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外交部长王毅在回答记者就中印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印要龙象共舞，而不是龙象争斗”，“中印1+1不仅等于2，更等于11。”王毅的这番表态引起一些印度媒体的正面回应，联系到近来印度政府阻止高级官员参加达赖喇嘛流亡纪念活动，以及坊间盛传的习近平或李克强将于今年访印的传闻，观察家们纷纷表示，2018年或许将看到中印关系的转折点。

　　与此同时，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合作的构架已颇具雏形，以安全合作为基础的、四国之间更广泛的联盟也似乎呼之欲出。按照中国学者的说法，川普政府推出的“印太战略”，简单来说，就是“奥巴马时代的重返亚太战略+印度”，既然中巴经济走廊和中缅油气管道都避开了马六甲海峡，直达印度洋沿岸，遏制中国的战略自然应该扩大到印度洋，而印度是这个区域最具实力的国家，自然成为美日拉拢的对象。

　　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拼图，印度智库和战略学者们都非常清楚。然而，无论是印度政府的决策人物还是智囊团里的参谋们，却没有人愿意明确表示：印度应该坚定不移地加入到美日澳印四国联盟当中，来对抗中国在印度洋区域逐渐增加的影响力。印度这种三心两意的态度，不仅与印度历来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关，也是其为印度国内的经济现实所左右的结果。

　　大国地位的重要性

　　印度一直以成为世界性大国为努力的目标。印度建国之初，开国总理尼赫鲁就留下了至今仍影响着印度人民的名言：“印度以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尼赫鲁不仅如此定义了独立后印度的奋斗目标，也身体力行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和领导者，也成为1955年万隆会议的第一主角。此后的几十年，尽管印度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跻身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但仍保持着南亚地区的领袖地位。

　　随着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印度重新燃起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希望，尤其是莫迪总理上任之后，印度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全球性事务，并制订了诸如“东向行动”、“香料之路”等旨在将自身影响力提升到超越南亚区域的战略。

　　不过，印度希望成为世界性大国的目标，并非与“遏制中国”捆绑在一起的。今年共和日游行、印度破天荒地邀请东盟十国首脑作为观礼嘉宾，以及3月6日印度召集了16国海军在印度洋上举行的军事演习，其首要目的都是要彰显印度的“大国地位”，而并非“对抗中国”。

　　压抑的敌意

　　印度政府视对华外交为印度外交事务的重中之重，印度外交部的几届掌门人都曾经是驻华大使，从中即可见一斑。然而，印度人认为，中国将对印外交放在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上，中印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不对等。新德里“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员郑嘉宾博士（Jabin T. Jacob）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反复强调：“中国不该忽视印度。”

　　2015年以来，中国在印度寻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和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等议题上都投了反对票，中国在印度周边国家大举投资从而加强了在南亚的影响力，这一切使得印度对于“后院起火”感到担心和警惕。尤其是当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 —— “中巴经济走廊” —— 通过了印巴争议的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印度不仅觉得脸面上过不去，而且担心中国会因为中巴经济走廊的项目而介入印巴的领土争端，从而改变克什米尔地区的力量均势。这些担心直接导致了印度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抵制。

　　对于中国日益深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印度的反感可谓越来越强烈，最终在中印洞朗对峙事件中得以爆发。正如印度前外交官、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的赞助人拉加万（B.S. Raghavan）所指出的：“中国将印度推进美国的怀抱。”

　　而美国全球政策中心（Center for Global Policy）高级研究员阿约布（Mohammed Ayoob）则用“压抑的敌意”（Suppressed hostility）来形容印度对中国的态度。阿约布在澳大利亚《战略家》（The Strategist）网站上撰文指出：印度没有公开表示加入美日澳印同盟，反映了印度对中国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新德里认为北京是其主要竞争对手；另一方面，经济上、甚至地缘冲突上的原因阻碍了印度公开对中国采取对抗立场。

　　中国调整对印关系

　　洞朗对峙后，中国的印度问题专家们纷纷对中国近几年来的对印政策作出反思，达成的基本共识是，中国在过去“确实忽视了印度”，尽管这种“忽视”源于中印在国际事务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以及双方在区域性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但至少，中国在印度最为关切的一系列问题上，没有给印度这样一个自视甚高的国家足够的面子。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叶海林在去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作出了详细分析，他指出：“印度希望用洞朗事件扭转一段时间以来中印关系发展不利于印度的态势”，“印度的冒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的中印关系发展作了一个方向性调整。”

　　叶海林没有明确提出这种“方向性调整”的具体做法，而是对未来的中印关系发展做了一些“预判性思考”，其中包括中国在边界问题、西藏问题上的“底线强调”，以及如何削弱印度对自身地缘政治地位下降的担心。作为中国官方最权威智库的印度问题专家，叶海林的“思考”必定对中国对印政策的调整起到一定作用，近来两国关系之间的一些“转向迹象”很可能是这些“思考”的结果。

　　据《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报道，2017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了844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了18.63%，其中，印度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大约40%。尽管印度仍是双边贸易中存在逆差的一方，但出口的强劲增长让印度人看到了贸易平衡的可能性。此外，中国成为印度外来投资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中国的手机、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等企业都于去年加大了对印投资力度。

　　而据印度《经济时报》（Economic Times）3月4日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可能于今年出访印度。记者向中国方面的消息人士询问该消息的可信性，只得到了“再过一阵子就揭晓”的回答。不过，从印度政府限制高级官员参加达赖喇嘛流亡纪念活动一事来看，中印关系正在朝着“化解对立”的方向发展。

　　不过，中印关系若想达到彻底消除猜忌的信任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的根本结症在于双方的边界争端，以及因争端而造成的几十年的互信缺失。正是这种互信的缺失，使得印度在是否联合美日澳、对抗中国的问题上不得不留有两手准备。