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2日中国上海: 消费电子展上人们走过华为展区

在阿尔及利亚，一名华为高层经理被判犯有行贿罪行之后，华为被禁止参加政府项目招标。

在赞比亚，华为接受了调查，罪名是华为在一个农村地区修建移动通讯塔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中行贿。

在所罗门群岛，华为被指控向执政党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贿赂以得到一个海底光缆的项目合同。

以上这三起案件，外加近年来另外几起案件，被控方都是华为科技有限公司，后者因剽窃知识产权与间谍活动的指称而正在接受西方国家的调查。

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表示，华为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禁止华为在这些国家建设新型最先进的5G通讯网络。其他西方国家正在考虑是否对华为发出类似的禁令。

美国检察官上个月指控华为这个由解放军前军官创建的公司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律、从T-Mobile电信运营商盗取商业机密以及鼓励本公司员工偷窃知识产权。

有关华为的国家安全担忧，让人略微忽视了这家公司运营的另一面，即华为涉及腐败的商业行径。

华为否认这些指控，并称公司有防范商业行贿的有效机制。

华为公司的一份声明说，该公司对行贿有“零容忍”的政策。

声明说：“华为认为，腐败严重损害公平市场竞争，对我们社会、经济和企业的发展构成了威胁。”

不过一些研究华为商业行为的专家说，华为的行为与其宣称的政策并不一致。

美国传统基金会非洲研究专家梅瑟维（Joshua Meservey）说：“华为在非洲大陆活动的不幸事实是，有切实记录显示，他们涉及腐败和其他不正当的商业行为。”

华为在170多个国家有商业运作，年收入108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通讯设备供应商。华为去年超越苹果，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第二大制造商。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去年12月被加拿大政府逮捕，目前被保释，并因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禁令而可能被引渡到美国。

华为拒绝承认这些指控。华为在上星期公布的一份致英国议会的信函中否认了间谍指控，理由是如果公司“涉及有害行为，不会不暴露。这肯定会摧毁我们的商业。”

亚洲与非洲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官员和公民社会活动人士都十分担忧华为的腐败商业行径。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前专业雇员凯泽（Andy Keiser）说，华为和规模略小的国内竞争对手中兴公司过去12年来在多达21个国家都“受到调查或者被判犯有腐败罪”。

这包括阿尔及利亚和加纳等12个非洲国家，以及菲律宾，马来西亚，挪威，巴布亚新几内亚，蒙古，所罗门群岛和中国本身。

凯泽去年6月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兴与华为在全球范围内声名狼藉。”

华为腐败商业行为的交易额多达数十亿美元。一直跟踪中国在世界各地投资的RWR咨询组织估计，华为涉及贿赂和腐败指称的商业交易超过了50亿美元。

华为被控的罪名既涉及行贿，又包括向政党非法捐款，目的是换取商业合同和别的商业好处。

在阿尔及利亚的案件中，华为与中兴的管理人员被控向一家前国营通讯运营的管理人员和一名商人支付了一千万美元 ，以换取合同。

阿尔及利亚一家法庭2012年判定这名前管理人员和另外一名商人受贿罪名成立，两人被判18年监禁。

三名中国企业管理人士也受到缺席审判，并被判处10年监禁。

阿尔及利亚政府判处华为与中兴交纳罚款，并禁止他们在两年内参加政府合同的招标。

在加纳，华为被控向执政党提供非法资助。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也在别的国家被控了同样的罪名。

2012年，一个反对派组织透露，有证据显示华为向执政的国家民主大会党提供了非法的竞选赞助，换取4300万美元的免税。

问责政府联盟提供的发票和其它文件显示，华为在2012年的竞选中向加纳的执政党提供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竞选设备。

联盟表示，作为回报，政府将“一项最有油水的政府合同”交给了华为。合同总额1.5亿美元，要为政府建设一个电子办公平台。

华为与加纳政府对这一指控予以否认。

华为在所罗门群岛面临类似的指控。2017年，一个议会委员会指责政府授予华为一项合同，修建一条连接澳大利亚的海底光缆。华为为此向执政党支付了525万美元的竞选赞助。

议会报告说，“委员会认为，这是政府绕过采购要求，向华为授予合同的主要原因。”

华为对这项指控予以否认。

华为在一份声明中说，“华为作为全球性商业实体，不参与政治。华为禁止全球分公司以任何形式提供政治捐款，即使合法也不行。”

行贿指称让华为在南非、阿尔及利亚和巴基斯坦的项目受到了影响。但华为似乎熬过了这些指称，成为全球5G网络的一个主要建设者。

路透社对多项公告所作的调查显示，截至去年2月，华为与世界各地的通讯运营商签署了25份谅解备忘录，要试用5G设备。

中国政府近年来打击国内腐败，让华为受到了影响。2017年，华为中国消费商业集团的负责人因受贿而被拘留。

华为表示， 为了杜绝雇员的腐败，已经执行了一些政策，其中包括要求管理人员宣誓保证。但跟踪国际（TRACE International）这个反对商业行贿的组织的负责人拉基（Alexandra Wrage）认为，“如果雇员得到的物质奖励抵不上那些好处的话，（安全防范的）的效果就十分有限。”

拉基说，“一家企业如果继续得到政府的财政与政治支持，危险就会更大，因为政府的支持经常为看成是为了追求增长而加大对危险的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