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似乎大家都在谈《我不是药神》，我小人之心猜测一下，有一群人大概对此不会感到太高兴，那就是跨国制药公司的员工们。因为——这部片子让大家重新关注起原本老生常谈的廉价仿制药，乃至还可能开始思考现代医药行业的价格伦理。
　　这些问题敏感，难以回避，但制药巨头们可能并不喜欢提，也许他们希望大家都不要去想。

　　无论是电影里还是现实中，病人不走正规渠道买正版的药，而是千方百计通过灰色渠道去买不合法的印度仿制药，原因都只有一个：

　　正版的专利药太贵了，普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根本买不起。

　　拿电影里提到的“格列卫”来说，瑞士制药巨头诺华耗巨资研制，对治疗白血病有神奇的疗效，可以把病人的五年生存率从50%提高到90%。

　　查了下资料，这样一个神药，中国市场的价格是每盒23500元，每盒只够用一个月左右，这样的天价绝非普通工薪家庭能够承受。

　　GQ杂志有篇报道就提到，电影的原型人物陆勇在确诊白血病后吃了两年格列卫，一共花了56.4万元。

　　而印度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效果和正版相差无几，但价格却只有正版药的几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人人吃得起。

　　格列卫的价格还不算太离谱的。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吉利德研发的一种丙肝特效药索非布韦(Sovaldi)，12个星期的疗程需要84000美元，相当于每天1000美元。

　　世界上最昂贵的药依库珠单抗(Soliris)，维持一个病人一年的用药量需要花费40万美元，载入吉尼斯纪录。

　　为什么那些制药巨头要把用来救命的药卖得这么贵呢？贵自然有贵的道理。

　　和任何一个医药行业的人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一定都会告诉你：

　　药品研发是一项高成本的事业，需要投入几亿乃至十几亿美元，耗费十多年时间，才能完成一种新药的研发；

　　药品研发同时也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有无数的因素影响最终的成功，从新药立项到产品上市，成功率不到2%，其余98%的项目血本无归，计算新药成本的时候必须把那些失败项目的投入也算进去。

　　所以，必须要卖得贵，高风险必须要有高回报，高成本决定了高售价。那么如何保证高售价呢？关键就是两个字——专利。

　　新药研发成功，申请了专利，在专利保护期内任何别家公司都不能生产同样的药品，没有竞争，自家的药想卖多贵就能卖多贵，制药公司的权益就得到了保护。

　　制药公司们还会振振有词地给我们洗脑：医药行业的创新严重依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不用法律手段保护药品专利，哪个公司会吃饱了撑的花十几年几十亿美元去投入失败率超过98%的项目？以上，就是欧美医药行业自成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行业得以运转至今的逻辑基础。

　　乍一听这套逻辑挺有道理的，但仔细想想，会发现有很多说不过去的地方。

　　通过专利建立的法律壁垒，本意是保护药企的合法权益，但事实上却帮助他们形成了垄断，反正没有别的竞争产品，只要我的药能有效续命，卖再贵都有人买。这样一来，药企追求的就不只是合理的利润，而是暴利。事实上制药行业如今已经是美国利润率最高的行业，药企的利润水平超过汽车和石油公司，和银行不相上下。

　　世界上卖得最好的几种药物，每年的销售额都在百亿美元量级。比如辉瑞的立普妥(Lipitor)，年销售额就曾经达到120亿美元，前期研发的十几个亿投入几乎是眨眼间就能收回。

　　考虑到药品本身的生产成本极低，那之后赚的钱就几乎都是纯利润了。

　　2012年，全球各地100多位肿瘤学家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制药巨头削减癌症药物的价格。

　　其中一名肿瘤学家质问生产格列卫的诺华：

　　“如果一年能赚30亿美元，你们会愿意只赚20亿美元吗？是什么时候，跨过了从利润到暴利之间的那条线？”

　　英文里，利润是profit，暴利是profiteering，两个词同源，过分地追求利润，就成了强取豪夺牟取暴利。

　　美国药品的专利保护期一般是20年，超过这个年限就不再受保护，任何企业都可以自由仿制，仿制药的价格通常只有正版药的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正版药也只能被迫降价。

　　这个时间点，美国人称之为“专利断崖”，英文原文是patent cliff。专利断崖的大限一到，意味着这个药的暴利宣告结束。为了应对这个局面，药企想出了一个策略，叫“万年青”，evergreen，就是对专利保护期即将结束的药品进行改造，然后再去申请专利，这样就又有很多年的暴利可吃。

