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在推动对电子商务的无区别待遇的全球谈判（包括中国在内）的支持，以及在单方面区别对待中国领先的电信设备供应商之间存在脱节。这样一种紧张局势正在全球范围内上演——在贸易官员试图阻止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浪潮的同时，西方安全机构认定中国快速发展的技术实力是一种战略威胁。

上个月，76个国家同意启动正式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以制定一套新的可执行的全球规则来管理电子商务交易，这是澳大利亚贸易外交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成就。而在此之前，在特朗普政府退出之后，澳大利亚与日本一道在振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方面取得了成功，这符合澳大利亚领导多边贸易上的长期历史——包括建立世贸组织和构建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乌拉圭回合。

自2017年底以来，澳大利亚一直与日本和新加坡合作，组建了一个愿意制定一个框架来加强数字交易伙伴之间信任的国家集团。中国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了月度会议，但仅到最后一刻才决定参加谈判。

这项拟议的协议将涵盖一些传统的全球贸易问题，例如对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交易的低价值商品禁征关税，以及与贸易便利化更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承认数字合同和数字签名。

然而，它也将涵盖一些对于中国来说更加困难的问题，包括消除跨境数据流动的障碍或迫使外国公司开放其源代码作为投资或贸易的条件。

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表示，加入这一谈判的决定反映了中国认为这有助于挽救世界贸易体系。

“多边贸易体系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他说。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曾领导特朗普政府对世贸组织的攻击及其与中国的贸易战，他已经承诺美国参与谈判。他表示，他们必须达成“可以强制执行的高标准协议，并要求所有参与者承担相同的义务”。

从开始谈判到达成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当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键的战略战场，让这两国都坐到WTO的谈判桌上是非常了不起的。

虽然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DFAT）领导了这项谈判倡议，但内政部下属的安全机构也创新性地为禁止以华为为首的中国电信公司参与 5G电信网络的铺设阐述了理由。该禁令没有提及中国，而是指出“可能受到外国政府法外指示的供应商，而这些指示与澳大利亚法律相冲突”。

这反映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2017年《国家安全法》的解读，该立法明确规定中国组织必须“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

虽然澳大利亚是华为全球市场的一小部分，但我们的安全机构做出的解读正在被其他较大的国家审议，作为遏制中国在其信息基础设施中的影响力的一个范例模板。

长期以来，安全机构一直未能成功找到华为在向西方供应的硬件中插入“后门”的证据——这种后门可能使中国当局能够监控甚至控制系统。澳大利亚的提法避开了这一点，而只是将国家干预的可能性作为排除这间中国供应商的理由。这是美国希望其盟友，特别是五眼安全联盟的其他成员所采取的一种立场。

安全机构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电信基础设施，还包括云计算，配电，数据库管理和供应链系统。

这种逻辑的结论是，中国的科技公司将被迫撤回到中国的“大防火墙”的后方，服务于其庞大的国内市场，而西方公司则管理其他所有各方。

但这是否实用呢？华为指出，其在电信基础设施业务上的主要竞争对手，瑞典的爱立信和芬兰的诺基亚也从中国采购他们的设备。

上海诺基亚贝尔（Nokia Bell）有限公司是由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监管的一家合资企业，而爱立信则与中国国有企业南京熊猫电子公司组建了合资企业。

DFAT的最新贸易报告显示，过去五年澳大利亚在中国的电信设备上花费了330亿澳元，其中华为所占份额不到5％。

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苹果和其他公司的智能手机，但也包括本国电信基础设施的一大部分。

五年来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先进技术的总购买价值约为1000亿澳元。除了提供我们60％的电信设备进口外，中国还向我们提供占三分之二的电脑，60％的集成电路和55％的配电设备。我们从其他国家购买的所有设备几乎都有中国在供应链上的参与。

目前，安全官员在澳大利亚和其他主要西方大国的政府心中占据上风。

假使排除中国供应商会带来国家成本的话，现在对于这种成本既不会进行衡量，也不会在考虑中予以任何重视。

早期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认为，西方的目标应该是让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安全分析家则认为，中国政府的斯大林主义倾向使这一点变得不可能。然而，贸易谈判所抱有的志向应该是追求一种希望，而不是砰地关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