，觉得自己坐在后排不用系安全带。上 95 号高速公路前，大强从后视镜注意到了，提醒我：“系好安全带，我可是签了保证书的，把你送回去的时候必须还是完整的一块。”

　　那是 2000 年的十一月，秋高气爽，漫山遍野都是黄、橙、红色的树叶，在新英格兰灿烂的阳光下鲜艳夺目。我掏出摄像机，记录这层林尽染的美景。那个星期美国大选投票日刚过，一路上收音机里播报着最新的计票结果。小布什和戈尔谁上就看佛罗里达了。两人在那里的票数旗鼓相当，一时难以判断。我想，可能要等我们下山才能出结果了。

　　谁都没想到，我们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戏，小布什在佛州仅以极其微弱的优势领先，戈尔申请重新计票，布什一方自然百般阻挠。一个多月以后，还是没有让大家都信服的计票结果。这时戈尔宣布体面地放弃抗争，避免了美国社会的进一步极化和动荡。相比之下， 20 年后另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表现不提也罢。

　　到了山脚，安东尼和大强一边帮我穿戴好设备，一边给我解释安全常识：什么叫 belay（牵绳保护），harness（护具）如何固定，要避免哪些常见错误，等等。二十分钟后，我还在试图消化重要的知识点，大强把系在他身上的主绳交到我手里：“OK，你已经准备好了。我先上，你照刚才学的方法 belay 我。”

　　啊？这就行了？这是送分题还是送命题？来不及多想，大强已经在往上爬了。我赶紧重复刚学的动作，用左手放出一小截绳子。他爬一小段，我再放一截，保持绳子不松不紧。

　　因为大强是领头，并没有一根绳子从上面吊下来保护他。保护绳是从他身上连到地面上的我手中的。他必须每爬出一段就找一个合适的岩缝插入岩塞，把绳子挂在岩塞上。要是他失手坠落，绳子就会吊在离他最近的岩塞上把他拉住 - 前提是我会及时用右手拉紧绳子，借助保护器的摩擦力阻止他下落。要是我慌了，或者动作不到位，他就会一坠到底。

　　安东尼在旁边看着我，不时纠正一些不规范的动作。我开始渗出冷汗。

　　我盯着大强硕大的身体在头顶晃来晃去，不敢松懈：大强啊大强，你这责任真是太重了，也太大了！

　　上了十几米，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大强停下来 ，把一根绳子垂到地面。安东尼帮我把它系在我的护具上，让我开始爬，他负责保护。

　　爬了几步，听得见自己心跳的声音。照大强说的，我不去想那么多，只关注下一步。一边爬，一边听安东尼在下面说：很多人有误解，认为攀岩靠的是胳膊有力。其实能用腿的时候要尽量用腿，胳膊只是起个引导作用。初学者容易过度依赖胳膊，不能持久战。很多计算机工程师喜欢攀岩，因为这是一项需要计算的运动，怎么协调、发力，什么时候换手，下一个支撑点在哪，都需要规划。

　　大强位置最高，不时发来最高指示，告诉我下一步的爬法。我依计行事，手脚渐渐比刚开始更协调了。终于，我和大强汇合了。

　　长出一口气：这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嘛。

　　亨里克跟了上来。最后是安东尼，一边爬一边回收岩塞。

　　我正在想是不是现在该下去了，大强又开始往上爬。我总不可能自己一个人爬下去吧，那好像比爬上来还要更难。只好在他到达下一个落脚点之后硬着头皮跟上。

　　好像是看出了我的恐惧，安东尼向我保证：我们准备充分，万无一失，器材都是杀鸡用牛刀（incredibly over-engineered）。大强也拍胸保证：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要是摔得惨，他全额退款。

　　说实话，大强的调侃并没有舒缓我的紧张。我全部意志力都用在提醒自己集中精力。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 这些口号突然间有了具体实在的含义。

　　我们选的这座山峰有八十多米高，相当于近三十层楼。基本都是 80 度左右的大坡，也有部分 90 度直上直下的岩壁。好在都有可以脚踩的着力点，不需要像《碟中谍》第二集中阿汤哥那样全靠几个指头悬吊。我向下搂了一眼，不知什么时候山脚的树林已经变得像一根根火柴棍。对高度的恐惧向我袭来。偏偏这时候山风吹来，一阵头晕。

　　赶紧抬起头，不敢往下看。心跳得厉害。

　　我无路可退。闭上眼，待情绪略稳定再睁开，寻找下一个支撑点。

　　体力开始不支，山顶还是遥不可及。

　　继续前进。

　　大概过了三个小时，终于成功登顶。低头，停车场已经看不清。远眺，红叶连成片延伸到远处融入天际。荡胸生层云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大强一屁股坐在悬崖边上，双腿翘在外面，双手在空中乱挥，就好像坐在我办公桌上一样随意。我又是一阵眩晕。

　　回头一想，这次攀岩的路线技术难度不高，对我体力的挑战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我战胜了自己的恐高症，每一步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爬上来的。虽然全程有两位攀岩高手的指点，起码我没有靠别人拖上去。

