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夫在《纽约时报》介绍耶鲁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何若书(Denise Y. Ho)近期出版的《策展革命:毛泽东年代的政治陈列》(Curating Revolution: Politics on Display in Mao’s China)为认识中国的政治宣传打开一个大大的窗口。

董一夫写道：中国人生活在政治宣传无孔不入的世界里。近年来，中国官方宣传口径对忠诚度的要求以及对“不和谐”声音压制的力度，在世界范围内可谓数一数二。在很多人看来，宣传一不真实，二不理智，因而不值得研究和推敲。然而，尽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飞速发展，没有无孔不入的政治宣传的中国仍然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借助网络等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政治宣传传播甚至更加高效，更加无法抗拒。

一般人对宣传的认识首先来自于那些被命名为“党的喉舌”的宣传工具：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不过，《策展革命：毛泽东年代的政治陈列》（以下简称《策展革命》）告诉人们，我们周围世界被刻意摆置和构造的环境，实际上都是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策展革命》选取的毛时代在上海出现的六个案例说明宣传的无远弗届：中共“一大”会址的展览设计；上海蕃瓜弄棚户区“工人新村”的建设；五六十年代的“红领巾”接受的“爱科学、破迷信”教育；文革前的阶级教育展览；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功勋”展览；上海博物馆在文革“破四旧”时保护文物。

从表面上看，尤其是对没有亲历过毛时代的人来说，《策展革命》讲述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相隔甚远。但实际上，几乎任何一个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在半个世纪前直接受到了毛时代政治宣传的“洗礼”。如今正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中国掌握着主要权力，他们所做的种种对中国有着即时或长远影响的决策的根据，许多来源于他们自儿时以来通过宣传而被过滤和传输的政治经验和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策展革命》集中展现的是毛时代的政治宣传，但书中案例所描绘的宣传却依然活在当下中国社会。这一点，从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上可以清晰地看到。

政治宣传是如何蔓延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就我与那些亲身经历过毛时代的前辈交谈得出的结论而言，我发现，在个人层面，人们对宣传的就范大概有两种途径：一是“教育”  一种自外而内灌输的代名词，这其中包括同龄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二是威权，即在政治运动的高压下自我反省并调整言行的生存机制。

《策展革命》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则是以上两点的结合  仪式。作者发现，政治宣传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就占领了公共领域并渗透到所有私人领域，而是通过不断地重复  一次次运动、一个个展览  将宣传内容进行布展而后将参观仪式化，这当中既包括教育的引导，也包括威权的强迫。当参观宣传展览成为了一种仪式，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们就被吸纳进同一个政治宣传的机器中，在涉及政治和革命等问题上，人们的情感、语言和思维逐渐趋同，由此产生出了这个机器的合格产品：对工人阶级和贫农的怜悯、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敌视、对“旧社会”的仇恨以及对“新社会”的珍惜。

相对而言，展览是最可摆脱枯燥的政治宣传方式之一。因为展览中的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件，往往可以成为最有信服力的证据，如阶级教育展览上“旧社会”农民后背的伤疤，上海蕃瓜弄棚户区与工人新村的显著对比等等。

但是，即便如此，作者还是从记录档案细节里，发现了与政治宣传的主调不和谐的蛛丝马迹。例如，在60年代中期文革前的“阶展”中，有些参观者在看到实业家荣宗敬被没收的金饰品时，并没有对资产阶级的愤慨。红卫兵在参展者反馈中惊奇地看到了“多么好看，多么好看”的感叹。

正是通过对当年参观者反馈记录的分析，《策展革命》展现了毛时代政治宣传的局限。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毛时代的宣传可谓排山倒海，容不得一丝反抗。然而，在60年代初期的“爱科学、破迷信”运动，却是一个相对失败的政治宣传。作者通过查阅档案发现，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小学生在接受“教育”后，写出了让人哭笑不得的观后感。比如，有一个小学生这样“概括”他的收获：“毛主席教导我们好好学习，上帝也让我们好好学习。”

所谓“迷信”，实际上是民间宗教的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作者指出，“爱科学，破迷信”宣传中的所谓“科学”，并不是一套可以活学活用的思考方法和行为遵循，只是一套供学生死记硬背的教条，因而不具有替代那些充满着妖魔鬼怪的“迷信”的功用。

作者还参考了很多宝贵的一手资料（由于新的官方限制，本书参考的部分档案已不再对外公开），重现了昔日策展过程，通过对政治宣传细节的把握，提炼出中国政治宣传的某些特点。