　　这些改进，很多时候都只是小修补，但制药巨头们聘请最好的律师，总有办法让专利申请得以通过。有时候，那些制药巨头们甚至花钱去收买其他生产仿制药的公司，让他们不要生产仿制药。对于一个年销售额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药来说，能多延长一个月、乃至一天的独家垄断，都意味着巨额的利润。

　　而被迫为此买单的，就是病人和保险公司。

　　也许你会说，自由市场经济，企业追求利润无可厚非，而高投入高风险得到高回报，更是天经地义。其他行业不也是这样吗？好莱坞拍一部电影，票房几十亿美元，不同样也是暴利？他们严厉打击盗版，不允许山寨翻拍，为什么就没有人骂？

　　可是别忘了，药不是一般的商品，是用来救命的。电影票太贵，观众可以不看；但药再贵，也总得买，穷人倾家荡产也买不起，那就只能等死。

　　在已经获取了巨额利润以后，仍然千方百计维持高价，不管千万人死活，这不是黑心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药巨头们都是天使和恶魔的合体。

　　而且，在美国，医药行业并不完全是自由市场竞争，而更是金钱政治游戏。

　　制药巨头们积极通过捐献和游说的方式对政客施加影响，从而确保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能够出台，把那些不利的法案条款扼杀在襁褓之中。医药行业花在影响美国政客上的公关支出，要远远超过其他行业。从药品的定价、到新药的批准，背后都有他们挥舞着美元的身影。

　　美国绝大多数参议员、众议员，都或多或少地从跨国医药巨头那里拿到过好处。去年10月，特朗普提名共和党众议员汤姆·马里诺(Tom Marino)担任白宫毒品控制办公室的负责人，消息公布后引起很大的争议。最终马里诺只能谢绝总统好意主动退出了提名。

　　原因是，马里诺曾经为了维护制药公司的利益，主导提出一项限制美国缉毒署执法权的法案。该法实施以后，含鸦片类止痛药的滥用和成瘾更加流行，滥服止痛药致死的人数创下新高。

　　特朗普有一次公开向制药巨头开炮说，“医药行业给政治人物提供了大量的捐献。”然后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身边的众议院多数派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接着说，“我不知道，也许你都收过他们的钱。”

　　美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例只有4%多一点，但却占到了每年全球药品销售额的将近一半，原因就是美国的药价实在太贵了，比别的国家贵得不是一点点。

　　美国的医疗体系失败得一塌糊涂，药价原本就是全世界最高，很多药品都是天价。但就是这样，每年美国的药价还是能维持10%的涨幅。面对强势的药企，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任何议价能力。

　　而印度，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这样的玩法。印度在1970年修订了《专利法》，不再对药品化合物授予专利，意味着印度的药企可以自由仿制跨国巨头们研发出来的新药。

　　印度人的逻辑很简单：药太贵，买不起。高昂的药价连美国人都难以承受，更何况人均收入只有美国几十分之一的印度人。

　　从此仿制药在印度大量出现，救命的药品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同样效果的药，在别的国家卖几万美元，而印度的仿制药只要几百美元。
　　

　　这些平价药不但救活了印度人，也成为全世界穷人的福音。印度的制药行业蓬勃发展，让印度成为了世界的药房。

　

　　1995年，印度加入世贸总协定，承诺从2005年起尊重药物的知识产权，但印度政府在审批药品专利时仍然十分慎重。

　　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因为是在2005年前就已上市，所以无法在印度享受这样的保护。

　　于是诺华就想到了用前面提到的“万年青”策略，对格列卫做小幅度的改进，试图以此为由在印度申请专利，但印度政府没有批准。

　　诺华不服，官司打了六年，印度最高法院在2013年终审裁定，诺华对格列卫所做的改动没有任何突破性革命性的进展，不应该被授予专利。

　　跨国制药巨头在美国畅通无阻，但在印度被这样狙击过很多次。

　　应该说印度模式的出现有历史因素，也确实会抑制创新，不可能在全世界普遍推广——如果每个国家都不让制药巨头们赚钱，那他们大概就真的没有动力会去继续研发新药了，那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像美国那样受制于跨国医药巨头，救命的药变成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承担的昂贵奢侈品，那同样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吧？

　　所以印度模式的存在是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这是对已经陷入疯狂的医药秩序的一种现实平衡，至少能给全世界生了重病却吃不起药的穷人们提供一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