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人物崔永元爆料娱乐圈的“阴阳合同”之后，在公众讨伐冯小刚和范冰冰(专题)的同时，对崔永元这个人的争议也不断白热化。

　　随着崔永元爆料娱乐圈“阴阳合同”的不断发酵，争议的焦点开始发生变化

　　对崔永元的态度逐渐裂变为三种：第一种是反对，持该态度的人认为，崔永元之前对待转基因的态度、靠红色电影治愈抑郁症、以及认为崔永元此举背后是有某种力量的支持，因此他不值得被歌颂；第二种是支持，将崔永元、柴静、袁立等并列，认为他们是公众人物中的一股清流，代表着正义与敢言，但同时也指出，支持崔永元并不意味着赞同他全部的观点和观念，而是追求、捍卫一种现代自由民主社会最可宝贵的东西：名誉权、批评权、人格尊严；第三种，则是将崔永元奉为中国的脊梁。

　　对于这三种声音，各有不少拥趸者，甚至不同观点的支持者间掀起骂战。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崔永元爆料演艺圈的“阴阳合同”以及认为中国作家刘震云有辱知识分子的人格，而随着事情的发展，一方面国家税务部门也开始介入影视圈的纳税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如上所述对崔永元其人的争议。

　　与由此掀起的“阴阳合同”、娱乐圈的种种潜规则的声讨相比，围绕崔永元的争议，这一现象引发的问题能够引起如此深刻的关注，背后映射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可以看到，在反对崔永元的声音中，他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崔永元是公众人物，对他的道德理应高于对普通人的要求，他“公器私用”泄私愤，不是君子所为；并认为攻击范冰冰与刘震云的女儿、徐帆等行为是比较龌龊的，已经超出他讨伐刘震云冯小刚等同态对抗的范畴。崔永元指责范冰冰冯小刚等，已经上升到正义对邪恶的程度，上升到理性主义对丑恶势力的程度，这已经是公共事件，所以应当以公理论之。在这个意义上讲，在反对声音中，认为公器私用是不对的，不配做“国家的脊梁”。

　　而崔永元在接受专访时曾坦然承认，自己就是为了保护妻女，就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从来没想过做什么”国家的脊梁“，不要把他架到这样的高度。

　　娱乐圈“阴阳合同”是社会危机的一种表现

　　关于崔永元其人其事的各种分析文章，也不断出现在互联网。客观地讲，对他的各种解读以及由此引发的潮水般争论，这个应该更引起关注。公众寄予了这样一个人物太多的期待，把他按照理想人物的模板去设定，用道德的极高标去做出要求，容不得瑕疵，甚至是圣人的标准。这大致是对现实失望的投射，而他承受不起这么多被假定的理想主义的光环。

　　社会各个领域的专业道德普遍出现颠覆性破坏，可以说，这种“怪象”，也是社会出现全方位的底线危机所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崔永元和柴静等的坚持，才更可贵，才是这个欲望无限膨胀的社会中，最稀缺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