蕃瓜弄在民国时期是上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以棚户区而臭名远扬。1963年，数十栋5层楼房在蕃瓜弄拔地而起，作为城市最穷困阶层的棚户区居民于第二年搬进了工人新村。政治宣传当然不能放过这一策展的机会。为了把工人新村打造成一个政治宣传课堂，几座棚户被当作课堂的背景而特意保留下来。对那些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来说，还有什么比楼房与棚户的鲜明对比更能说明“新社会”的优越性与“旧社会”的黑暗呢。

可是，无论蕃瓜弄里面的条件如何好，实际上即便是“新社会”的工人也没有几个真正可以住进蕃瓜弄一样的“工人新村”，而蕃瓜弄旧时的棚户并不能代表“旧社会”的常态。换句话说，蕃瓜弄“工人新村”所呈现的毛泽东时代工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根本不具有代表性。

颇具讽刺的是《策展革命》的作者通过跟进调查发现，最近30多年，上海处于飞速发展期，此时蕃瓜弄的5层楼房与周边的高楼大厦相比，已经显得破旧不堪。由于蕃瓜弄曾经作为一个实物展品被策展，成为政治宣传的重要内容，那么，此时蕃瓜弄的破败就为政治宣传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昔日“新社会”的工人新村，已然成为现代“棚户区”（蕃瓜弄的居民仅在几年前才得以搬迁），政治宣传又该如何言说作为策展实物的蕃瓜弄呢？由此可见，成为政治宣传牺牲品的不只有蕃瓜弄的居民，更有历史的真相。

1921年，当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年轻的毛泽东还不是党内的核心人物。然而，在50年代策展中共“一大”会址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已是至高无上：政治宣传的需要与历史的真相发生了不可协调的冲突。相关档案显示，参与策展的党史专家最初坚持“党史研究必须尊重史实”，但迫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把毛泽东摆在“一大”的核心位置。文革爆发后，“一大”会址便成了毛泽东步入“神坛”的踏脚石之一。

有趣的是，外国访客曾在著作中提到，展览的解说员在回答一些关于“一大”的具体问题时，如共产国际代表的名字和未被提及姓名的参会代表的名字，经常表示不清楚，显得毫无准备……然而，《策展革命》的作者在档案中发现，展览解说员在当时的含糊其辞是有意为之，原因是不在“外宾”面前直接说谎。

这种 “内外有别”、“对内不对外”的宣传手法，在今天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宣传中也依然常见。比如，提起已经成为人们谈资的“梁家河大学问”，就难免使人联想到中共“一大”的策展。

2015年，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回到青年时期插队七年的陕西梁家河，有感而发其梁家河的经历中有“大学问”。此言一出，陕西立刻出现了以“梁家河大学问”为主题的各种策展活动，梁家河成了红色旅游景点。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事实并不为假，但其重要性和意义正是通过策展而得以夸大。

政治宣传的内容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但其立场却永远是正确的。《策展革命》的最后一章讲述了一场围绕政治宣传而展开的鲜为人知的争端。文革初期，红卫兵在“破四旧”运动中，企图毁掉上海博物馆内的文物。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冒着被红卫兵打倒的危险，借助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其他理论，指出文物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最终成功说服了来势汹汹的红卫兵。其实，这场争端的缘由不外乎是当政治宣传所依据的伟大领袖自己的言说之间彼此矛盾的时候，人们该怎么做：是相应造反的号召，还是遵守保护国家文物的指示。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的祖父在文革中的一次遭遇。据他讲，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个红卫兵抓住他问道：“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显然，如果回答“能”，则意味着毛泽东思想可以从反面加以批判，那么就是对伟大领袖的挑战，难道你比领袖还高明；如果回答“不能”，则违背了毛泽东语录中所说的“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真理”，同样也是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自然，祖父回答的“能”，换来的是红卫兵的暴力相加。

政治宣传并不纠缠于前后不一、内外矛盾和逻辑冲突，而是永远将当下的言说定为正宗，并由这个正宗来制造和谐。政治宣传的残酷性在于，它永远都不需要对当下的“正确”进行解释。而宣传的接受者却要克服种种人性和逻辑的障碍，在不同版本的“正确”中苦苦选择、挣扎、解脱，最终成为牺牲品或受益者。过往的政治宣传，其再残酷，带给后来人们的也只是恐怖的记忆而已，其作用就是以这种记忆约束当下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讲，《策展革命》所注重的，正是作为个体的人与政治宣传进行互动及其结果。从蕃瓜弄的居民到“一大”会址的党史专家，从布置“功勋”展览的红卫兵到受过“爱科学，破迷信”教育的少先队员，书中的许多个体与政治宣传所产生的碰撞后果，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