　　如果这是一篇鸡汤，这时就该插入俞敏洪的“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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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

　　接下来几年，大强继续推广他热衷的户外运动，带着我和系里的其他老师同学和家属们在康州攀岩，去佛尔蒙州滑雪，到宾夕法尼亚州白水漂流。参加的有他的学生邻居、博士后、教授和他们的太太、女友，甚至包括小朋友们。

　　回家后，他会收集大家拍的照片和视频，做成花絮，大家一起聚会时回顾。他管这叫Dude Fest（伙计节）。

　　那时候数字相机还不普及，很多相片是胶片的。他就用胶片投影机。一边放幻灯，一边绘声绘色地讲解当时的各种趣事或者恐怖故事。比如某地有一块形如阳具的巨石，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某筏子翻了，身体夹在石头缝中间上不来壮烈牺牲。

　　看到我们惊恐的表情，他连忙说这种事情概率非常小，根本不用担心。我将信将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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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博那几年微软正在开发 F# 编程语言。F 是一个音符的名字，而 # 是音乐中的升号，F# 就是升 F 音。F 也表示这是一门函数式（functional）语言，# 表示它比一般函数式语言更厉害。保罗开玩笑说我们什么时候也做一个基于 Haskell 的 H# 语言。我说：可惜没有 H 这个音符。

　　大强告诉我：是有 H 这个音符的。在德国，以前用 B 表示降B，而用 H 表示 B，所以德国的 H 就是其它国家通行的 B。但是呢，这样一来 H# 就成了 C 这个音，H# 语言就成了 C 语言，确实不是一个好名字。

　　瑞典来的博士后亨里克也告诉我，巴赫（Bach）的音乐签名就是 BACH 四个音符。我一查，真是这样的，巴赫的签名长这样：

　　这个设计妙在，用 F 调高音谱号、次中音谱号、中音谱号和C调高音谱号这四种谱号记谱，第三线上分别是德国的B、A、C和德国的 H 四个音符，也就是图中心那个音符。

　　其他音乐家的名字就没有这样的巧合，看来巴赫真是天选之子。

　　大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冷知识？因为他热爱古典音乐，会吹长号，办公室的书架上堆满两层 CD，全是古典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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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写，大家可能觉得大强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伙计，其实他的程序和论文都写得极好，把复杂的事情讲得非常清楚，跟他讲课一样。他和保罗都是 Haskell 语言设计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虽然 Haskell 在工业界没有流行，它的设计思想却对很多工业界的语言有深远影响。被广泛看好有望取代 C++ 的 rust 语言就从 Haskell 借用了很多特性，Google 正在开发的 C++ 接班语言 Carbon 也同样深受 Haskell 影响。

　　2002 年，我要毕业了。到底是当教授，还是去做程序员？这个问题困扰我很厉害。刚来美国时我想当科学家。经过几年学习，我越来越感觉做工程师更符合我的兴趣和长处，但又放不下这几年读博士的训练。一时想不清楚，我决定双管齐下，先在学校找找教职，有了结果再考虑去不去。

　　简历投出去，收到几所大学的面试邀请。我需要给他们做一场报告介绍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路之前，我在课题组内部试讲了一番，征求意见。

　　我的主要工作是设计实现了一门在嵌入式系统上编写控制软件的 RT-FRP 语言。为了展示这门语言的威力，我写了一个编译器把 RT-FRP 程序转化为一个 3D 机器人射击游戏 MindRover 的控制程序。也就是说，可以用 RT-FRP 控制游戏中的机器完成各种任务。我试图说明，用我的语言编写控制程序比用游戏自带的编程语言更简洁、直观、易懂。

　　大强觉得我的演示虽然炫酷，却没有把我的语言的最大优点说清楚。他告诉我：听讲座的教授们很多是其它领域的，对他们来说，要紧的是解释明白我的东西好在哪里，而不是纠结于讲解技术细节。

　　他建议我多强调 RT-FRP 是一门宣告式（declarative）的语言，也就是说程序员只需说明他们想要做什么（what），至于怎么做（how）就交给编译器去完成。这样，程序员可以专注于高层的业务逻辑，不必去操心底层实现细节，开发效率和正确性都比用命令式（imperative）的语言高。如果把 RT-FRP 当成一门函数式语言来宣传，有人会抬杠说面向对象语言才是王道。但他们却很难找到反对宣告式语言的理由。

　　跟他讲课一样，大强再次一针见血。他的这番评论我一直牢记，设计系统时坚持践行宣告式理念，受益匪浅。

　　周游几所大学后，我觉得做教授不光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学生负责，自己没有准备好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是去工业界会不会变成一颗螺丝钉，被老板呼来喝去的生活是不是很压抑无趣？

　　大强告诉我：只要愿意去发现，工业界其实也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博士训练会帮助你用别人没有的角度解决问题，做好了也会很有成就感，得到相应的回报。

