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一次，安倍真是用心良苦。

老天皇退位，新天皇登基，必须取一个新的年号。

最后，日本政府选中了两个字：令和。

安倍随后特意强调，“令和”这个新年号，选自《万叶集》，这是“象征我国丰富的国民文化和悠长传统的日本古籍”。

《万叶集》第五卷《梅花歌卅二首并序》中有这样表述：“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

春天选了带有春意的两个字，确实意思不错。

看到很多媒体报道说，这是1300多年来，日本年号首次成功“脱中”。

对于记者有关“为何不选用中国典籍”的提问时，安倍倒也直言不讳：

日本正迎来一个根本的转换期，为了反映日本人的新精神新时代，我们最终决定从日本的典籍中选用新的年号。

也就是说，这次不从中国经典作品中选年号，是安倍的既定主张，意在显示日本的文化独立，有很深的政治寓意。

要知道，自公元645年日本仿效唐朝做法设立年号来，从第一个年号“大化”至今，1374年时间，247个年号，都取自中国的经典。

比如，有36个年号，来自《尚书》，27个年号来自《易经》。

明治维新的“明治”，则取自《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

安倍用心良苦，如所它所愿了吗？

错！

道理很简单，日本年号要想能“脱中”，除非不用汉字，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比如，日本现在的解释，令和，源自《万叶集》。

但要知道，古体诗往往需要典故，需要源头。日本古诗是在中国诗歌熏陶中成长的，越是当时的名诗人，遣词造句越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

翻翻中国经典，源泉在前头。

别忘了，早在东汉时期，张衡的《归田赋》中，就有“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句子。

对了，就是那个造地动仪的张衡，但他同时是文学大家。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万叶集：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

归田赋：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

都是描写春天，一个1300多年前，一个近2000年前，到底谁效仿谁。

另外，《全唐文》中，薛道衡之孙薛元超，也曾写下过“时惟令月，景淑风和”的句子。

而且，还有更早的典故。

《礼记·经解》中还有这么一句:“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

这个“令和”的内涵，感觉更好一些。

所以，日本年号要“脱中”，100000+年都不成，除非不用汉字。

（二）

当然，如果我们因此嘲笑日本，我觉得更不应该。

毕竟，年号这种东西，起源自中国。以前的中国，后来的日本、半岛、越南等，都是这样做的，年号都来自中国经典。

辛亥革命后，我们废弃了年号。现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也只剩下日本，还保留了这个千年传统。

在日本，这也不是礼仪性用字，而是深入到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公文、日本居民卡、身份证、驾驶证，都使用年号。以至于硬币、车票、食品保质期，都与年号密不可分。

年号，是需要“天天见”的。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真必须佩服日本，一方面很西化，但另一方面确实很传统，包括对中华文化的持续吸收，对传统习俗的千年遵守。

走在日本街头，看到熟悉的汉字商标，以及看到日本新的汉字年号，还是多少有一些心有戚戚的感觉。

至于“脱中”，日本人的一些盘算，可以理解。

但文化这东西，剪不断，润物无声，极具穿透力，表为日本心，实为大汉魂。

安倍自以为是“脱中”了，其实更显露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道理很简单，只要使用汉字，就脱不开中华文化的汪洋大海。哪怕不用汉字，儒家文化思想，也是如影随形的。

改年号，就反映对华态度？也真未必！

别忘了，甲午海战时的日本年号明治，二战侵华时的日本年号昭和，也都取自中国经典，也都有美好寓意，也没有改变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态度。

所以，对于日本年号“脱中”，我们更多是要自信。

如果中国文化一直有魅力，日本就不可能放弃汉字。

如果我们持续繁荣昌盛，我们更不必担忧日本怎么样。

关键是做好自己，不折腾。文化自信，则是最深沉最持久的自信。

我们倒是更要警醒了：怎么样让我们的文化更有影响力，怎么样让我们更不愧对于先人，而不是自己一方面不好好传承，另一方面却抱怨被别国抢了什么节日。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未来的竞争，从来不是一国一城的竞争，而是一个地区的竞争。中国的崛起，首先是中华文化圈的整合。作为该文化圈中的大国，中日应该成为朋友，最好也成为朋友。

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高超的大国外交，就是将强敌化为朋友！实现这一点，对中国对日本的整体国家利益，超越100个诺贝尔和平奖。

不能小觑了安倍，这个日本政坛不世出的政治家；但中华文化持久的魅力，却是任何一个政治家无法匹敌的。

当然，永远别忘了这句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