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19岁的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收购了俄亥俄州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报纸，很可能花了450美元。到了1920年他竞选美国总统时，这份报纸让他变成了富豪。哈丁以企业家的形象参加竞选，承诺“让政府少管企业的事情，让政府更像企业”。他往往被形容为美国最没水平的总统，直到现在。

　　“商人谬论”——有关商界富翁（从来不是女性）能够比单纯的政治人物更好地管理政府的理念——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基本承诺。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女婿、房地产同行继承人、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他在白宫的生意往来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的陨落如此说明问题。库什纳是商人谬论的化身。以下是这之所以是谬论的原因。

　　• 管理企业比治理国家简单得多。两者甚至并不能用跳棋和国际象棋之间的区别来解释，而是跳棋和在无限大的棋盘上同时下几盘国际象棋的区别。

　　特别是在美国，企业只有一个目的：盈利，通常是在某个行业盈利。最简单的公司——像库什纳家族和特朗普家族这样的私有家族企业——不需要担心股东。老板决定一切。他不浪费时间在官僚的表格上列出自己的境外关系人。如果某个雇员碍事——比如一心追查“通俄案”的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你就炒掉他：嘭！纽约房地产界没有无聊的制衡机制。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政府要处理无法解决（甚至无法完全理解）、只能管控的“棘手问题”：社会不公、敌对大国或者气候变化。硅谷的“解决主义”在政坛很少管用。

　　管理政府有点像管理一家上市的大型综合企业或美国军队。但事实上，总统一职本身很特殊，因此候选人的性格和智力比经验更重要。

　　• 商人出身的政治人物往往盲目自大。这通常源自于“金钱至上的错觉”：有关人生是一场发财致富的竞赛，因此富人（“赢家”）拥有独到智慧的观念。

　　很多商人想象自己在自由市场中白手起家；只有“让政府少管企业的事情”，才能让更多人走上这条路。这种自我形象往往忽视了大环境：此人的父亲打造了这家企业（最终因某个荒谬的技术细节而入狱）或者政府确保他的合同得到履行，并为他的员工提供了教育。纠正商人谬论的方法是思考刚果商人的命运：他们会因感染霍乱而英年早逝。

　　曾在库什纳的报纸《纽约观察家》(New York Observer)当主编的凯尔•波普(Kyle Pope)回忆了他的老板对新闻从业人员的“鄙视”：“感觉几乎像是，‘如果你的年薪只有3万、4万美元……你必然是个十足的输家’，”他在《名利场》杂志(Vanity Fair)的一个播客上表示。库什纳似乎同样鄙视在简陋的政府办公室（记得特朗普曾称白宫是“垃圾场”）工作的没出息官僚。在你对付中国时，为什么要聆听那些从未解决过中国问题的所谓中国专家的意见？

　　美国富人倾向于蔑视政治人物，因为他们已经学会把后者当作卑微的服务提供者，只会直挺挺地坐着乞求捐款。库什纳的父亲是民主党的捐款者，曾经让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他位于新泽西的家里留宿。（当时这位以色列的未来领导人睡在贾里德的房间里；而贾里德搬到地下室睡了。）

　　• 商人臆想自己是多面手：他赚了钱（至少他父亲赚了钱），所以他可以把自己的技能运用于任何政治问题。真相是，他是个专家：他了解纽约的房地产行业，但不了解伊拉克问题。

　　• 任何经营创办已久的家族企业的人，在进入政府时几乎都会不可避免地带着利益冲突。从5岁时起，他就开始在餐桌上听到有关企业福祉的谈话。所有的家庭关系都围绕企业福祉构建。英国成功企业家、如今帮其他企业家出售公司的麦克•德赖弗(Mike Driver)称，家族企业就是他们自己。“你怎么能指望那个人不以家族企业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行事呢？”

　　这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之前。当哈丁担任美国总统时，他那份俄亥俄报纸的执行主编在遇到问题时会联系他，问，“你有什么人脉能帮助我们？”

　　• 家族企业在家族以外也精心设计人际关系。德赖弗称，“对于过着那种生活的人来说，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能为你做点什么。他们甚至很可能不认为这是错的。这只是他们的人际关系的性质。”如果你在处理政府事务时见到的一位富有的商人，可以帮你解决第五大道(Fifth Avenue) 666号明年到期的12亿美元抵押贷款的烂摊子，那是缘分。

　　• 很多商人认为政客们可以搞砸事情而不受惩罚，而商界（往往被称为“现实生活”）是最强者才能生存的环境。即使在特朗普6次破产（就连他的赌场也破产了）、以及库什纳在2007年市场高点以创纪录的价格买下第五大道666号后，这种信念仍然存在。

　　库什纳看来会出局，特朗普很可能不会成为终身总统。但美国的下一批商人救世主们正在硅谷排起长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