　　最终我决定去做程序员。

　　果不其然，我在谷歌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很有挑战性：写一个跨平台的 C++ 测试框架。当时可以说所有的 C++ 测试框架都很难用，我用在耶鲁学到的宣告式编程和特定领域语言设计的思想指导，用做博士论文的方式调研，做出来一个超越前人的设计，快 20 年了仍然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开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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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强是个让人欢乐的人。他不光带大家一起玩，还有过人的搞笑天赋。每次活动他都会负责插科打诨，搞一些无伤大雅的恶作剧，比如照相的时候在某人头上比天线，伙计节上爆在座某位的料。不过他的玩笑从来不会让人难堪。

　　毕业前和课题组合影。后排左起：亨里克、保罗、安东尼、大强

　　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也有样学样。

　　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如何用函数式编程去处理连续信号（continuous signals），所以 PPT 里会出现很多关于信号（signals）的内容。我们系那个投影仪，如果没有接好线就会出现蓝屏，上面一行小字“No signal”（没有信号）。我准备的 PPT 第一页就是复刻了这个画面。

　　上台之后，我假装连接投影仪失败，大屏幕上显示出“No signal”。大强在下面热心指点我调试，但是招数都不管用。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我一拍空白键，一行“Lots of signals”（很多信号）的小字跳出来，把“No signal”推走。大家明白中招了，教室里发出一阵快乐的笑声，大强的尤为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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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耶鲁毕业后，我在西雅图扎下了根。两年后，大强也离开了。当时保罗项目组的资金不够，要么他的一个中国来的博士生离开，要么大强必须离开。要是博士生离开的话，她的学业就会受到影响。她已经快毕业了，换一个导师需要从头做很多事情。

　　凭大强和保罗的老交情，他可以要求留下，但他选择的是在甘尼森（Gunnison）的西科罗拉多大学谋了一个教职，把耶鲁的机会留给了那个中国博士生。

　　大强到了西科罗拉多大学依旧欢乐，没有表现出丝毫离开耶鲁的落差。那里没有繁重的科研任务，他正好可以专注于教学。每个星期三晚上他都会在图书馆给学生答疑，直到 12 点图书馆关门。他加入了大学管弦乐团，认真地吹长号。每年夏天，他还开办夏令营，给周围的中学生讲编程，教他们用函数式语言做动画和游戏。

　　科罗拉多自然条件很适合户外活动，冬天可以滑雪，夏天可以攀岩。他自然继续领头带着朋友和学生们四处冒险。大家都喜欢他这个老大哥。

　　大强多次邀请我带着孩子一起去甘尼森，他会带我们再出去野外探险。因为孩子太小工作也忙，就一年拖一年，到现在也没有去过。不过，他有几次经过西雅图，或者是去野外探险的路上，或者是去微软开会，和我又见过几面。

　　每次到我家，他都会发挥逗小孩的天赋，做各种怪相，把孩子举过头顶，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孩子大一点之后，大强叔叔还会弹钢琴跟他们合奏，或是陪他们打乒乓球。

　　大强途经西雅图，在谷歌办公楼前合影

　　我家院里有两棵大树，一棵是樱桃树，还有一颗不是樱桃树。大强来了，技痒难捱，三下五除二就爬到树上去，让我们给他照相留念。

　　他到哪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他还搞怪，教我两岁的女儿说“嘿，伙计！”（Hey, dude!）一定要学得字正腔圆他才满意。看着小不点嘴里蹦出老气横秋的这句话，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

　　每年年底，我都会收到大强的一封电子信，是他的年终总结，告诉我们这一年他、太太马蒂和孩子们又有什么变化，见了哪些朋友，伙计节上有哪些趣事。

　　最近一次见大强是 2016 年。保罗因为白血病在一年前逝世了。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在耶鲁大学为他举办了一个追思会。在会上见到大强，握着他的手，痛感遍插茱萸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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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三月，大强约了朋友去俄勒冈攀岩，按计划会在西雅图稍作停留。又有机会见面了。

　　约定时间前一周，我突然收到亨里克的一封信，标题是“约翰・彼得逊 - 非常不幸的消息”。

　　我一惊，打开一看：大强在上周末因攀岩事故意外丧生。

　　我脑子一片空白，进入宕机状态。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强这样的老手也会出事。我再也没有机会赴大强的伙计节了吗？我不知道大强在灾难突然到来的时候，脑子里最后的念头是什么。我想他会骂一句：“我靠，这该死的副作用！（Oh, f***.  Damn the side effects!）”

　　后来陆陆续续得知更多细节：他和马蒂带着朋友和学生去攀岩，不知是设备还是操作失误，被绳子缠住，当场遇难。马蒂和学生们亲眼目睹却无能为力。

　　别了，大强，我失散多年的大哥。感谢你给我的友谊、关照和鼓励，在我想要放弃读博的时候，在我面对高度恐惧的时候。如果消息可以穿越，我想回到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像电影《星际旅行》（Interstellar）里那个宇航员库柏试图告诉过去的自己那样，对你说：嘿，伙计，别去！（Hey, dude, don’t go!）

　　大强走后，西科罗拉多大学在图书馆里他常给学生答疑的角落嵌上了一块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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