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大数据”为依托，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滴水不漏的公民信用监督体系。地方政府文件显示，公务员成为了这一监督机制关注的重点人群。官方媒体说，这有利于提高公务人员的诚信意识和政府的行政水平。但批评者担忧，这一监督网络是极权政治的体现，最终对社会有害。　　　

　　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北京一个社区组织居民学习相关精神。（2017年10月14日）

　　中国国务院2014年下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后，当局极力打造一个广布全国、监督公民行为的社会信用评分体系。据官方媒体报道，已经有20多个省市出台了个人信用评价标准。

　　中国各地出台的有关社会信用积分的方案中，很多将公务员列为关注的重点对象。公务员在工作中和工作之外的个人行为都将成为奖惩、升迁的评估指标。

　　福建泉州今年3月下发的《泉州市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实施方案》说，信用建设将纳入公务员培训和领导干部进修课程，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产生的荣誉表彰和违法违约违规及违反社会公德等信用信息，特别是在履职过程中，因违法违规、失信违约被司法判决、行政处罚、纪律处分、问责处理等信息”都将纳入信用记录，公务员的“诚信档案”将作为干部考核、任用和奖惩的依据。

　　宁夏也对公务员在个人诚信体系中的信用信息作为考核、奖惩和选拔任用的依据。官方媒体还说，政府还把这一信用体系与曝光举报制度相结合，将“向社会公开披露各级人民政府掌握的个人严重失信信息”、“鼓励市场主体对严重失信个人采取差别化服务”。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信用评级与认证中心主任韩家平去年12月对《新京报》说，中国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实现信息透明”。他说：“借助这一后发优势，我国可以快速进步。”

　　美国作家、时政评论员章家敦认为，中国的信用评估体系对提高政府工作水平、惩戒腐败可能有某些正面作用，但整体来说对社会是有害的。

　　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这是极权主义的实践。即使这对改变行为有好处，也不值得这样做。我们正在看到的是用技术的极限来创造一个全方位的体系，所以这是极为危险的。”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韩家平说，中国正在借鉴西方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做法。他说：“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实行信息透明，尤其是采集、查询、共享上的透明。”

　　但美国时政评论员章家敦说，美中两国的信用体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他说：“这里其实没有可比性。因为中国的体系是全面、广泛的。当中国把各个不同的地方系统组织成为一个全国系统后，这将是世界上最广泛、最具雄心的个人数据搜集行动。”

　　章家敦还表示，中国信用体系建设的目的之一是监督个人是否忠于中国共产党。他说：“这是把一人专制制度施加给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做法是极为大胆的，规模也令人惊叹。这些都是科技所引起的，尤其是在对科技使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