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部兼具娱乐与社会意义的电影在中国内地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某种程度上讲，其成功是与中国监管部门“合谋”与“妥协”。

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徐峥饰演程勇

北京时间7月9日，根据中国票房网最新数据，以中国癌症患者面临高价药、假药等社会问题为题材的大陆电影《我不是药神》自7月5日首映以来，不仅口碑炸裂豆瓣网获得9.0高分，截至发稿票房更是六天内突破15亿人民币（1人民币合0.155美元）。有媒体预计影片票房超30亿人民币已无悬念，并有可能成为中国暑期档甚至年度票房冠军。随该片热映，中国抗癌病人面临高价药的相关问题也被广泛关注与讨论，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微博上更呈现刷屏之势。

7月8日中国国家医保局表示，相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对于纳入医保药品目录的抗癌药将开展专项招标采购，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格下降。

一部触及社会现实的电影在中国引起热议，中国政府表态称将尽快降低抗癌药的价格，传媒的议程设置与政府的政策决策在中国舆论场上显现出良好互动。“电影改变国家，舆论推动决策”在中国正显现出某种可能性。

事实上电影作为传媒公器的一种，其一方方屏幕不仅是提供了娱乐的功能，更是有启迪民智传达守护社会共同价值观的作用。而这一社会公器如何使用则显示了该国文化是否自信，是否有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纵观亚洲，韩国在电影这一社会公器的使用上堪称标杆。2011年电影《熔炉》的热映不仅让韩国警方重新调查当年性侵案件，更是推动韩国重新制定了性侵的量刑标准，通过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 2013年《素媛》的上映让韩国法院修改法律，提出加重性暴力犯罪刑期的上限，并直接推动了对性侵犯“化学阉割”的通过。同年上映的《辩护人》让“釜林事件”中因言获罪的五名被告在2014年，也就是事隔33年之后，终获无罪宣判。而《我不是药神》的成功，不仅展现了中国电影触碰现实题材并取得商业成功的可能，更展现了传媒如何与政府实现良好互动，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的可能性。那么该电影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

直面社会现实 话题具有公共性

电影作为传媒的一种，其天然职能是反映社会现实。《我不是药神》触及的是中国抗癌病人这一特殊群体。癌症在中国事关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切身利益，又因为其治疗难度大花费高，与之相关的话题也更受人关注。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4月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曾透露了一组数据，目前全国每年癌症发病约380万人，癌症死亡约230万人，五年患病人数约749万。然而抗癌药费用，特别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进口药费用则持续增高不下。这是目前中国面临的现状，也是为什么众多癌症病人购买印度仿制药，同时还是电影中设定的社会背景。

随着电影的热映，影片“药神”在现实生活中原型陆勇再次被提及。他曾是江苏无锡一家纺织品出口企业的老板，2002年8月被确诊患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为了延续生命，为了减少买药的花费，他在印度购买当地仿制的“格列卫”（治疗白血病）抗癌药服用，并将这一方法分享给其他病友。而他的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违法的，后几经波折被无罪释放。

当电影直面这些情与法、生命与现实的冲突与困境时，超强的代入感的不仅促观众思考反思，更是为整个社会的思考提供了空间。

传媒与政府的“合谋”与“妥协”

“批判的武器 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传媒作为一种舆论公器是“批判的武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舆论传播与评价的权力。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传媒都是有自己的立场与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在中国传媒是不能由私人掌握的，其基本上都是遵守政府行政命令，并为中国各级宣传部门所指导。因此传媒要想设置议题推动社会进步上必须与政府“合谋”与“妥协”。以《我不是药神》为例，电影设定事件发生的时间是2003年，而电影原型人物陆勇案发生的时间是2013年，而现在已经是2018年。十五年之差让中国官方对电影的敏感性会降低一些，毕竟是“十五年前的事情”。

再如，电影在展现了高价药问题和印度代购仿制药后，在电影的结尾陈述了我国近几年来的医改政策，于是某个程度上，它似乎也成为了我国医改政策的一本宣传手册。只是我想这并不是这部电影出于对审核制度上的忌惮，更多的是在传播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告知我们我国医疗制度的大好前景。而且目前“格列宁”已经纳入19个省市的医保目录，高昂的药费和印度仿制药通通成为历史。这种银幕上与银幕下的交相呼应，也最能触动人心。这样的“合谋”与“妥协”或许更为大家所接受。

另外影片中还有个细节颇值得玩味。《我不是药神》中，青年演员李乃文饰演的瑞士医药代表，实际就是影射生产治疗慢粒性白血病的“格列宁”的瑞士诺华公司。而有媒体称，诺华公司曾在2004年至2010年聘任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次子李振福。而有网友发现在此期间诺华中国区总裁的确与李振福同名。至于是否为同一人目前不得而知。 至于是否是导演想如此表达则是见仁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